安来顺委员：在社会变革中探索博物馆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9-03-06 10:39:14 来源：国家文物局已浏览次

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愈益受到政府、业界和公众关注的持续“火”起来的“博物馆现象”，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安来顺，请他从国际博物馆发展的宏观角度与读者分享一些他的观察和思考。

　　问：近年来博物馆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博物馆现象”或“博物馆风景”。您作为文博界的政协委员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国际博协副主席，可否以国际视角谈谈对博物馆行业发展的总体印象？

　　答：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而且仍然在持续发展中。根据国际博协的资料，1975年世界各国登记的博物馆总数大约为25,000座。到2012年，仅收入Museums of the World的博物馆数量就达到55097座。排除各国对博物馆界定的标准、统计口径的差别，我们可以保守地估计，目前世界博物馆总数超过8万座，这意味着世界上至少70%的博物馆是过去40年之内建立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贡献率最大。这还仅仅是对量化指标的观察。更有意义的是，近年来博物馆在社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积极主动，例如增进多元文化沟通理解、助力新兴创意产业、介入可持续文化旅游、关注社会重大议题、推动数字科技进步等等。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博物馆属于一种朝阳事业，可释放的潜力巨大。

　　问：您认为世界范围内博物馆这些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有哪些？或者说，当今社会环境中的哪些方面对今天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答：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其中若干种来自社会的外部因素对今天博物馆的理念和运行产生了直接作用。例如休闲产业的发展为公众闲暇时间的分配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要让公众不断地走进博物馆，总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吸引力；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渗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博物馆不可能是一块“飞地”，甚至要成为最酷的空间；文化旅游讲求的内容品质和高经济收益，使博物馆经常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而接待越来越多的游客已是博物馆的常态；在知识经济带动下的终身学习再次成为社会时尚，而作为知识和智慧提供者的博物馆必须要有所作为；公众使用文化资源的动机和方式的传统模式已然发生改变，博物馆需要放下身段，更多地进行以观众为核心的互动。

　　单就文化因素而言，我认为对今天博物馆产生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是遗产保护理念的进化与发展，因为遗产保护是离博物馆专业最近的学科。今天的遗产概念，已经完成了从罗马法律体系中“今天的人因继承而得到的财产”到“文化认同的方式、集体与个别记忆、或社会与文化价值载体”的演变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993年、2003年关于遗产的界定，强调了遗产保护中“人文性”和价值核心理念。在这样一种从挽救“消失”到“价值”发掘，再到“意义的彰显”的遗产保护观之下，博物馆需要经过不断努力才能跟上步伐。

　　问：记得去年“两会”期间您接受我们采访时提到，中国博物馆遇到了一些“成长的烦恼”，这是中国特有的吗？

　　答：在一个信息、思想、方法都跨时空地流动交换时代，特别是博物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我认为尽管我们中国有许多自己的国情，但总体上讲各国博物馆的话题，还是有很多共同至少是相似之处的。我们当然要研究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也要正视一门专业的共性，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所谓“成长的烦恼”，就是“成长”之中的“烦恼”。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无论是国内国外，今天博物馆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在前面的交流中已经或多或少涉及了博物馆的“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在全新的形势下，博物馆必须要通过开拓创新在应对变革中求生存、求发展，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甚至会被社会遗忘，而事实上博物馆正在获得成功，这是主流。但同时，任何创新都会有风险甚至要为失误付出代价，再通过总结实现新的进步。在这个时候，开放包容的氛围至关重要。有了这样的方法论，我们才能理性看待问题、挑战带给我们的“烦恼”。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创新中找到我们博物馆的“边界”。

　　问：如果您所说的挑战在国际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话，您能列举出一两个方面吗？如果能举一两个例子最好。

　　答：例如博物馆运行的经济环境问题。过去博物馆对经济范畴的问题相对陌生，也不敏感。那么今天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整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博物馆将产生怎样潜在影响？博物馆如何为应对这种形势调整策略和行为？博物馆进入相对陌生的经济领域之后如何审慎处理自身的专业标准？博物馆经济活动的动力、活力、潜力、保障力和可持续力究竟源自何方？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博物馆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仍处于探索过程中，需要的是直面的勇气、探索的耐心、运作的智慧和创新的理性。

　　又如博物馆的职业道德准则问题。今天博物馆的功能在持续外化，在这种必然的逻辑中，过去博物馆的职业道德标准主要用于调整博物馆内部的主体关系，而如今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博物馆的外部关系，诸如经济创收、企业赞助、敏感文化物品、社区利益诉求、新型伙伴关系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外部关系。博物馆借助精神工具来进行“可做与不可做”“该做与不该做”的自我判断。基于博物馆的本质属性，它所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是什么？博物馆所有的活动是否坚守住了学术理性而非趋同于其他文化项目？在博物馆资源使用社会化时，是否可能对博物馆构成学术和文化公信力上的实在或潜在的危害？

　　近年来各国博物馆介入商业活动越来越多。但一些博物馆在尺度把握上出现问题，如2017年大英博物馆展厅照片收费引起的法律诉讼，2018年初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对卢浮宫展览的赞助等，都曾引起业界和公众的许多质疑，也使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有鉴于此，2018年3月27日，国际博协发表正式声明重申《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的相关原则：“不论资金来源或治理模式如何，博物馆都应保持对其项目、展览和活动的内容及其完整性控制。创收的活动不应损害机构或者公众利益。博物馆高度的专业性和机构的正直以及自治不应因为财政利益受到损害”。

　　问：最后，您能否建议一两个国际博物馆的标准性的文件，供博物馆同仁研究借鉴？

　　答：一部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博物馆举办者、博物馆与收藏、博物馆传播教育、博物馆公众利益以及博物馆从业者行为标准的问题。第二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通过的《关于保护和加强博物馆与收藏及其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建议书》，简称为《UESCO 2015建议书》，它从处于全球化与多样化交织中的博物馆、处于和经济与人民生活品质联系中的博物馆、处于公众对其社会角色新期待中的博物馆、处于信息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中的博物馆四个方面，对当今博物馆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博物馆相关政策制定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责任编辑：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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