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青铜器之乡―――宝鸡

　　宝鸡古称陈仓，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西端，守八百里秦川之尾，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西连通甘、青，南接巴蜀的战略要冲和交通枢纽。这里地势平缓，土质肥沃，气候宜人，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一块宝地。史载，宝鸡不但是华夏始祖炎帝的故里，而且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和畿辅要枢，青铜文化遗存极为丰富。自西汉年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尸臣鼎”到晚清的“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禹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两千年来，宝鸡出土的青铜器数以万计。近百年来，这里不断出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大，制作之精美，铭文之重要，都是惊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更是令世人瞩目，诸如西周初年的重器何尊的发现，史籍失载的鱼国墓地精美青铜器的出土以及岐山董家、扶风庄白、眉县杨家村批量窖藏精美青铜器的问世，极大地震动了考古和历史学界，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的反响。1997年，向世人展示这些青铜瑰宝的国内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对外开放，2004年，江泽民同志为宝鸡题写“青铜器之乡”，使早已以“青铜器之乡”著称的宝鸡更加引人注目。为了更好地展示以青铜器为载体的周秦文明，市委市政府大手笔规划，高起点运作，一个规模更为壮观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正在建设之中，落成之后，“青铜器之乡”大地上出土的现已著录的15000余件青铜器将展现在世人面前，向世人诉说中华民族这段厚重的历史。

　　宝鸡地区青铜器的发现出土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传世品。大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如闻名遐迩的四大青铜国宝——毛公鼎、大禹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它们都是在清代末期被发现的。相传这些青铜瑰宝虽都出自宝鸡，但由于时间久远，加之当时考古学还未建立，其具体的出土地点大多比较模糊，难免给人留下了一些遗憾和悬念;二是盗掘。据文献记载，现在流落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地的中国青铜器，相当一部分是民国时期军阀党玉琨在宝鸡地区大肆盗挖古墓后卖到国外的，如现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鸟纹提粱卣和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周公东征方鼎等就是其中之一。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宝鸡地区特别是周原地区，凡西周时期的墓葬，95%都在早年被盗，人们常把这些墓葬叫作“空墓”，证明自西汉以来，盗挖西周古墓以获取青铜瑰宝的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这是造成宝鸡地区青铜器遭到破坏和流失的最大途径;三是考古发掘获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文物保护法规的逐步完善，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考古科技手段的进步，使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青铜器的保护有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1974年冬，宝鸡如茹家庄、竹园沟的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无意中挖出了马骨和青铜器，他们及时向政府报告，后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跟踪调查，发现那里是一处历史上未经盗扰的西周墓地，经过抢救发掘，共获得各种精美的青铜礼器190多件。1975年冬，岐山县董家村农民在村西的取土场发现了青铜器，省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得到报告后，及时进行调查清理，发现是一处青铜器窖藏，里面藏有刻有中国第一部土地交易铭文的卫盉和刻有中国第一部法律判决文书铭文的仲（音）匜等青铜器37件。1976年冬，扶风县庄白村农民在村西南平整土地时，在一处断崖上挖出青铜器，正在此地举办考古培训的西北大学教授刘士莪和罗西章等文物考古工作者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这是一个数量巨大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包括史墙盘、折觥在内的精美青铜器共103件。2003年冬天，眉县杨家村村民在村北取土时，又一镢头挖出一个埋藏青铜器的洞穴，他们把这个消息及时报告给当地文物行政部门，考古工作者连夜进行抢救清理，共出土大型青铜礼器鼎、盘、盉、盂、壶、鬲、匜等27件，令人震撼的是这27件青铜器上件件都有铭文，其中来盘的铭文长达372字。这个青铜窖藏所在地杨家村自1955年以来屡出青铜器，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但是这一次窖藏的发现，因其形体之大、铭文之长、内容之重要、保存之完好，都极为罕见，消息一公布，立即震撼了海内外，被誉为本世纪的第一重大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仅仅是宝鸡地区众多青铜器窖藏的一个缩影，它构成了“青铜器之乡”青铜文化的一大特点——青铜器窖藏。在绝大多数西周墓葬早期遭盗扰，形成十墓九空的情况下，这些窖藏的青铜器历经数千年能保存到今天，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农民，是他们发现这些青铜瑰宝以后，能主动地报告国家，才使这些青铜瑰宝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保护。

　　考古发现表明，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周时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从时代上看，主要是西周时期的，其次是春秋时期的，商代晚期也有发现，但数量不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从器类上看，主要是青铜礼器和乐器，如鼎、簋、鬲、豆、盂、觥、瓿、彝、盉、盆、盘、匜、尊、壶、爵、觚、卣、觯、钟、鎛等，其次是兵器、生活日用品、生产工具和车马器，其种类之全，几乎涵盖了青铜器的方方面面。

　　青铜礼器主要是在商周时期繁文缛节的礼仪当中使用的，或在祭祀活动中陈于庙堂，或在生活礼仪中用于宴饮，或在殉葬活动中用于明器。因为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因此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又因为它在商周时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一般的平民阶层是不能使用的。

　　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中制作十分精美。尤其是西周青铜器，造型浑厚凝重，花纹繁缛富丽，与商代青铜器相比，胎体开始变薄，但仍不失浑厚庄重之感;纹饰虽然逐渐简化，但却变得更加精细流畅。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宝鸡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刻有铭文，人们又都称其为金文或钟鼎文。这些铭文从早期到晚期，字数逐渐呈加长趋势，从几个字到几百字的长篇不等。青铜器铭文一般都是阴铸在器物的底部或器壁上，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内容，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是研究商周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经科学发掘获得的青铜器的铭文价值更是巨大，尤其是具有明确纪年月日和月相记录的铭文，更是研究断代的珍贵资料。比如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毛公鼎，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宝鸡岐山，腹内有铭文32行、499字， 记述周宣王诰诫，不但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而且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有些铜器可据铭文内容推定属于某王而成为标准器，如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的何尊为周成王五年名何者所作，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为了更好地对付商和东夷的剩余势力，在天下中心营造成周（今在洛阳东郊）的事。铭文内容可与《尚书》的《洛诰》、《召诰》互为印证补充，被定为国宝。这些铭文中多有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的资料，如涉及土地制度的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格伯簋、散氏盘等，还有涉及西周法律制度的仲（音）匜等，这些都成了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的极其重要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