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斋到田野：我的客家研究

　　写完《客家的经济、文化与民性》，觉得十余年来的客家研究应当作个小结了。从1994年踏上这条路，是探索、是学习，也时有自省。人生之路漫漫，不断总结经验，于人有益，在学术上尤其如此。

　　一

　　1994年可以说是我治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涉猎的领域局限在文字资料上。十年文革的耽误，四年大学，还有不长时间的研究生班，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也有五、六年兼职高教研究的经历，作过一点调查研究，考虑过一下地方的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但是，大部份时间，仍然是钻在故纸堆里，以为那才是学问。但是，身居粤北，在一新开办不久的高校，连资料索引都难于解决。常常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出来别人早已完成的工作，或者是正在苦熬中，别人已捷足先登。因此上，开始选偏门、冷门，选一些大家都缺资料的课题，来拼脑袋。1994年夏秋之间，写一篇《易经》与天文关系的文章，将近两个月中，夜夜不寐，在午夜的晴空中，扪星枥斗，观银河璀灿，看星张芒角，浑不知永夜将消。那段日子，真可谓皓首穷经，费尽心力！但后来回顾，做出来的活，多数还是钟敬文先生后来对我指出的那种“意见性的学问”，要依各人的身份不同来取得认同的。

　　大约是秋末罢，学校里来了一个外国人，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开了一次座谈会，想在粤北开展客家研究。当时我在中文系管教学和科研，陪同他到始兴等地走了一圈，作了些简单的调查。开头还不太在意，劳先生在屋里调查乡民的神明崇拜习俗，我却跑到门外去了解农民的负担情况，各干各的活。也许是冥冥中有定数，两天前刚读过闻一多的《伏羲考》。这天下午，走到始兴隘子深山中一个叫坪峰輋的村子，看见水口庙神橱正中端坐着的三头六臂、手举日、月、斧、凿的盘古，好像触了电！这东西跟闻先生文中所引的那个“巨人怀抱伏羲、女娲”的神像不就是一回事吗？一下子顿时来了精神，开始认真的询问、调查，后来写成了《始兴客家大庙及崇拜习俗调查》和《从隘子客家的神明崇拜看民族文化交融》两文。写作期间，开始大量搜集和阅读有关瑶畲和客家的著作文献，也开始思考研究方法的问题。从多次与劳先生的接触中，我看到了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意义：这是打开了学问的一扇大门！古人的文献哪里来，不就是调查吗？司马迁写《史记》，壮游万里，实地考察，这就是知识的来源。在很长的一段里，我所受的学术训练，就是面对文字资料，左右端详，前后思索，上下品相，然后就发议论。在长期刻板的思想框制、理论模压下，所发的议论，有多少是新颖、独到的？只会品相前人的文字，能做什么学问？研究第一流的学问家，做第二流的学问，这样的学术，有多大出息？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开始走向人类学，走向田野！

　　1995年，遇上了第二个契机。刚接触人类学，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在直觉中，隘子的盘古与汉墓的“巨人”是一回事，但那时的我，还不懂“从无字句处读书”，不懂怎么去证明二者的联系，不知道怎样来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读到一个报道，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的学生杨利慧完成了“女娲神话”研究的博士论文，砰然心动。碰巧，我的一位邻居到北师大作访问学者，帮我联系到陈子艾教授，又碰巧钟先生所带的一位访问学者遭遇家庭变故不能成行，空出一个名额，这样电话往来之间，把事情定了下来。等写完、交出《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书稿，飞到北京，已是十一月初。这样就开始了一年的学习。

　　从1995年到1996年秋天，我在北师大，学的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平常与博士生一起听课、讨论，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大肆”搜刮资料。这一年多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巨大，除了钟先生的悉心指点外，刘魁立、宋兆麟等老师也给我很多启迪。还有那一届的博士生，访问学者，经常在一起讨论、闲聊，让经常说“外行话”的我，开始摸到一点边，懂得怎样读民间这本“无字句”的书，怎样研究口传的资料、民间的文化，从治学方法到理论视野来了一个更新。特别是1996年10月参加“民间文化高级培训班”，聆听一批大师级人物的学术报告，使人眼界大开，得益非浅！

　　这一年，在大师身边，耳濡目染，在思考学术方法的同时，也在思考立身问题。九十五岁的钟老，仍然孜孜不倦地治学、育人。一次座谈间，先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为人类文化作点贡献！”让我明白这位慈祥的老人那博大的胸怀！他的一生都在关注民间，他的心都在人民中间，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启功先生给这位老友题的最后一幅字是“人民学者钟敬文”，作为钟老一生的定评，得其宜矣！有时我会比较钟先生与劳格文的学问。劳先生的学问，没有什么历史抱负，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倾向，不受任何干扰，冷静竣拔！让人羡慕外国学者的地位！相比之下，钟先生的学问，里面总贯注着对民间的眷恋、欣赏和关怀，使人感到温馨。我想，这就是人文精神罢！1840年以来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带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一种赤忱，学问中都带着某种情感，先生用他独特的方式，在表达着他的情怀！到了几年之后，我才慢慢感到这种情怀对自己的影响。

　　1996年冬，又有一个契机，那是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级别的学术会议，以往只在文字上景仰的大家都来了，各种各样的风格，观点互相映照，更受启发。会上一位学者的发言，提到近代以来客家人在政治上很成功，但在经济上不如周边族群，其原因在儒家的价值观。这个发言，对我触动颇大。

　　此前，我一直在与劳先生合作，作神明崇拜的田野作业，与许多人一样，关注的是客家的历史问题！劳先生曾说过，过去的中国历史，只关注县以上的单位，基本不关注乡以下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基本是个人类学家，属于历史人类学，方法是田野作业，用资料说话，以共时中见出历时。那时，我粗略地了解一下法国新史学的理论，深以为然。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从村落文化的描写开始，来研究客家。神明崇拜的研究，作为族群文化的核心之一，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篇篇田野作业报告，作为村落文化的描写，首先就具有史料价值，而在这种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具有原创意义。

　　这个学术报告给我的启发是：客家研究不仅要注重族群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在和未来，应当对族群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神明崇拜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社会经济、文化与民性的研究才是归宿;族群研究在比较中才能清晰和定位！

　　此后，我的客家研究大致上就按照这个思路行进。

　　二

　　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本集子，都是来自田野工作的成果和归来后的思索，结构逻辑是以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

　　第一部分：客家族群的渊源和界定。此文为1997年的梅县会议而作，承会议组织者青睐，节选收入《客从何来》一书，作开篇之作。后来，完整版本又在龙岩会议的文集中刊出。主要的内容和贡献是：一、对客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区分了“客”、“客方言群”和“客家”三个概念，意在对客家研究的课题进行廓清和界定。二、运用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的形成，进行了动态的描述。客家在明初以后由闽西、赣南向广东的移民中初次被识别出来，清代“土客之争”是族群意识形成的重大契机，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府人对客家人的文化歧视和客家精英的激烈反应催生了客家学，八十年代华侨的文化归属和内地政府的招商引资双重需要，使客家学走向高潮，学者的研究和客家精英的推动，使客家在粤、闽、赣以及客家方言群的其他衍流地得到广泛认同。

　　第二部分：客家的祖灵崇拜与宗族，描写的是粤北始兴县隘子的官姓。重点的考察内容是祖灵如何维系宗族社会。河两岸的官姓由于土地争端，产生了分裂，大房与二房闹到不能一起祭祖，也不在一庙扛神，另外形成了一个神庙祭祀圈，但共同的祖灵仍然链扣着他们，祠祭分开，墓祭还必须一起，祖宗不能丢掉！靠着这条纽带，分歧慢慢在消除！

　　第三部分：从丧礼看客家人的生命观，作业选在丰顺县汤坑镇进行。除了是我的故乡，有许多便利以外，主要考虑一个差别的标本：隘子在深山中，与瑶畲等少数民族接邻，文化上可能互动;而这一标本在县城，有潮、客，还有中西文化的互动。从社会系统来看，前者封闭，后者开放！兼有二者的研究，其代表性可能更广泛一些。而且，两地的客家都来自闽西，具有可比性。考察的结果，使人清楚地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根本立场和文化交融的底线！耗费人财物力巨大的传统丧礼仍然是主流，简洁、明快、甚至宁静的基督教丧礼受到坚强的抵抗。文化于行动选择的作用如此强大，归根结底是生命观的不同！本土文化的生命观以生为喜乐，以死为畏途，人死以后成为神，回归本始。魂回到祠堂，附着于牌位;魄附于尸骸，归于土中。魂灵时时护佑儿孙的福禄，魄在阴间，更多地关系到生育。为先人精心选择的“风水”，更是关系到宗族蕃昌、后人幸福的重要资源。为这样攸关命运的大事，耗费一点人财物力，又算得什么呢？相比之下，基督教义认为人死后，善人有天使接引，进入伊甸乐园，得到永生，那是自己顾了自己。对宗教问题一向采用实用主义态度，非常宽容的中国人，这回在利益的边界上止步！

　　第四部分：客家的生存策略。想探讨客家人的文化选择问题。换句话说，客家人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生存方式。这个研究在丰顺进行，当时的考虑是，有一个稍大的可能操作的空间，而且是历史清楚的移民地区来作为考察标本，丰顺恰好满足这一条件。研究从客家的聚居方式入手。前人已指出闽、粤两省的宗族都聚族而居，而且是单姓村。我的发现是：许多单姓村原来是多姓村;还有，这一带有许多宗族“改姓”现象。而且，这二者有关联：多姓村中的一姓强大起来，驱逐、消灭或合并了他姓宗族！弱姓被兼并，只好依附大姓，强姓，改了姓氏！这一发现，动摇了以往的姓氏观念：姓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宗族的正确表述是血缘认同群，有时不一定有真正的共同的血缘来源。这个标本，与始兴隘子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是生存斗争，使有同一血缘来源的官姓宗族分化，而在此处却使没有共同血缘来源的宗族纽合。另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客家人的生存策略是大人口群。起先以多姓村的形式满足，后来以单姓村以致连片同姓村来实现。大人口群的需要原因是客地频繁、复杂、残酷的生存斗争，丘陵地区小水源的水稻耕作和宗族发展的时间，还有技术发展水平都有制约作用。小水源水稻耕作使水源的宗族独立占有成为必要和可能，山区生存空间有限，宗族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了村落占有的进程，遇到弱小对手，或驱逐、或消灭、或兼并，其结果就是单姓村;遇到较强对手，最后的手段是械斗，结果是人多势众者胜，最后结果也是单姓村。在这种冷兵器的技术环境下，有效的人口——男丁的数量决定宗族的存亡荣辱。这就产生了客家人的最大诉求：丁的增殖！这一诉求贯串于所有的客家文化仪式中，渗透在客家社会的许多生活场景里。客家文化，包括祖灵崇拜、宗族组织，伦理信条以至民居形式，都围绕着维持、凝聚、协同大人口群的需要来展开。一个合理的结论是：客家社会的原动力在于它的生存斗争！祖灵用于维系同姓人群，是传统社会基本的统合手段，而神灵在社会统合方面，维系的是异姓人群，在传统社会中也相当重要。

　　第五部分：谈客家的经济、文化与民性的关系。想解决困扰多年的问题：客家族群经济落后的原因及出路。笔者认为当今客家人穷的原因有四：一是区位劣势，住山区;二是业缘劣势，做农业;三是身份劣势，是农民;四是文化劣势，还停留于农业文明。“耕读传家”的传统框制着客家人的价值观、业缘、角色选择和行为规范，在二十五年来的市场导向改革中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应当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工付业、工商业和其它第三产业，争取更多的政治参与和国民待遇，并且在文化上主动转型，具备自主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追求财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公民的人格转换。

　　第六部分：客家的民性。探讨客家的文化与民性的关系，客家人“耕读传家”的出台使客家人养成忠诚、服从、本分、知足的品性，取义而不取利，崇文教、尚气节、守规矩、重情义、好宾客，是传统社会的顺民，但在市场经济中却缺乏自主性人格，缺少追求财富的主动精神，缺少进取、创新、敢于冒险、不安现状、善于把握机会等获致性因素，因此在经济上落后于其它族群，需要迎头赶上。

　　第七部分，客家的神明崇拜。作为客家传统社会原动力研究的一部分而切入，在粤北始兴县一个边远的客家镇中进行田野考察。笔者的用意有二：除了考察神明崇拜对人的影响之外，主要想以此为标本来检验一下流行的客家理念。宗教信仰是族群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以此标本来进行解剖，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客家人的文化，都是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文化”？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材料表明了标本的内容一部份是以迁出地福建带来的，这可算是中原的罢！而另外一些，肯定有粤省和瑶族的底层，比如“禾花小妹”和“峒主”的崇拜和庙里的祖先崇拜意味！盘古问题，则让人大费周张！盘古崇拜在粤、桂两省，在粤、桂、赣、湘结合部比比皆是。瑶、畲、壮各族和客家皆有。作为祖先崇拜，原属于瑶畲，应当没有问题。但瑶族中并非全部信奉盘古，并且盘古在成为汉族文化的内容之后，又回过头来覆盖瑶族的盘瓠，形成叠合。而且盘古崇拜的溯源结果要追踪到东夷古族。于是，研究的目光不免要越出原定范围，先是顺势追踪到赣南和粤北的其他地方，进而是整个两粤地区和南中国，然后回溯二千年前的东汉初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岭南巨大的盘古崇拜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盘古像，发现了汉代盘古、伏羲、女娲三位一体的宇宙化生像经过二千年的岁月，至今还在粤北客家山区中承传！顺此还推倒了盘古神话起源的“印度说”。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是盘古这样单个的神，里面交结的多民族文化成份及融合的机理，都是非常复杂的，看来需要专书来介绍。

　　第八部分，试图对客家研究作一点反思，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岭南人种与族群有关研究成果的介绍，意在破除血统论的误区，使客家学从想象的异邦中回到现实;其二是客家运动的历史，指出客家运动的传统及其存在、发展的意义，以消除从中央大一统眼光看来似乎异端的地方族群运动疑虑，同时也指出当下台湾客家研究意识形态化可能带给客家学本身的伤害。其三是客家运动的学术意义，作为边缘地区曾被边缘化的一个族群，通过地缘、血缘和文化的认同以及精英的鼓吹而逐渐变成“纯种中原人”的过程，具有典型意义。此外，与其他岭南族群比较，客家族群仍然相当程度上停留于农业文明的文化中，这一点与内地广大的农村和民性是一致的，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一个理想的、比较典型的观察标本。此点，也是我研究客家的主要兴趣！

　　三

　　写到这部分，想交待一下理论与方法问题。首先，正如书名所说的“田野视角”，书中展示的并不是通常人们描述的那种结构严整、秩序井然的“客家族群”，因为那只是学者们“想像中的异邦”！笔者也不敢奢望建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体系，来描述客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因为当你面对一个村落的生活时，一个人无论有多广博的知识都不敷应用。笔者只是企图寻找有代表性的标本，撷取其中鲜活的生活场景，据以探索解决某些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然后抽绎和建构某种理论，并希冀它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尽管有些学派并不认同这种方法所得的“普同”意义，尽管同一族群居处于不同地区的“支派”社会都会有千差万别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但它确实是当下社会人类学研究最流行的办法！笔者认为，以它来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支系，还是比较合适的。笔者希望在得出某种结论时，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尽量按劳格文先生所讲的：“让材料说话，观点就在材料之中！”并且希望读者在接触材料时，自己去得出结论！

　　因为贯串以上意图，书中尽可能展示田野作业的成果。这种田野作业，在我们通常的词汇中叫“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这是我们知识来源的重要途径，在族群研究中应当予以必要的重视！中国素来有“敬惜字纸”的习俗，从中透现出对文字的敬畏！民间的道士、巫婆拿变形的文字符号作为符咒就可以驱神赶鬼！于是培养出一种对文字、对故纸堆的敬畏，以为学问都在那里边。一代代人在故纸堆里游转，“述而不作”。尽管“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元典永远只有那么几部！只会“替圣贤立言”，只会“述先王之志”，不能实事求是，更不能与时俱进！中国二千多年来思想、学术和社会的停滞，与此有关！二十余年来，客家学鼓噪一时，各式各样的论文著作汗牛充栋、洋洋大观，但有价值者凤毛麟角，原因也在此！在一些地方举办的学术会议上，经常可以遇到一些“敬惜字纸”的先生，如数家珍地引列和捍卫“权威”，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他们对文字材料之癖好近乎狂热，但独独不知，其正的书就是他身边的人和事，在他的生活里头！说到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提到劳格文先生，他在闽、粤、赣三边地区推动客家研究，带来了人类学方法，对客家学的发展有贡献！

　　其次，还要提到的是客家研究的多学科视角问题！生活是完整的，流动的。人们要进行研究，就必须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一定的时空交叉点上对事物进行剖面，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分析、剥离。进行这种研究，每一个不同的视角、方法都可能造成不同的学科，而结果有多少个学科，就造成多少个生活碎片！“盲人摸象”的故事，用在这里，还是相当熨贴的！学科的发展到了系统论之后，整体性眼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但在人文学科上，办法仍旧不多，多学科、多角度的观照是通常的手段。客家研究中，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多角度的交叉非常必要。比如盘古神话与崇拜的研究，宗教、神话、民俗和族群关系诸方面结合，文字、考古、口传和图形材料的使用，都非常必要！

　　再次，我想谈到比较和互动的问题。当代族群理论认为，作为认同群体，族群的出现、形成、确定和发展都是在与“他者”的接触、比照、碰撞、互动中实现的！初期客家研究，采用“文化――民系”的分析框架，客家被当成一个既成的、有着共同文化版本的、凝固的群体来看待。学者的任务是努力发掘和描写这一文化版本，从而揭示其完整面貌。但笔者的研究表明：客家族群正在建构之中！客家族群的建构与广府族群的互动息息相关。而且，体认客家族群的特性，常常也因为有广府、潮汕族群的比较而得以清晰。客家人住山边做农业，守在传统文化上没挪离，一直处于经济落后地位;广府人住水边做工业，文化上新一点，旧一点，既传统、又现代，二十余年时间，做出了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潮汕人住海边做商业，是典型的市场族群，离传统文化最远，结果大起大落。有这几个族群同时存在，处处可以比较，在广东做族群研究，可谓得天独厚！

　　最后，谈谈自己的一些方法。我将自己的总课题定位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上，设计的方法是“抓住族群看文化”和“抓住文化看族群”。前者是宏观的方法，后者是微观的方法。

　　先说前者。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直困扰着思想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虽说也有了一个主流的路向，但离问题的解决还是前路漫漫。社会的前进，唯一的办法是“试错”，但学者的设计和建构是少不了的，这样就有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文化有个着落点：人群。人是文化的载体，一个特定人群就有一个特定的文化版本。选取合适的族群，来观察研究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可以落到实处。客家族群，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族群，用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标本！

　　“抓住文化看族群”指的是深入解剖某个有代表性的文化事象，来了解族群的特性。就客家来说，一度被宣传成为“纯种的中原人”，有纯正的中原文化血缘。泛泛而谈，说是或不是，都没有说服力。用它的神明崇拜，用一个盘古神中集合的各种文化因子，就能够较好地说明问题！

　　以上，是我对十余年来客家研究的小结，也是对师友、对学界同仁的一次汇报。长路一回首，得失寸心知！由于水平的局限，书中的讹误、漏洞必定不少，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同时也希望，不久的将来，有一篇《从田野到书斋》，再讨教于大家！

　　曾祥委

　　2005年夏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