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的“海外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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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观余论》(资料图)《东观余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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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克鼎小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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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齐翰《勘书图》王齐翰《勘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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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懋(款)《白鹰图》李德懋(款)《白鹰图》
  
  北京的琉璃厂,素有民族文化博物馆的美誉,它曾经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文化界人士。清中叶以来,朝鲜使团的一些学者,每次到中国,都要逛逛琉璃厂。清末民初,一些欧美人和日本人也成了琉璃厂的常客。
  
  朝鲜学者:购置汉文典籍
  
  朝鲜是当年属清王朝的藩国,每年都会派遣使团前来朝贡。随团的学者,或者在琉璃厂购买书画典籍,或者在其中了解中华的风土人情,或者广泛结交各阶层的朋友。他们在回国之后,往往著书立说,记录行踪,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中朝交往史。
  
  琉璃厂在朝鲜学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著作中,记载琉璃厂景象的就有包括《热河日记》在内的六种《燕行录》,而且在他们的目录中有不少以“琉璃厂”为名,如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的《琉璃厂》、朴思浩《心田稿》的《琉璃厂记》、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的《琉璃厂记》等,他们看到“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杂物为商者多南川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其市者,往往有名士。盖一市长可五里,虽其楼栏之豪侈不及他市,珍怪奇巧充溢,罗积位置,古雅遵道,徐步如入波斯宝市,只见其环然灿然而已”。
  
  购置汉文典籍是朝鲜使团的例行任务之一,“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朝鲜学者买书,一是不论经史子集、小说异书都要收购;二是“不惜重值”。由于当年朝鲜使用汉文,学者们可以在琉璃厂和市集的店铺中与儒商们进行交往、笔谈,朝鲜学者洪大容的《湛轩燕记》中,记录了很多他所结识的中国士人,也留下了很多与中国士人笔谈的资料。他与自杭州来京会试的文士严诚等人的交往,在中朝关系史上留下了佳话。洪与严诚交谊深厚,洪回国后,他们仍保持书信往来。后严诚染病去世的消息传到朝鲜,洪为之设位焚香吊祭,并将吊辞转寄严氏族人,甚至多次写信教导严诚之子。洪去世后,其友朴趾源将其亡讯转托友人传知于江南。江南士人时称“洪严之交”为生死之交。
  
  李德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达北京,第三天他便走访了琉璃厂十二家书店,记下—百三十多种预购书目。回国后写下了《入燕记》。
  
  朝鲜学者柳得恭(1749—?),字惠甫,号冷斋,曾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五十五年(1790)、嘉庆六年(1801)三次来华,回国后著有《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是琉璃厂的常客。《燕台再游录》所列交游姓名中,仅“燕中缙伸举人孝廉布衣”就达四十一人。其中著名的是纪昀、阮元、孙星衍、黄丕烈、罗聘等。有一次,他在罗聘处见到一幅画,轴尾有朝鲜安氏印记。罗两峰告诉他,这是有名的收藏家安岐,后来将所藏书画献给乾隆皇帝,得到1000两白银的赏赐,这段记载,为我们了解乾隆年间书画向大内的聚拢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福开森:毕生所藏尽数捐
  
  福开森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是卫理公会牧师之子。福开森家境清贫,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大学学位。1887年,福开森带着新婚妻子到中国担任传教士。他创办教会学校——汇文书院(后改名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并受盛宣怀之邀担任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首任监院(执行院长),他经营多年的《新闻报》一度是和《申报》并驾齐驱的上海滩第二大报。除了这些文化事业之外,还先后担任刘坤一、张之洞、端方和盛宣怀等地方大员的政治顾问。1910年,福开森为中原大旱募得百万美元善款,清廷封赐二品顶戴。
  
  这时的福开森,头戴二品顶戴花翎,身穿马蹄袖朝褂,脚蹬朝靴,人们都称他为“福大人”。辛亥革命爆发后,福开森失去了在清朝官员处获得的丰厚收入,他试图经营中国艺术品以弥补收入的缺口。
  
  1912年,福开森在前往美国的一趟旅程中,说服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摩根和副主席罗伯特·德佛斯特,担任为博物馆挑选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工作。博物馆预付福开森高达五万美元的预算,为博物馆购买绘画、青铜器与古代陶瓷,从此,中国的青铜器、绘画等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向大洋彼岸。
  
  民国时期的福开森,身穿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白布袜,一副中国绅士的打扮,他常年出入琉璃厂,和各色古玩商人混得异常熟络。遇有珍稀古玩,不吝重值。直到 1941年被侵华日军拘禁于北平时,他一直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出没。经他之手流到美国的文物,多到了连当年的古董商也记不清的程度。
  
  1933年,晚年福开森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之心,慨然将毕生所藏千余件中华文物,尽数捐与他所创的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王齐翰《勘书图》和青铜小克鼎均系福开森所赠。
  
  “文求堂”:购藏众多珍贵古籍
  
  文求堂是近代日本最大、最有影响的经营中国古书字画的书店,书店老板是田中庆太郎。1900年,田中庆太郎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毕业后,随即到中国游历。这次中国行,他到了上海、苏州、杭州等中国南方的文化荟萃之地,从而确定了日后经营中国汉籍书店的志向。1901年,田中又到了古旧书店汇集、堪称汉籍善本渊薮的北京。
  
  1908年至1911年之间,田中在北京购置了房产,住守北京,一面向当时的中国学者、版本学家请教汉文化知识,研修汉籍版本知识,一面全力发掘、购进善本珍籍。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方式,田中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四库全书》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
  
  田中庆太郎在北京期间,参与见证了闻名中外的敦煌经卷的披露会。1909年5月,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首次向中国学者披露展示敦煌经卷,田中也有幸参与其间,成为日本最早获知并亲眼目睹敦煌经卷的人,并且也成为第一位介绍及评论有关敦煌文献的日本人。在京期间,田中还结识了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晚清民国的一批学者,提高了他对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田中在琉璃厂搜求了许多古籍珍本,如今被法定为“日本国宝”的北宋刊本《史记集解》,便是通过田中庆太郎购得的。
  
  1928年至1929年间,文求堂曾发行《文求堂善本书目》,汇集了当时文求堂收有的约120种中国古籍善本的图版及简单说明,成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鉴别汉籍的标准,也吸引读者前来购买。文求堂还每年发行一册《文求堂书目》,作为书店的售书书目。文求堂的某些汉籍珍本,也有被中国的藏书家购得而回归故里的。周叔弢在他的《藏书题识》中记到:“癸酉(1933年)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其中多沅丈(傅增湘)旧藏,余尝于双鉴楼中得摸挲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为最罕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15000元,余力不能赎,乃以日金1000元购《东观余论》归国,聊慰我抱残守缺之心。”
  
  田中因为经营中国古籍,与当年的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郭沫若、鲁迅、郁达夫、傅抱石等人,或是留学日本期间,或是流亡日本期间,也常常出入文求堂。文求堂还出版了郭沫若在日本期间重要的甲骨金文研究著作约十多部。文求堂还出版过梁启超、钱玄同的著作,以及追忆纪念王国维的文集《王观堂文选》。
  
  魏武达:带走国宝商代彝
  
  魏武达,曾任法国驻华公使,是鉴定中国古玩的卖家,在京期间,致力收藏中国文物。卸任之后,在法国开古玩店,专售从中国运去的古玩艺术品。
  
  琉璃厂古玩商白瑞斋和魏武达过从甚密,魏武达对中国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古玉、陶器、漆器感兴趣,白瑞斋投其所好,为之搜集。魏武达是白瑞斋的“财神爷”。白瑞斋先是给魏武达送货,买到康熙官窑五彩或三彩瓷器、法花釉和陶瓷器,他都给魏武达送去。魏回法国后,白瑞斋又成为魏的供货商。
  
  1911年,清廷解决为对付革命党人的资金,袁世凯曾提议出售大内瓷器,魏武达闻讯,通过法国领事贝铎作说项,准备购买,档案记载:“日前法人资本家魏武达随本领事恭赴宫殿,徧观诸色磁器。顷接魏君函称,拟将该磁器全数购买。”当时对这批瓷器等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袁世凯称帝后,又叫停这项买卖。
  
  当年北京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也是由魏武达扶植起来的。1917年,岳彬开始同魏武达来往,帮魏武达买漆器、法花器和景泰蓝。1933年,魏武达又来到北京,从岳彬手里拿走国宝商代双凤重耳彝。
责任编辑: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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