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九旬仍奔波看文物遗迹

　　宿白

　　（1922-2018）

　　1922年出生于东北沈阳，1940年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

　　他是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参与创办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协力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科教育体系。他致力于汉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研究，是中国佛教考古开创者。一生留下多部著作，从早期的《白沙宋墓》，到后来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汉文佛籍目录》、《中国古建筑考古》、《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均影响深远。

　　昨日上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宿白是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曾参与创办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协力规划了中国考古学科教育体系。他致力于汉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研究，是中国佛教考古开创者。今年2月1日，他走完厚重的96载，于北京病逝。

　　宿白专心治学、勤于科考，正如他喜欢的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在浩如大海的考古领域，他心无旁骛，一生推进中国考古研究与考古教育事业，并留下多部著作，影响深远。

　　结缘北大近八十载

　　1922年，宿白出生于军阀割据时期的东北沈阳。1940年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云集了一批名师，宿白获益颇深。1944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攻读研究生。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北归。研究生没毕业的宿白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很快，北京大学重新组建了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在老师推荐下，他又参与了考古组工作。在加入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后，他又攻读了考古学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导师，是向达、梁思永、裴文中等人，与宿白同阶段读研的，还有漆侠、安志敏、蔡美彪等人。

　　安志敏的女儿安家瑶出生于1947年，于1979年考取了宿白的硕士研究生，后留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安家瑶告诉南都记者，宿白与其父安志敏关系甚好，宿白念研究生时还曾到她家吃饭。

　　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从城内红楼校区迁往现址燕园，宿白才正式加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在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期间宿白曾教授他多门课程，其舅舅是历史学家蔡美彪。冯时回忆：“老一辈的关系非常好”。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考古专业，由苏秉琦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夏鼐、裴文中等人为兼职教授。冯时称，苏秉琦做考古教研室主任时，宿白辅助他工作，具体负责课程设置、实习安排等。

　　自1952年始，宿白主要教授汉代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1981年，他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1983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系，他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虽然宿白在1992年退休，但他一直为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授课。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还为博士生开设了课程，讲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2013年，年过九旬的宿白，获评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

　　学风严谨弟子深受影响

　　谈到宿白教书育人，冯时告诉南都记者，他曾听前辈讲，宿白年轻时在讲台上风流倜傥，没有什么讲稿，讲课信手拈来。而给他们上课时，宿白已60岁了，都是按事先准备的提纲授课。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晋宏逵曾在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工作，他告诉南都记者，宿先生的讲稿逻辑非常强，上课时不停地记笔记，只有他在黑板上画图时，大家才能停下来喘口气。“下课时有东西没记下来，去找他借讲稿，一页纸密密麻麻，写着讲课脉络等内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是晋宏逵同班同学，在他看来，宿白讲课条理非常强，语速掌握非常好，只要认真记录，每个字都能记下来。“宿先生的笔记还留着呢，可以一辈子查阅。”他说，宿白经常在黑板上画图，素描非常漂亮。

　　在许多学生眼里，宿白上课非常严厉，迟到的学生在门外站很久才让进来，但同时也很关心学生。

　　宿白重视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学风，对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书的秦大树是宿白的学生，他就深受宿白这一理念影响：“宿先生非常重视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运用古代文献。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时，他要求学生 听历史系的文献课和断代史课 ,一是要 了解历史 ,二是要 学会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献 .”

　　“发现”云冈石窟研究文献

　　宿白是考古大师，冯时说，“他能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关键是他文献功底扎实。读文献是一个很考功夫的活，有人读看不出什么新东西，他读得非常细，能从文献里提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947年宿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与善本书籍整理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看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重修情况，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他结合已有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写成文章在1956年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内外广泛注意，尤其是研究云冈石窟的日本学者。1978年，他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82年，他再次发表文章。

　　对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考古学家徐苹芳评价：“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宿白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对于佛教石窟的研究，他写成了《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著作。其中，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尤为瞩目，填补了这一领域空白。

　　考察石窟寺是件极为辛苦的事情，晋宏逵曾陪宿白四处考察。晋宏逵向南都记者讲述，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陪宿白考察河西走廊石窟时，永靖县炳灵寺169窟距地面几十米高，有些地方只能凭垂直木梯上下，到了上面窟内，宿白一边大口吸随身带上来的氧气，一边感慨说，“当年阎文儒先生太不容易了！”阎文儒曾在早年到河西走廊考察。

　　在佛教考古领域，多年来他培养了不少人才，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正是宿白带着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

　　实地调查促进古建筑保护

　　宿白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始于1950年。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宋墓的发掘。1957年出版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白沙宋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冯时向南都记者介绍，作为宿白的最早成名作，《白沙宋墓》中的注释比正文写的还多，他学到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

　　令晋宏逵印象深刻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陪伴宿白在晋东南考察了20多天古建筑，一起考察的，还有担任过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的柴泽俊。

　　宿白之所以要考察晋东南地区，是因为这里集中了全国70%的宋元以前的古建筑。晋宏逵解释，20世纪90年代，全国文物保护经费一年不到1亿元，只能维修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元时期的古建筑根本轮不上，晋东南古建筑保护情况非常不乐观。

　　山西省文物局对宿白与国家文物局的考察非常重视，让熟悉情况的古建筑专家柴泽俊陪同介绍。

　　在晋东南考察中，宿白善于抓住重点，要求只看宋代之前的建筑，半个多月跑了十几个县。晋宏逵说，结束考察后宿白让他写份考察报告，但他考察得不到位，现场记录不完善，就一直没写。

　　后来晋宏逵给宿白拜年时，宿白还向他讨要考察报告，宿白还为此不高兴。晋宏逵遗憾地说，“我错过了一个让宿先生亲自指导的机会。”

　　基于宿白在考古领域的成就与贡献，2016年授予他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生前还想看司马台长城

　　宿白有一双儿女，其女儿宿志丕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基本上不管他俩，两人上学后都是寄宿在学校。宿白的妻子曾师从沈从文，后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晚年因病卧床10年之久。

　　由于安志敏与宿白是同时期研究生同学，在安家瑶心里，宿白既是老师，又是长辈，在她研究生毕业后的这些年里，经常去家里看望宿白。

　　安家瑶称，自从6年前宿白妻子离世后，他更寂寞了。宿白身体转好后，自己就开车载他四处溜达。这时的宿白已经年届九旬，每次都让宿志丕陪着。

　　安家瑶说，北京北部的银山塔林有辽金时代塔建筑，宿白一直没看过，她带宿白去看时，想要先给北京市文物局打电话，提前告知银山塔林工作人员，但被宿白制止了。

　　在北京房山发掘唐末节度使刘济墓时，安家瑶带宿白去探看，他非常高兴。本想只在上面观看下遗物，但他执意走下去，进入墓室仔细观察。

　　宿白还想去看北京司马台野长城，安家瑶考虑到路途遥远，多有不便，就没再带他去。

　　晚年的宿白听力不好，很少出门，纵使晒太阳，也只是坐在自家阳台上。他觉得行走不便，下楼还要坐轮椅，太麻烦别人。

　　宿白有午睡的习惯，往往下午会睡到三四点钟。

　　安家瑶说，2017年12月29日宿白因心衰住进北京大学校医院，三周后的2018年1月22日，转进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宿白住院的最后日子里，安家瑶每天都会到医院看望，一直到他2月1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