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书法创作审美评判科学体系肩负的历史责任

　　陈振濂先生说：“现在的书法家要谈学问，要和一流的学者去讨论，根本张不开嘴。”（王岳川、陈振濂《学院派书法与文化书法的前景》，《中国书画报》2008年7月14日第56期）传统文化的荒漠化是书法界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连自己的来龙去脉都搞不清楚，就要轻举妄动，只能是自己毁了自己。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文化积累是极其丰厚的。我们还是静下心来，把自己这本经念熟了、用好了，才是根本。中国很大一批书法家根本就静不下心来学习本土的优秀文化，被“后现代”挑唆得心旌摇动，热衷于离经叛道的创新，大有东施效颦之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真、善、美，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洋人们看不看好没关系。如果你是外国人，想做中国书法的知音，你就先来学学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洋音乐和西洋绘画从来没有因为中国人想学而降低过门槛儿，我们中国书法凭什么为了让洋人看懂而简化自己、丑化自己？

　　看看国内一些书画报刊，就知道离经叛道到了什么程度。歇斯底里的涂鸦和肉麻的吹捧，还有厚颜无耻的离谱儿炒作……学者、理论家就那么不变的几张面孔，就那么不变的几声论调。书法人期待有更多好的文章，好的创作，但是太少，报刊的许多篇幅出卖给了急功近利。而急功近利者们思想混乱，方向不明，只要有名有利，什么出格儿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甚至连祖宗都可以忘记。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在当代出现的荒漠化现象已经造成书法文化精神的极度贫血，致使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严重缺失，这无疑是搅混了书法这潭清水，污染了书法环境，降低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品位。所以在思想上强化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消除混乱，是当代书法创作审美评判体系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理论上廓清经典与畸变，明辨是非，消除误导

　　刘宗超先生在《中国书法现代创变理路之反思》一书中，通过对中国书法现代创变理路的严肃反思，得出结论：回归经典，建构书法的当代标准，才是书法现代创变的可行途径。这个观点得到大多数书法人的认同。沈鹏先生说过：“我创作书法作品，而这门艺术也潜移默化地塑造我的性灵，越是深入追求，就越是在艺术中体会真、善、美及艺术与人性的一致性。”真、善、美自古以来就是书法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背离这个主题，无疑是一种堕落。可是主张颠覆传统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不屑一顾，唯对西方中心主义趋之若鹜。他们搬来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超级写实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诸多“主义”来肢解中国书法，理由是中国传统的笔墨已经不能表达现代人的思想。

　　现代人要表达什么思想？“现代派”们能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饱含中和、道法自然的传统书法当然不适合表述神经错乱的情态，而神经错乱的情态根本就不能代表当代人的思想状态。一些人狂野地向传统叫板，挑战传统，说明白些，不就是嫌自己的祖宗“土”，想丢掉自己的祖宗。难道黑格尔、柏拉图比老子、孔子更了解中国文化吗？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能解释中国“天人合一”的高尚文人品性吗？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话语方式，要用“交叉学科”来对艺术重新整合，用政治的学术情结来抽象艺术。这与他们政治、经济上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如出一辙。能被他们轻而易举就重新整合的艺术是什么样的艺术？一定是不成熟的艺术、飘浮状态的艺术、没有根的艺术！当代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库茨曾经把“美国绘画”推向巴黎，结果被法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们骂得狗血喷头。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拿杰克逊·波洛克来改造“二王”。王岳川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平、和谐的文化。”（王岳川、范迪安《中国艺术的国际化与书法文化创新》，《中国书画报》2008年5月15日第39期）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说的“无为”当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主张不要侵略、不要战争。中国传统文化骨子里就是讲和平、讲和谐、讲与人为善，而西方文化从它诞生那一天开始，骨子里就是反叛、颠覆、争斗，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谁更能代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必被外面的风景搞得眼花缭乱，被超级大国的气势汹汹搞得不知所措。我们如果拿自己的国粹去搞“交叉”，其实就是对本土文化和自己的历史不负责任。而凝神静气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守住自己的家底，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不缺少书法理论，中国的书法理论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且基础牢固。中国的书法理论在《周礼》中就有了奠基。“六书”是中国人熟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

　　西汉时，大学者扬雄在《法言·问神》中已经有了非常精辟、简明的论述：“书，心画也。”此论述被后世公认为中国书法理论的源头。汉魏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书论，已经表现出“尚象”的审美趋向，比如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篆势》、《笔论》、《笔赋》、《九势》和刘劭的《飞白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