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国际调停无效，中国孤军抗日

　　1937年，日本悍然炮轰北平宛平城，爆发七七事变，中国对日全面抗战就此展开。当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一面调集大军北上，一面也积极想寻求国际调解或援助，毕竟自身国力有限。根据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日记记载，将领徐永昌就曾坦言“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尽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道尽我国国势衰弱的艰难处境。因此，打算比照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国际调停的先例，希冀欧美列强会因顾虑在华利益，而避免中日开战，为中国争取到喘息的空间。

　　七七事变后，中国守军在卢沟桥奋勇抵抗日军

　　然而，欧美列强各有盘算，均不愿或无法积极调停中日冲突。如英国虽不愿看见中日两国全面开战，或日本完全掌控远东，但若日本将进攻的步伐限缩在华北，英国还可容忍。7月14日，英国内阁在会议上认为当前冲突并非日本刻意挑起，因此在面对国民政府的求援时，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于7月16日向时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英国政府的态度，并认为日本控制一切的形势与实情不合，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动，是为了应对数量远高于己的中国军队所采取的警卫措施，而且中国军队也在调动中，如果双方行动都出于自卫的话，那得先停止部署，才能和平解决事变。

　　许阁森的建议无异暗示中国军队得停止继续行动，这对中国调兵开赴前线抵抗制造了一定阻力。此外，英国也不愿单独调停以免得罪日本，希望可以拉拢另一个在华利益庞大的强权美国，共同对日本采取行动。然而美国更不愿卷入争端，回绝了英国联合调停的提议，认为此举会更加刺激日本，9月时更下令要求在华美侨撤回国内，避免陷入冲突。

　　等到日本扩大派兵后，英国才意识到日本的野心，打算再鼓动美国共同对日行动，比如采取贸易禁运等等，但美国仍旧拒绝。尽管英国外交部后来批评日本军队的进入，然而没有强大的美国相配合，正忙于应付欧洲危机的英国在东亚实在孤掌难鸣，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给予国民政府实质援助。

　　国民政府还盘算向国际联盟申诉，将中日冲突国际化，让国联制裁。不过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处理的无力，因此这究竟有多少实效，连国府内部也不抱乐观，仅是将之视为争取国际同情的机会。宋子文向蒋中正说明：“应将中日事件提出国联，此举虽无直接利益，但道德上可获胜利，且便利各国直接接济军械经济，即以后调停亦可占地步”，正说明这种不敢奢望国联可有效阻止日本的心态。此外，英、法在得知国民政府希冀向国联申诉后，也不表支持，因为除了国联本身的软弱之外，渠等更担忧日本的反弹。

　　七七事变后，中国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士兵于卢沟桥抵抗日军

　　果不其然，当申诉案递出后，国联内各成员国争论不休，更不愿听取中国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国并予以制裁，最后在10月做出决议，仅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并建议各会员国可单独考虑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免减少中国的抵抗力量。国联的决议形同仅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未真正制止日本或实质援救中国，九国公约签字国稍后又召开会议，但会后宣言亦一样空泛。王宠惠在宣言作出前便说道“我所需者不止感激好意，与会各国亦明知非空言可了”，说破列强明知不可为但仍仅有口惠的国际形势。

　　面对欧美列强的漠然，国民政府不再寄望国际的帮助，决定坚持长期抗战。11月15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通过迁都重庆的提案，正式以四川为大后方与日本周旋到底。蒋中正于会议上发言：“政府迁徙于深远的后方，使日无法停止战争，彼居于被动地位终归失败，不过，无论国际情形如何好，日本将来如何坏，还须我们自己不苟安、腐化，能一心一德，则持久抗战复兴民族之希望方能达到”。我国便在此孤苦卓绝的困境下，与日本展开多年的殊死抗战，直到1945年，才迎来牺牲重大的“惨胜”，最终得以光复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