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述评

2018-01-16 09:48:07 作者：左玉河来源：中国民俗网已浏览次

　　“社会文化史”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的新学科。关注下层社会，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向。法国年鉴学派明确批判传统史学重上层、重叙事的弊病，提倡总体史、社会史，标明了关注下层平民及注重分析综合的方法论取向。欧美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学派，也同样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近年来，随着西方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所谓“新文化史”学派的著作（如美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宗族》）被陆续介绍进来，国内许多研究者已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文化史方面，注意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近代社会的变迁，出现了一些可喜成果。本文主要通过对1998年以来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之分析，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作简要述评。

　　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拓宽

　　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逐步兴起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在刘志琴研究员的主持下，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经过四年多艰苦的努力，按照这种基本理论和方法，完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前三卷的课题研究，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由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分别执笔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以大量报刊、笔记等详实的资料，运用编年专题的新体裁，对1840至1921年八十年间，在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和民众思潮的起伏变化，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作了比较详实的记述和简要分析;对这个过去研究很薄弱的领域，作了基础性开拓，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这套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形成。

　　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较快发展。1997年底，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重庆召开“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鉴于以往现代史研究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方面，对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社会问题研究不够，这次会议特别提倡研究者应该加强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提出了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着重加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拓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2]朱汉国则根据自己编撰《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的经验，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社会史学科的体系及如何研究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社会史必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考察社会在历史上的运行情况，揭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及规律。他强调，社会史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应该以考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主。他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具体论证了这些观点。[3]

　　民国时期婚姻制度及民众婚姻生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蕴茜、叶青根据当时的统计调查数据，对民国时期城市中传统婚姻向现代婚姻变革的具体情形作了梳理，对民国初年、20年代及30年代以后城市中婚姻制度、青年婚姻状况、婚姻目的、婚姻仪式及婚姻观念作了系统考察，通过对离婚现象的重点分析，揭示了社会变迁和城市婚姻变革的关系，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深层发生的变异，展示了人们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变化。[4]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因此也促使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到的许多问题，如商人宗族、土客矛盾、墨学复兴与民众日常伦理变迁的关系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薛柏成将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伦理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近代民间世风伦理转变中体现的伦理价值观，与墨家伦理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5]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外来流民（客民）与土著居民之间暴力或非暴力的冲突事件不绝如缕，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以往的研究把冲突归结为经济因素的驱动，尽管有道理，但并不全面。池子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切入，以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为例，对近代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6]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中国商人宗族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趋向。朱英通过考察中国商人宗族演变的过程及特征，认为近代中国商人宗族出现的趋新倾向表现为：宗族由大变小、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与此同时，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方面，也相应发生较显著的变化。他指出，尽管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趋新趋势，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近代的商人在经商致富之后，绝大多数都将资金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或者是投资附股于各种工矿交通运输以及金融事业，很少再像旧式商人那样，将资金主要用于购置大量土地以及宗族财产，因而不再起到加固宗族血缘群体的作用。[7]

　　二、近代社会变迁与社会风俗史研究

　　近年来，关于晚清及民国时期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生活、宗教信仰及社会风俗等，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社会习俗变革作了分析。1999年9月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更促进了学术界对近代社会思潮与观念、近代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讨论。200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学术界对辛亥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给予较多关注。王杰经过认真研究，将孙中山社会变革理念概括为：凸现迎汇世界潮流、定位近世文明、倡导协调发展和开创中国特式等变征。他指出，法古不为其惑，役古不为其奴;法西不为其惑，役西不为其奴，乃孙中山社会变革思想的精髓所在。[8]苏智良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后东南社会的变革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引起了社会阶级的升迁变化，商人地位崛起，而且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代表封建象征的城墙拆除，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大量出现;不仅剪辫放足卓有成效，而且传统的“衣冠之治”打破，服饰发生了很大变革。[9]东南社会确实出现了“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气象。

　　夏春涛对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风习的嬗变问题作了认真研究后指出，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并按照其理想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太平天国曾经采取强硬手段，在民间大力倡导移风易俗，从而带来了社会风习的变革。他认为，太平天国力图扭转颓废奢侈靡的社会风气，查禁各种恶习陋俗，无疑值得大书特书，但诸如严禁偶像崇拜、取消旧的岁时、婚丧习俗等举措，则因过于激进，未收到应有效果，未做到善始善终。从中可以看到，移风易俗必须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简单粗暴的手段反而使民间反响寥落。[10]万建中也指出，民国时期处于中国风俗从古代到现代转化的过渡期，国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大量涌入，与中国本土的风俗互相碰撞、交融，形成富有现代意味的风俗事象。这些风俗事象又与乡村的风俗形成对照，从而使民国时期的风俗呈现出显明的时代特征：“洋”化倾向、崇尚奢华、重商拜金、不平衡性。[11]

　　丧葬礼俗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过去的丧葬礼俗史论著多偏重古代，对近现代研究不多。华中师大历史所严昌洪教授出版《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后，重点对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发展演变情况进行较系统的考察。他不仅对民国时期的传统丧葬礼俗的弊端作了分析，说明了对传统丧葬礼俗改革的必然趋势，而且对民国时期的国葬、追悼会、公祭及各种新式丧礼的推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强大习惯势力的影响及传统丧葬礼俗观念的深影响，新式丧礼难以推广普及，官方及民间只得转而求对传统丧葬礼俗的弊端加以禁革。[12]

　　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变，但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刘圣宜以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为视点，研究了广东风俗习惯的变化以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清末民初广州风习民情的演变，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二是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风习民情的变化有趋于善和恶两个方面，有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两个方向，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而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束缚，释放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是风习民情演变的鲜明主线。[13]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民俗大规模转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变迁中有哪些规律性？社会民俗变迁对近代社会转型具有怎样的符号象征意义？焦润明对此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近代民俗变迁涉及社会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各方面，民俗变迁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上呈现出三个特点：移植性、变异性与传承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既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及进步性，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14]

　　三、对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关注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有限。针对西方学者强调市民社会制衡与对抗国家的作用，并认为这是其所独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一观点，朱英认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只是其诸多功能之一，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作用，即在多维向度与国家达成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共同加快现代化进程。[15]针对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团及公共领域理论争论所存在的问题，贺跃夫通过对晚清广州社团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与差异的考察，分析各类社团的功能，绅商社团与官府、传统绅权之间，绅商社团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绅商社团因受到种种矛盾的牵制，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由一度合作而走向分崩离析，不可能在广东的光复及城市民主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6]周松青通过对清末上海社会团体及其在地方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指出上海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成为对地方自治作主动述求的积极主体，并使清政府尚具朦胧状态的地方自治意念清晰化和实体化，推动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17]

　　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观点。但由于介入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路径不同，也产生了较大争论，出现了文化思辨派和商会研究派的分歧。前者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得结论也较悲观;后者代表了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此提出了独具创见的结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说。刘增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晚清媒体形态问题入手，剖析了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问题。他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游击联系。他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精神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着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18]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代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霍新宾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轫、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当前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身对中国近代史认识，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此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文化派”和“商会派”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主要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模式有着根本区别。[19]

　　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尚处在拓荒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时空的不平衡。在时间跨度上，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晚清时期，特别是20世纪前10年的中国社会，而忽视了对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状况的研究;在空间上，其研究亦仅涉足长江流域的成都和苏州两个城市，而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城市如上海，其市民社会研究却少有人问津。二是研究层面不平衡，存在着“商会中心主义”倾向。三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和评论亦显滞后。

　　四、对近代中国诸社会问题研究的进展

　　社会变动与观念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李长莉从分析1873年 “杨月楼案”为中心的讨论，具体说明了社会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她认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观念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20]江沛则通过考察民国初期沿海地区城市社会变革的种种事象，概括了知识群体和市民阶层在社会价值、社会伦理、社会风俗、大众文化等问题上的认识变化;他通过分析城市市民阶层思想观念变化，说明了社会变迁与民众观念变动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价值：自由平等精神开始渗透到社会伦理观念中，并逐渐萌生了大众文化。[21]

　　农民离村进城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与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彭南生对农民离村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农民离村的正面影响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支庞大、廉价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并增强传统政治城市在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中国农民大量进城，引起城市恶性膨胀，带来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其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衰退;二是造成畸形城市;三是构成中国近代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农民离村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说西方先发生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中国则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离村的苦涩。[22]

　　农民离开乡村大批涌向城市，带动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大发展，促进了近代城市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城市化有哪些特征？城市化对城乡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处于怎样的关系？行龙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半殖民地的“推拉力”模式。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这种城市化模式，尽管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过推动作用，但在一个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和农村经济日益衰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推动作用是以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由此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近代无工业化的消费城市居多，城市中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无业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既带动了城乡社会的进化，又伴随着太多的苦难与代价。[23]

　　灾荒问题始终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抗战时期的灾荒问题是人们较少关注的问题。夏明方在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关系后认为，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24]

　　民国时期的秘密社会，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之一。冯菊红对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特点作了简要总结。在这个特殊时期，除了承袭先前会道门的一些衣钵外，还显示了新的特点：一是入会动机的复杂化及会员成份的多样化;二是与统治者关系发生了举动变化，逐渐合法化与社团化;三是社会功能发生变化，不仅进行非法的经济掠夺，而且充当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工具，而济急救难的社会功能也得到强化;四是会道门内部分化严重，政治倾向呈现多元化;五是由乡土型向城市型发展。[25]会馆史的研究近年来颇引人注意，但多注意明清时期会馆的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走向关注不多。万江红、涂上飙则具体考察了会馆在民国时期的演变。他们认为，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经历了向同乡会、同业公会以及商会和存袭原有名称三种转变，从总体上处于一种衰亡状态。其衰亡原因，一是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封建性，二是社会变异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旧的组织形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26]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经过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进行长期研究，对其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其原因、规律作了认真分析。他认为，由于救亡图存和人的精神进化的需要，陋俗文化发生了渐变，它集中反映在婚姻、家庭、妇女及其“性伦”等方面的嬗变上;陋俗文化的改造与变革是极其缓慢和艰难的，呈现出渐进的状态，而在这种变革中，少数文化领袖的作用比较突出。如果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置于人类精神进化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这种现象背后体现着国人欲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进而达到人的新一层次的自身觉醒。[27]

　　五、文化心态史及观念变迁史研究的开端

　　近年来，随着对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消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社会，并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文化心态史的研究，便是比较典型的一例。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近代社会心态史逐渐为研究者注意。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赵泉民通过考察维新运动之后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演变。他认为，作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之间的“边际人”，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呈现出甚为驳杂的心态：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中立裁判者的心态;同情赞赏之态度。而造成诸种心态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耦合。这种文化心态，最终导致了他们与下层民众运动的隔离，对随后的辛亥革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28]

　　对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问题，前人多有论述，但对会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总让人觉得是仁山智水，意犹未尽。郑永华试图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会党的社会心态进行分析，以便从另一侧面来把握会党的状况。他认为，辛亥时期的会党社会心态，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呼;民主共和得到了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会党反教排外心态的变化明显。辛亥时期秘密会党的社会心态有了新的因素。他指出，由于这些社会心态变化只是极少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的精英人物有些新的萌芽，而一般会众的心态往往变化较小;更因为当时会党的心态较为驳杂，并随地区、时间、人物不同而表现得或强或弱，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对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化的作用不能估计太高。 [29]此外，白纯通过考察台湾光复后的民众心态的变化，揭示了“二二八”起义爆发的深层原因。[30]孔祥吉依据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罗丰禄的数十封家书，分析了北洋水师上层人物在中国交战时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认为当时弥漫于北洋上下的畏惧、自私、不负责任的心理状态，是导致清廷在与日军较量中惨败的重要原因。[31]这样的研究思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居阅时在《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其表现形式较政治、经济难以把握，也容易为人们忽略，实际上社会心态却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北洋时期的社会心态主要有“接受”、“回归”和“再选择”三种主流表现，这三种心态在北洋时期建立民国、复辟倒退和维护革命成果的三大主题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起构成推动历史运动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北洋历史的进程。这表现北洋历史运动的发展，不是简单地由政治和经济两项因素所决定，而是由更多的因素包括社会心态在内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认为，“接受心态”使中国社会走出封建专制阴影的笼罩，朝着资本主义道路迈进;“回归传统的心态”又把中国社会朝着恢复封建传统方向拉;“再选择心态”下的中国社会，发现了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模式，以共产党为带头人，拨转方向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带领中国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再次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32]这些见解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近代“观念”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气象。德国学者方维规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的考察，揭示了西方观念输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接受的复杂历程，[33]是近代观念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刘慧娟对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了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34]蔡永明则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认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洋务思想家的外交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家通过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念，形成了他们的近代式的“外交”观念;这种新式“外交”观念的形成，推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35]

　　六、国家、社会互动关系及话语转化之探讨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002年8月，中国社会史第九届年会在上海举行，围绕“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与会学者从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家、地方与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与、地方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合乎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国家—社会”理论解释模式，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着重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消解了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对抗关系，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走向。吴建华、唐力行等人通过个案研究，对政府、地方士绅与民众三方面的关系作了分析，探讨了国家、民间社团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理路。林济的《新乡绅与近代宗族》、魏光奇的《革命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等文，均对近代新士绅及地方精英阶层进行了研究。

　　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题之一。社会信仰居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社会信仰的变化涉及国家政策、社会风尚及民众心态等诸多方面的互动。社会风俗改良与民众的互动制约着社会变迁。严昌洪的《19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国家、地方、民众三者在社会风俗改良中的互动关系，认为这次活动因国家顺应民情决定暂缓禁止，致使风俗改良活动收效甚微。孙江的《星星之火、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一文，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深层矛盾。[36]

　　生活方式变迁是社会伦理关系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启动力量，是近代社会伦理萌生的土壤，是社会结构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中介。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37]一书中，以上海社会生活出现的新风尚为线索，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主线，从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观念的商业化、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等方面，通过大量当时报刊所报道的生动形象的事例，以及各类人物有感而发的评论和争议，生动地描画了通商后上海商业繁荣和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新风，深刻地揭示了这些生活方式变动的社会意义及由此引起人们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和演变。该书通过对晚清上海的个案研究，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性。

　　严禁偶像崇拜是天平天国贯彻始终的一个宗教法令，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偶像运动。天平天国为何要严禁偶像崇拜？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在毁灭偶像问题上的认识是否一致？该政策在前后期是否有所变化？其具体执行过程如何？民间对此作何反应？此举在政治、文化等层面上造成了何种后果或影响？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夏春涛对此作了系统考察。他认为，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国严禁偶像崇拜，由此掀起了一场狂飙式的毁灭偶像运动。在起义初期，太平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因而毁灭偶像的声势不大，波及范围有限，建都天京和进军苏杭后，该运动相继形成了两个高潮。该政策与天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成为天平天国对待偶像崇拜的一个主导政策。然而，此举并不具有破除迷信、排斥一切神灵的意义，其实质依旧是在造神，区别仅在于以一神替代了众神。尽管它在初期极大地改变了天平军的精神面貌，但其所孕育的宗教激情最终仅是泡沫现象。由于该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所以民间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收上帝信仰，反而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天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 [38]

　　左玉河在《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一文中，围绕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探讨了政府与民众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他认为，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与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习惯情势，来自下层民众的深厚的日常民俗文化。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对峙与调适，说明社会风俗变革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及渐进性，决非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政府推行的移风易俗这种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必须采取慎重的渐进方式。如果政府推行的社会变革之举，合乎民众改变旧的社会陋习的愿望，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尊重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正确的引导，采用渐进的方法和稳妥的步骤革除恶风陋俗，很好地处理政府与民众之间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完全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效的。[39]李细珠通过对秋谨案引发的江浙民间舆论的考察，认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秋谨案体现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的情形看，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相。故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能迅速转向与革命派，可谓渊源有自。[40]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祝兴平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41]

　　清末十年间，上海报刊舆论中出现了许多反映新情况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推助了传媒间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促进上海乃至全国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刘学照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认为，20世纪初，上海革命舆论中出现并传播前所未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如时代、革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专制主义、君主专制、专制民贼、排满革命、种族革命、联合满蒙青藏、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麦克思主义、国粹主义、国学、君学、国粹、欧化、共和、祖国等，这些新话语的大量涌现，形成为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的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推动了武昌起义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来。[42]

　　七、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动向的分析和展望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而研究论文呈现日益增加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是多位专家经过多年集体合作的研究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崛起。该套著作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民众生活史的研究，虽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兴起阶段，研究比较分散，还未形成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资料分散，收集困难;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学科理论与方法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像西方“新文化史”学派那样的清晰理路;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典范;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欠缺之处。因此，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尽快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收集、整理近代中国零散在各处的史料，尽快出版一套供研究使用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资料选辑》;二是尽快摸索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只有具有扎实的史料资料功底，又受过系统理论方法训练的研究者，才有可能在本领域中取得一流的成绩。这是一个既非常广阔、需要有人艰辛耕耘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富于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研究领域。

　　根据以上分析，预计在近期内，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代民众生活史和观念史、近代社会民众文化史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会文化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是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生长点。但在研究者的水平不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学术界短期内难以出现很高质量的研究著作。

　　参考文献：

　　[1] 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郭德宏。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J].史学月刊，1998,（2）。

　　[3] 朱汉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 史学月刊，1998,（2）。

　　[4] 陈蕴茜、叶青。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J].近代史研究，1998,（6）。

　　[5] 薛柏成。论墨学复兴与近代民间世风伦理的转变[J]. 齐鲁学刊，1999,（6）。

　　[6] 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近代江南地区为例[J]. 河北大学学报，2000,（1）。

　　[7] 朱英。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J]. 天津社会科学，1999,（6）。

　　[8] 王杰。论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变革理路[J]. 广东社会科学，2001,（1）。

　　[9] 苏智良。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的变革[J]. 史林，2001,（2）。

　　[10] 夏春涛。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风习的嬗变[J]. 文史知识，2001,（5）。

　　[11] 万建中。民国风俗演进的时代特征[J]. 史学集刊，2001,（1）。

　　[12] 严昌洪。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J].近代史研究，1998,（5）。

　　[13] 刘圣宜。近代广州风习民情演变的若干态势[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1）。

　　[14] 焦润明。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赋予社会转型的符号意义[J]. 江苏社会科学，2001,（5）。

　　[15] 朱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J]. 天津社会科学，1998,（2）。

　　[16] 贺跃夫。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J].近代史研究，1998,（2）。

　　[17] 周松青。公共领域与上海地方自治的起源[J]. 档案与史学，1998,（1）。

　　[18] 刘增合。媒体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J].近代史研究，2000,（2）。

　　[19] 霍新宾。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00,（4）。

　　[20] 李长莉。从“杨月楼案”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J].近代史研究，2001,（1）。

　　[21] 江沛。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变动评析[J].史学月刊，2001,（4）。

　　[22] 彭南生。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J].史学月刊，1999,（6）。

　　[23] 行龙。近代中国城市化特征[J].清史研究，1999,（4）。

　　[24] 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J].抗日战争研究，2000,（5）。

　　[25] 冯菊红。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特点[J].档案史料与研究，2001,（1）。

　　[26] 万江红、涂上飙。民国会馆的演变及其衰亡原因探析[J].江汉论坛，2001,（4）。

　　[27] 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论纲[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6）。 2001,（1）。 2001,（2）。

　　[28] 赵泉民。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3）。

　　[29] 郑永华。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之变化[J].清史研究，2000,（1）。

　　[30] 白纯。台湾光复后的民众心态与“二二八”事件[J].民国档案，2000,（3）。

　　[31] 孔祥吉。甲午战争从北洋水师上层人物的心态[J].近代史研究，2000,（6）。

　　[32] 居阅时。论社会心态对北洋历史进程的影响[J].史学月刊，2002,（4）。

　　[33] 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J].史林，1999,（4）。

　　[34] 刘慧娟。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0,（1）。

　　[35] 蔡永明。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J].厦门大学学报，2000,（4）。

　　[36]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历史研究，2003,（1）。

　　[37]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38] 夏春涛。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2）。

　　[39] 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J].近代史研究，2002,（3）。

　　[40] 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J].近代史研究，2004,（2）。

　　[41] 祝兴平。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2）。

　　[42] 刘学照。上海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J].历史教学研究，2002,（2）。

责任编辑：小明

扫描此二维码，分享到微信

中国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中国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中国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中国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中国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关闭

1998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述评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精彩图片MORE

精彩视频MORE

论站新帖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