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祭偶像杂谈
2018-01-19 09:49:17 作者:郑岩 来源:中国民俗网 已浏览次
旧俗中,过年时少不了祭祀亡故的先人。但斯人已逝,在祭祀仪式中,人们依凭何物去追怀逝者?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面对牌位进行祭祀。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代还曾将遗物用于祭祀。此外,在摄影术出现之前,祭祀中最富色彩的“情感引导物”当属表现逝者容貌的画像。
“存形莫善于画”(晋人陆机语)。在《金瓶梅》第六十三回中,小妾李瓶儿刚刚咽气,西门庆便请来画士韩先生为其“传画一轴大影,一轴半身,灵前供养”。这类用于祭祀供奉的“影”在民间又称作“追影”、“追容”、“揭帛”、“揭白”等。“影”的概念当与佛教有关,东晋高僧慧远《佛影铭》有“体神入化,落影离形”,“仿佛镜神仪,依稀若真遇”云云。对佛教徒来说,佛像是佛的一种影像,通过这种影像,信徒的心灵可以与真实的佛沟通。同样,人们的情感也可以通过画像与故去的远祖近亲相连接,因此这类画像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存形”。
祭祀活动在商代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祖先的偶像,或许在商代的宗教活动并不存在偶像崇拜。但在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却出现了一些兼备人形和兽形的形象,或可理解为氏族的祖神之像。
东周时期,艺术从旧的礼制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的舞台。占据着江淮大片疆域的楚国,其民崇尚巫鬼,风俗殊异,为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刻画了一位峨冠长衣的男子乘龙升仙的形象。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则描绘了一位广袖束腰的女子在龙凤引导下,走向另一个幸福世界。这类帛画为丧仪中悬挂的旌幡,所绘为死者的形象,它们在丧礼中是吊丧者祭拜的对象,之后又与死者尸体一同埋葬。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用于祭祀的先人画像,画中男子端庄从容,女子窈窕婀娜,正是那个时代所崇尚的最美的姿态。
西汉时期,多位皇帝曾下诏在宫殿的墙壁上绘制已故将帅之臣像,许多地方官吏也纷纷效法,甚至流被乡野。这些画像的意义在于追功纪德,名著后世,以利教化。这些殿堂壁画早已荡然无存,所幸有一些地下的墓葬壁画得以流传至今,通过其中的墓主画像,我们或可大致想象一下汉代社会祭祀所用画像的风貌。
著名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两幅T形帛画上也绘有墓主的形象,明显受到当地战国铭旌绘画的影响。这些早期画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人物均为侧面。在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中,祠主侧面坐在一楼阁下接待来客,这种构图是鲁西南一带通行的形式。这类墓上祠堂的画像,也是汉代民间祭祀美术难得的例证。
在侧面画像流行的同时,东汉墓葬中也出现了正面的墓主像。如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熹平五年(176年)墓中有墓主高冠朱衣凭几端坐于帐中的大幅肖像,其笔墨精微、色彩艳丽,代表着人物画的一种新的风尚。与之相似的还有朝鲜安岳曾任前燕司马、后亡命高句丽的冬寿墓(357年)墓主像。画中冬寿手执麈尾,怀拥凭几。麈即驼鹿,以其长尾所制作的类似拂子的器具是魏晋清谈者把持的雅器,而曲木抱腰的凭几则被认为是有“古风”的家具,可以说这都是当时最时尚的用品。
这种正面像在魏晋以后成为墓主像的主流。新近发现的太原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正壁有一幅保存完好的墓主夫妇画像,共描绘了26个人物,是这类题材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例。画像中徐显秀身披一裘。用名贵皮毛制作的裘是士大夫风雅的标志,也是尊贵的社会地位的符号。中亚的滑国(即嚈哒)还曾向中原进贡所谓“白貂裘”,因此该画像既显示了墓主身分的特殊,又可能包含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信息。
从总体上看,每个时代的墓主画像大多具有统一的标准。画中人物方面大耳、满脸福相,一律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帷帐、屏风、麈尾、凭几等物,成为描写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显示死者地位与精神取向的符号,画家在这些“道具”上所下的工夫丝毫不亚于人物的五官。可以说,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实际上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时代的人”,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像。我们无法用欣赏《蒙娜丽莎》的目光来审视这些画作,无法根据这些资料准确地复原墓主生前真实的容貌,但是从这种“公共风格”中,却可以触摸到一个时代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
从六朝开始,有较多的画家注重人物容貌的描写,还出现了为活人画肖像的事例。到了唐代,表现生者形象的作品越来越多。杜甫《丹青引赠曹霸将军》一诗写唐玄宗时魏武帝之孙曹霸画像之事:“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写真”又称为“传写”、“写照”、“传神”等,接近于西方美术中“肖像画”(portrait, portraiture)的概念。“写真”一词在唐代有了写真人真容的特定意义。唐代流行在寺院净室中为高僧或世俗显贵写真的习俗,这种画像往往于生前请画师预先画好,不仅用于人死后的丧仪,而且也在人生前悬挂,以显示一种威仪。陈列这种肖像的房间称为“真堂”或“影堂”。这些概念和风俗,对于唐代以后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帝王崇拜都有重要的影响。
唐代许多寺院供奉有帝后的肖像,这些画像称为“御容”。宋时各地有专门的建筑供奉先朝御容,称为“神御殿”。皇后御容也有专门的供奉场所。在位的皇帝经常亲自或派臣属礼拜先朝御容。北宋宫廷中有专门为皇帝画像的肖像画家,如牟谷、僧元霭、僧维真、朱渐等都曾画过皇帝肖像。皇帝皇后的御容多是死后所画,但也有为皇帝生前画像的事例。
写真的风气还存在于社会其他层面。苏轼《赠写真何充秀才》有言:“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可见这些画作没有御容那样肃穆端庄,形式应较为活泼。又清嘉庆《杭州府志》续记,南宋赵君寿在临安水埠边为人写像,“争求写真者”“无日间断”。
为生者画像的风俗与生者不画像的禁忌并行不悖,直到宋代,民间仍有很多人认为不到30岁,不可请画家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也。”(《画继》卷六)近代摄影术初传中国时,民间有人认为摄影“非目睛之水,即人心之血”,因而不敢照相,这种观念在今天比较封闭的山区农村仍有遗留。
与西方肖像画当面写生的做法不同,传统的写真大多凭记忆作画,即通过对人物的观察,达到成竹在胸的境界,然后才可动笔。苏轼著有《传神记》,认为“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所谓“传神与相一道”,道破了“阴察”的奥秘。《图画见闻志》卷三记牟谷“工相术,善传写”。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也说:“通古人相法,遂能写真。”
相人术通过观察分析人的面部特征,进行分类,并附会、推演出许多“意思”。如果删除其中推演出的结论,这种对视觉感受的归纳,就完全可以用作绘画时观察对象的方法。在不能面对面写生的情况下,通过细致的归纳与分类,就能获得对所绘人物面部特征的具体印象,易于记忆。写真与相术混杂在一起,势必将许多神秘因素掺杂在绘画的技术中,但另一方面,这种结合也与中国绘画强调形神兼备的原则有所关联。相术与写真的结合点不仅在于观察的方法,更在于二者都可以通过对外貌的观察获得一个“形而上”的结论,这个结论于相术为智愚贤恶或吉凶祸福,于绘画即是“神”或“气”。
明清时期民间人像的种类很多,人物头像称作“大首”,半身像称作“云身”,全身像称作“整身”或“冠靴像”;老人像称作“寿像”,妇女像称作“福样”,全家像称作“合家欢”、“家庆图”,此外还有描写人物读书会客饮酒或老人子孙绕膝的“行乐图”。近代民间评写真作品第一等为“对面相公”,次等为“帘外美人”,三等为“过路客人”,均以是否肖似为标准。为了写实,偶尔也会出现面对面的写生,即所谓“实对”。
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接近原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符合一些通行的观念,如人物的形象要“全”、“正”。一般来说,人们不太喜欢侧面,即使是有情节的行乐图,人物也要五官俱全,因为主顾不愿看到画像中人物少一只眼或耳朵。面部的特征也不能与相术的解释背道而驰,大富大贵的面相即使脱离实际,也会受到欢迎,即使是平头百姓也要被描绘成吃皇粮的文官。如《金瓶梅》中韩先生的画必须是“面貌饱满,姿容秀丽”,而不是他所见的病容。韩先生也懂得投其所好,他笔下的李瓶儿“玉貌幽花秀丽,肌肤嫩玉生香”。近代民间画师有“追容像谱”,其中有已经画好的各种特点的头像,求画者从中挑选,画师再参照亲属的相貌进行绘制。一位好的画师总是要在写实和媚俗之间寻找结合点。
追影的构图大都平板端正,一律为正面,这也是祭祀礼仪的需要。家具、地毯和背景的描绘往往向壁而造,极尽豪华之能事,有的背景还凭空画出巍峨的宫殿。根据保存至今的实物观察,许多作品是事先画好身体,有人订画时再另画头部,最后剪贴装裱为一幅完整的画。
写真作品历来为文人所排斥,如宋代谚云:“弹琴非是乐,写真非是画。”(黄休复《茅亭客话》)元代以来所谓的“三教九流”中,以笔墨谋食的画家即为“九流”之一,在作品上一般也找不到他们的名款。但是随着研究者视野的扩大,这些以往不能登入绘画史大雅之堂的作品,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关注的新课题。
古训云: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如果你我诚心满怀,与画中的目光对视,又怎能抑制住自己中国式的心灵穿越时间和空间,与历史的血脉一同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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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文献可知,早期画像之事大多发生在主人公去世之后。与之相关,人们自古以来便存在画像的禁忌,人们相信生人的形象一旦被模拟,就有被人利用加以诅咒攻击的危险。因此早期人物画很少通过面对面的写生来完成。此外,作为墓葬或祠庙中死者灵魂的象征,人们也不要求这些画像与死者本人完全肖似。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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