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展

　　佛教是精神层面的产物，注重思想的灌输，早期佛教和当时印度的其他教派一样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为了便于向缺少文化知识普罗大众传播佛教义理，迟至公元一世纪，在耆那教和婆罗门教的影响下，佛教也以石雕造像来教化大众。从印度出土的实物看，此时的造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形象多为体魄强健的伟丈夫形态，没有宗教内省表征;造像的题款多为“菩萨”，而非“佛陀”，反映了当时两者间的区分并不明显。

　　差不多同时，佛像也随着传教者进入了汉地。初传汉地的佛教造像似乎和金铜有缘，《后汉书》卷十八载曰：“世传明帝梦见金人，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佛像焉”。而具体的实物亦有铜质的，长江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125年）铭青铜摇钱树残件上，铸有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的佛像，虽时间稍晚于文献，却是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青铜佛像了。此时直到三国西晋，无论青铜还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与神兽、神人并列于同一器物上，被当做一般的神来奉祀，以中国的方式来膜拜。

　　随着《僧祗戒心》等佛教仪轨的弘传，单体佛造像开始出现。史载三国笮融曾造金铜佛像，西晋时高僧竺法护在洛阳造菩萨金铜像12尊，但都没有实物传世。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佛像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款铜鎏金坐佛造像。此后，尽管战乱时期青铜作为战略物资被统治者严加管控，禁止民间铸造金铜佛像，但佛教的护生理念直指人心，蕴慰着乱世之际命如蝼蚁的平民百姓的心灵，催生了金铜佛像的铸造和传布，造像的形象也变得内省、慈祥了。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造像不过是形式，佛教传布过程中教义的变化直接导致造像的变化。佛教，这个古印度出生的孩子，在东土被华夏文明滋养成长，成为“披着袈裟的老庄”，其造像也与古印度的梵相大相径庭。至宋代，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中国面貌，造像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布袋和尚（弥勒）、泗洲大圣（观音）、女相观音、罗汉等，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真人并无二样，但道行极高，神通广大，救苦救难，深受百姓的膜拜。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汉地造像的影响，但因地域文化的影响，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鼓起，有印度佛教早期造像的伟昂刚健之势，与南方造像注重内省、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明显区别。

　　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造像官方和民间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官方因统治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传佛教造像;民间膜拜汉传佛教造像，并依照宋代的样式造像。但由于思想的钳制和文人地位的下降，想象力和创造力大不如宋代，造像仅仅是膜拜的对象，并不太追求艺术水平，造像艺术大有今不如昔之慨。明代还将关公拉入释班，将其作为武财神和伽蓝菩萨供奉。

　　汉传佛教造像的收藏是民间收藏的一个热点，刘雍先生痴迷其中已旬年，对其中的金铜造像情有独钟，重点收藏其钟情的宋以前造像，并有独到的收藏和研究心得。此番其将收藏的近260件金铜造像按时间、地域进行梳理，由我馆专业人员编辑成《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集锦》一书，首开汉传佛教金铜造像单独研究之风，细化了汉传佛教造像之研究，对收藏和研究汉传佛像是极有裨益的。为了让大家更全面、近距离地观摩实物，浙博专业人员从中精选108件佛像，策划了“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展”，所展示佛像的断代、名称均按刘雍先生的意见标注，虽是一家之言，也是十年的心得积累，也算抛砖引玉，进一步唤起社会大众对汉传佛教造像的认识和关注，推动汉传金铜造像研究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