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漆衣陶和锡涂陶

　　漆衣陶与彩陶有其外表相似的一面，但装饰风格及工艺却各异。漆衣陶与漆器装饰工艺相同，一件漆衣陶与一件漆器放在一起，用肉眼很难分别它们的属性，因为这些纹饰与当时楚地流行的漆器纹饰是一样的，楚文化色彩浓郁。只能从胎质来加以区别。

　　漆衣陶是在陶器表上髹漆绘画而制成的陶质器物。漆器胎骨则以木、竹为主，还有夹纻胎（苎麻织成的布料）、皮胎等。漆的用途很广，而楚国髹漆工业尤发达，不但髹漆于木器上，在楚遗物中，陶器、铜器、皮革、丝麻、骨角、龟甲等器物上也有一些髹漆器皿，如图1西汉神人龟甲盾，高32、宽20.1厘米，1973年江陵凤皇山8号墓出土。龟盾胎骨为龟板，亦见有人介绍该盾为“木质”胎体，正面上部绘一神人：人首、人身、鸟足，穿豹斑纹衣裤，作奔走状，头部还有各一蛇形物，其下绘一神兽：鸟首、兽身、三鸟足，头上有一角，作奔走状。背面盾把两侧各绘一人，拱手相向而立，身穿宽袖上衣和长裤，腰束带，足穿翘头鞋，头戴冠，腰佩长剑，似为宾主相见。现藏荆州博物馆。

　　彩陶则是直接在陶表绘彩色纹饰，如图2西汉三角纹彩绘陶壶颈、肩、腹部用红彩绘六层三角纹，各层之间分别以红、白或红黄相间的彩带来分界线，红色间填白色小圆点，色彩艳丽夺目。现藏河南省博物院。

　　我国最早的漆器实物是原始社会河姆渡第三层遗址出土的木胎朱漆碗，最早的漆衣陶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吴江梅堰遗址，陶器上的彩绘用料与汉代漆片的用料相同。事实证明，中国是世界漆器手工业的发源地。

　　商周时期，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是商周时期东方方国的贵族墓地，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图3“漆衣陶壶”便是该墓地出土文物中的唯一一件漆衣陶器。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我国漆器的主要产地，丰富多彩的漆器是楚文化基本特征之一。这时漆衣陶开始在楚国流行，这与楚国的制漆业发达密不可分。考古工作者在历年来楚墓发掘中，战国时期的漆器广泛发现于湖南、湖北楚墓中，特别是长沙、江陵出土数量最多，河南漆器主要见于信阳长台关1、2号墓，安徽则主要见于舒城楚墓。同时也出土不少漆衣陶器（片）。安徽六安城北等战国楚墓中均有漆衣陶器出土。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出土漆衣陶的同时，伴随出土的一般还有漆器与铜器，器型多为鼎、敦、壶、豆、罍等，罐、盘等少见漆衣彩绘。1978年湖北云梦珍珠坡1号楚墓中出土了整套的仿铜礼器的漆衣壶、钫、豆、罍等，还有漆彩鼎、敦、高足壶、豆等陶器，出土的漆衣陶和漆彩陶用漆以黑、红、白和金粉为主，纹饰有弦纹、网纹、蟠虺纹、变体蟠虺纹、三角雷纹、斜角雷纹、卷云纹等。其中网纹平底漆陶敦为战国中期仿铜礼器，通高27.5、腹径20厘米，上、下器各有三兽形足，无耳，盖与器身形状不同。盖为半椭圆形，顶部突起。器身有子口，上腹较直，下腹内收成小平底。盖顶部用红漆和白色彩绘弦纹数道。盖和器身中部用红漆绘网纹一圈，口沿部各饰红漆三角云雷纹一周。该敦不但造型特殊，而且漆绘图案精美，是楚国漆绘陶器的代表作。漆衣金粉陶盖豆（图4），亦为战国中期仿铜陶礼器，通高34、口径20厘米，器盖扣合呈圆球形。盖顶圈足形钮较细高，豆盘较深，豆柄细长，喇叭形座。器身髹黑色漆衣。盖钮下用红色绘蟠虺纹一周，盖沿用红色及金粉饰三角雷纹一周。盘口沿上用金粉填底饰卷云纹一周，柄与座上都用白色彩绘弦纹数道，该器从器型、漆衣和金粉饰等方面来看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研究价值。

　　秦代在我国漆器工艺史上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髹漆工艺有较大的发展，秦代漆器上有许多针刻、漆书和烙印文字和符号，或为作坊标记，或为物勒工名的标志，说明秦代漆器制作有多道工序，所生产的漆器销售各地。

　　西汉是漆器工艺史上的发展和繁荣时期，由于髹漆工艺的大发展，此时漆器已基本取代青铜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漆衣陶、漆彩陶流行区域逐渐扩大，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均有出土。山东日照海曲汉墓群中出土漆器近500件，完整的大漆案、木虎子、漆衣陶壶、漆衣陶耳杯等，尤以50余件漆衣陶等重要，漆衣陶鱼形食盒（图5）、尊也十分罕见，成套成摞的漆衣陶耳杯错落有致。

　　看看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漆衣陶钫（图6），为泥质灰陶，模制，平唇，微侈口，鼓腹，高足，肩饰铺首，盖作盝顶形。器表磨光髹漆，周身粉绘黄、绿、银灰三色花纹。铺首上各绘一立凤。盖面绘朱红、银灰纹饰，盖沿绘方框和波浪纹;漆衣陶盒（图7），泥质灰陶，轮制，扁圆形，盖与盒子母口扣合，平底。弧形盖顶凸脊一周。器身表面涂黑色粉状物，并粉绘银灰色弦纹两道和波状纹一道，器盖用黄、绿、银灰三色绘弦纹、波状纹和云纹。

　　东汉时期，漆器因制造的繁琐费工及价格昂贵而不易普及。而陶瓷制品便以原料较易寻得并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低廉易于普及等优点而得到社会关心与重视。这使瓷器得以从原始瓷真正脱颖而出，并与低温釉陶一起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器、漆器及彩绘陶的丧葬明器功能。漆衣陶也已基本上完成了中间过渡使命，让位于更易烧造、成本更低廉的釉陶。但作为实用器的漆器并未消失，而且有更长足的发展。

　　四川汉代墓葬中也出土部分漆衣陶器，主要在东汉的中小型墓中出现。它的出现和发展只经历了很短的一段时期，这时已是漆衣陶结束的一个尾声而已。

　　“锡涂陶”是根据马王堆一、二号汉墓出土遣策所载而命名，俗称锡皮陶。这种特殊陶器仅见于战国至西汉时期，与彩绘陶、漆衣陶差不多同时兴起，衰亡时间也惊人的相同。由于它们存在时间不长，使用区域不广，出土亦不及彩绘陶、漆器那么多，一直不被人们注意。我国的陶瓷著作中找不到它们的记载。李建毛先生的《长沙楚汉墓出土锡涂陶的考察》是目前唯一的“锡涂陶”专文。上世纪50年代后，长沙地区相继发现了不少锡涂陶，但对锡涂陶的认识和定名却是从70年代马王堆汉墓发掘开始的。

　　李建毛先生认为：50 60年代长沙楚汉墓发掘报告中提到的部分“表皮上尚遗有黑色，但大多表皮均已剥落”的陶器，可能是被浸浊变黑的锡皮。并从建国初期中科院考古所在长沙203号等汉墓中发掘出土的“银衣压纹灰陶”的质地、显色以及压划、磨平等工艺手法论证这批釜、甑、壶、钫、等数种均为“锡涂陶”。这种陶器在长沙近年来发掘的西汉晚期墓葬中有一定数量出土，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程式化的丧葬明器，常饰以放射状齿纹。东汉墓再不见锡涂陶出土，说明它与漆衣陶一样已在陶器品种中迅速消失了。

　　其实，锡涂陶器并不只限于长沙地区。湖北江陵太晖观50号战国中期楚墓亦见出土，如“贴锡箔球状陶敦”，通高30、口径19.5厘米，器、盖形状相同，盖合后呈球形。平口，口沿有两个对称的环耳，底部有三个仰首相对的兽形小足。器表用黄、朱、黑三色彩绘花纹。盖顶正中为涡纹，外圈以卷云纹和线纹组成环形图案。器、盖口沿至中腹部绘菱形纹，下腹部有二周锡箔状贴片。该墓共出土了两件相同的“贴锡箔球状陶敦”。此敦造型别致，花纹精细，色泽鲜艳，为江陵地区战国中期小型楚墓出土的典型陶敦，富有楚文化特色。有别于长沙出土的锡涂陶器。这种“锡箔状贴片”是否也是锡涂陶器呢？其制作工艺如何？李建毛先生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锡皮当是外镀而成”、“沉浸法所形成的锡膜本身不会出现任何纹饰，锡涂陶的纹饰便依靠胎的凹凸变化而成。锡涂纹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战国以凹凸弦纹为主;西汉初期出现瓦纹、带纹和铺首等;西汉晚期则出现放射状的齿状纹。”西汉晚期以后，锡涂陶器在我国消失，漆衣陶亦与之相似。究其原因，当不外两种，一是成本高于其他陶瓷，且工艺繁琐易碎;二是低温釉陶与印纹硬陶的勃兴有关。据考古资料显示，低温铅釉陶首先在陕西关中地区出现，至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盛极一时。低温铅绿釉陶呈现色彩有如翡翠，且清澈明亮，玻璃感强，器表光洁平整，几可照人。而锡涂陶器及漆衣陶器费工费时、成本高昂，装饰不如低温釉陶，实用不如印纹硬陶、原始瓷，自然而然会被这些品种取而代之，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特别是东汉瓷器的烧制成功，更不会再见这些特种陶器了。但是漆衣陶与锡涂陶在陶瓷发展的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以漆衣陶替代昂贵的青铜器、漆器的尝试一直是古代手工业制品制作者的梦想，除去新石器时代吴江梅堰遗址最早的不明显漆衣陶，从商周开始已见漆衣陶壶试图以低廉的成本进入漆器行列，几可乱真。至战国时代，仿青铜礼器、日用器的漆衣陶普遍见于楚墓中，流行疆域进一步扩大。虽然战国时代多见仿漆器的彩绘陶器，显然它们也是漆器的代用品，但简陋粗劣的彩陶明器实际上不过是敷衍礼仪，精美的漆衣彩绘陶则表明了一种认真的努力。

　　关于锡涂陶，“是素陶向釉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沉浸锡涂法对以后制瓷的浸釉法工艺曾有过影响和启发。”我同意李建毛先生的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