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奇的汉蕃并书西夏白釉褐彩罐

　　据考证研究，目前已发现的蕃汉文对照的文物甚少：一是“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二是西夏墓出土的一块同时刻有西夏文和汉文的墓碑;三是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第四件实物就是本文向读者推荐的这个“一门五福”款汉蕃并书瓷罐。有关专家指出：迄今为止，在西夏陶瓷中书有文字的不多，同时书有汉字和西夏字两种文字的陶瓷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此罐的出世将对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陶瓷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是一个珍稀而奇特的西夏瓷罐——以汉字楷书和西夏草书共书其上的白釉褐彩“一门五福”罐（见图1）。经前西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杜玉冰女士仔细辨认，该罐为宁夏中卫老窑沟西夏瓷窑所生产，断代为西夏晚期。杜女士当年领导并参与了老窑沟窑址的发掘。她还指出，迄今为止，在西夏陶瓷中书有文字的不多，同时书有汉字和西夏字两种文字的陶瓷更是凤毛麟角。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黑釉小口瓶以尖锐器划五个西夏字已是稀世珍品（见图2）。因此，当她一看到这个瓷罐，便十分肯定的指出这个瓷罐的出世将对研究西夏文字和西夏陶瓷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度有人对此罐上的西夏文字产生怀疑，认为这是制瓷工匠装饰瓷罐的图案。但笔者查阅了众多的资料并请教了西夏瓷专家，他们一致认为：一是典型的西夏瓷，断代在西夏中晚期;二是文字不是图案。

　　本人翻阅1991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的手抄西夏文佛经草书长卷上写两千余个西夏文字（见图3）;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1997本中第147页所刊载的西夏文书长卷（见图4）;宁夏人民出版社06年出版的《西夏博物馆》一书第63图西夏文书（见图5）;由高树榆先生著的《神秘王国西夏故事》第77页刊载的西夏文草书（见图6）以及上博馆藏的西夏黑釉小口瓶（见图2）的资料。上述各图中除上博小口瓶上的文字是以刻划于瓷瓶之上外，其余都是墨书。从它们的书写风格、运笔规则和西夏草书的比对，十分相似，经过国内许多书法家的推论，“一门五福”罐肩部书写的四个褐彩符号应当是西夏文草书，并非装饰图案。

　　众所周知，西夏是一个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它的建国年代是公元1038年，最多人口120万，1227年被蒙古成吉思汗铁蹄所灭绝，西夏与北宋、辽、金、蒙古对峙，雄踞西北，虎视大漠，疆域辽阔，最盛时占据陕、甘、宁、青、蒙的大部地区。党项人在这个时代与汉、吐蕃、回鹘等长期生存共处在一起。受汉文化的影响，李元昊掌握西夏政权后，吸取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封建制。到乾顺、仁孝时期，封建制已完全成熟。体现在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成就十分卓著。

　　中国历史上，以军事称雄的少数民族王朝不胜枚举，但真正能够一统中原根深叶茂地入主华夏大地的政权却不多，细数过来，能够真正称得上中华英主的少数民族政权有满清王朝、鲜卑族拓拔恭建立的北魏王朝，再就是党项族李元昊及其先祖创建的西夏王朝。这些王朝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善于学习运用儒家文化，延揽汉族人才，学习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这就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得以发展强盛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观点：强大的异族统治者往往为被统治者的先进文化所淹没所征服！李元昊正是这样一个聪明的党项族领袖。在他的有效治理之下，西夏迅速崛起，并强大到足以与北宋王朝、辽金政权相持百年之久，虽然最终被成吉思汗所灭，但蒙古铁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文字领域，西夏文是仿造汉字的，因为从游牧民族进入封建的定居生活以后，党项人与杂居的汉族人交往频繁，它既需要记录本民族信息，又要加强与汉族的信息交流。史料记载，在西夏德明时期，已有西夏文字的雏形，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继承父位后，“命令党项人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并尊为“国书”。李元昊吸收汉字的特点，指派专人制作文字，并大力推广之。蒙古人称之为“河西文”，党项人自称“蕃文”。

　　西夏“蕃文”是仿造汉字创制，有部首有偏旁，典型的方块字，一字一音，分行草隶楷，行文书写与汉字相同，自上而下由右及左。总计有6000多字，但迄今识别通达的字数甚少，称之为“天书”。流行至今的西夏字，绝大部分是楷书。从造字方式上，西夏字与汉字不同，它基本上是以意会为主，用若干表示特指意义的符号组合造一个新的字，这个字和它代表事物的形态没有关系，因此它是非象形文字。

　　在形体上又与其词汇读音没有关系，比如“不动”曰“定”、“不信”曰“疑”、“无父”称“孤”、“死后入棺”曰“墓”等等。西夏文字为西夏的文化发展开创了新纪元，为人类的文化繁衍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迄今流传下来西夏文书写的佛教经典、儒家典籍以及政治军事律法占卜文学医药内容的宝典文物，绝大多数都被一个白俄罗斯“探险者”科兹洛夫盗走。继他之后的英国人斯坦因和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思文赫定，循着科兹洛夫的线路一次复一次盗窃中国的宝藏，这段令所有中国人心疼的历史是刻骨铭心的。这些宝贝何日回到它的故乡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期盼。

　　“蕃书”创造不久，很快在西夏官府中推行开来，政府规定新蕃书是“国”字，西夏政权与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交往的文书中规定要用“蕃书”书写，同时要附以对方的文字。由于西夏表面向宋朝称臣，所以当时给宋朝皇帝的奏章信件，都由“汉字院”掌管，（另有“蕃字院”掌管蕃书），与此同时李元昊还要求西夏各级官僚同时学习“蕃书”和“汉书”，这个重要的举措对于壮大西夏王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扩张至关重要。历史记载，到第四代崇宗圣文皇帝李乾顺执政时期，精通蕃汉两种文字的中央地方官吏已达数百人。西夏王在大力推广西夏文时，时刻不忘汉蕃两文的交流翻译和融会。由于官府的强制推行，西夏王国及周边地区民间的世俗文献、碑文篆刻、印章、钱币、符牌中已通行蕃汉两种文字，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看出，无论当初的西夏统治者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走向民族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但是，经学术界考证，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西夏文和汉文同时出现在典籍和文物上的现象是非常之少的。这是为什么呢？据西夏文专家李范文先生论及：原因有二，一是西夏典籍在蒙古铁骑毁灭性扫荡时，幸存极少;其二，汉蕃对照的典籍与官方西夏文典籍相比，数量与保存条件有区别，留存于世的汉蕃对照相对少得多。

　　据西夏文物工作者的考证研究，目前已发现的蕃汉文对照的文物仅有几件——“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是一例;另一例是，西夏墓中的碑亭中是以西夏文碑和汉文碑并立;第三例是俄国文物大盗科兹洛夫在1908—1909年两次到黑水城盗走的由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该书是一本双音对译、词义互解的工具书。这本书的价值一直到1909年被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发现和确认并公诸于世，至此俄罗斯的学者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两次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古时期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第四例实证就是本文向读者推荐的这个“一门五福”瓷罐。此罐是五年前笔者在宁夏西塔附近的一家私人收藏馆中觅得的。据杜玉冰女士推测，“一门五福”的汉楷书与罐颈部的四个草书西夏字，绝不是工匠装饰的花纹，它与罐腹部的汉字在意义上应当是相通的。尽管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辨认字义，但这四个西夏文字很可能是西夏文草书“福”字。

　　五年过去了，对西夏文的研究犹如在沙漠中艰难的跋涉，加之笔者是初次涉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