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的饮酒习俗

2018-04-04 13:41:07 来源：文汇报已浏览次

　　从秦汉到魏晋，再到盛唐，中国酒的酒精度一直没有大幅度提高，那时候饮用的是黄酒的雏形，所以李白能够“斗酒诗百篇”，而白居易的“一壶好酒醉消春”，更说明醉酒是诗人们的日常状态，“但愿长醉不愿醒”，则是诗人们的理想状态。

　　还不仅仅是灵感，酒后的人们天然就多了热情，以往的隔绝、疏离感消失了，酒席于是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好的交际场所，微醺的人们多了黏合剂，在酒席上，酒成为中国人情感共同体建立的催化剂，也成为中国文化远古以来的一种不变的推进力量。

　　按巡饮酒

　　古人有按巡饮酒的习俗。按巡饮酒是分轮由尊长到卑幼一个个地饮，一人饮尽，再饮一人，这种饮酒习俗与现代人饮酒时大家共同举杯很不相同。酒宴上，众人都饮完一杯称为一巡，一次酒宴往往要饮酒数巡。唐代饮酒的巡数较少，一般为三巡，如元稹《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一诗云：“归来高堂上，兄弟罗酒尊。各称千万寿，共饮三四巡。”宫廷酒宴上，过了三巡，就有大臣箴规了。《旧唐书·李景伯传》载：“中宗尝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佞之辞，及自要荣位。次至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巵，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宋代时，人们多称“巡”为“行”，与唐代比，宋代酒宴饮酒的行数一般较多。北宋中期以前，人们饮酒多在五行左右，北宋中期以后，饮酒行数增多，民间酒宴饮酒一般为十行，宫廷酒宴饮酒多为九行。

　　巡（行）酒所到，每人都必须饮尽自己杯中酒，否则主人会以各种形式劝饮。两次巡酒之间，往往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唐代时，巡酒之间娱乐活动的类型较少，多为歌舞。宋代时，宫廷饮宴行酒间的娱乐活动也多为歌舞表演。但在民间饮宴上，行酒间的娱乐活动类型多样，除歌舞之外，或弈棋，或纵步，或款语。

　　在民间的大多数酒宴中，巡酒完毕并不意味着饮宴就要结束了。恰恰相反，此时人们酒兴未尽，饮宴尚未进入高潮。巡酒完毕后，进入“自由”饮酒阶段，主宾间或宾客间可以自由敬酒。如果某一座客向邻座或他人敬酒，要手捧杯盏，略微前伸，这就表示了敬酒的愿望，俗称此为“举杯相属”。被敬酒的人一般要予以接受。唐宋时期，人们敬酒时还流行“蘸甲”，即用手指伸入杯中略蘸一下，弹出酒滴，以示敬意。若酒兴仍高，人们或赋诗填词，或歌舞助兴，或行酒令，各种佐觞活动逐渐把饮宴推向高潮，以使人们尽兴而归。

　　今天人们饮酒以共同举怀一次为“一巡”，一般也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才切入酒宴的正题，举行敬酒、酒令佐饮等活动，这些饮宴程序正是古代按巡饮酒习俗的遗迹。

　　歌舞侑酒

　　音乐和舞蹈对宴会起着相当重要的调节作用，以歌舞助兴是唐宋时期重要的酒俗之一。唐代时，酒宴之上的歌舞可分为两类：一是自娱性的歌舞，二是他娱性的歌舞。

　　自娱性的歌舞是酒宴主人或宾客表演的歌舞。唐代时，酒宴之上宾客往往亲自歌唱，以答谢主人的美意。在飞觥把盏间，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可以邀请对方唱歌，如《嘉话录》载，李绛为户部侍郎时，曾参加本司酒会，张正甫“把酒请侍郎唱歌”。当宴饮进入高潮时，人们还会以自我舞蹈的方式娱乐，连帝王都如此。《旧唐书·高宗诸子传》载，唐太宗的长孙燕王李忠出生时，太子李治宴宫僚于弘教殿，唐太宗亦参加了此宴，“太宗酒酣起舞，以属群臣，在位于是遍舞，尽日而罢”。这种席间起舞是前代“以舞相属”习俗的继承。这种习俗在唐代又有了一些新内容，有时是专门表示对某位贵宾的尊敬，正如李白《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所云：“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唐代酒宴上自娱性歌舞的盛行，体现出唐人广泛的主动参与性。

　　他娱性的歌舞是由专业歌舞人员表演，主要供参加酒宴的宾客欣赏。在唐代的接风洗尘与送别饯行之类的宴饮活动中，主人经常请歌手为之唱歌，通过悠扬的歌声来表达喜悦或留恋的心情。他娱性的歌舞在唐宋两代酒宴上都很盛行，表演者多是年轻貌美、技艺高超的歌妓、舞女。宋代时，自娱性歌舞已经基本上从酒宴上消失，主人和宾客很少亲自参与音乐和舞蹈活动了，他们成为歌舞的专门欣赏者，而歌妓、舞女则成为专门表演者。由于歌舞完全由歌妓、舞女承担，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酒宴之上歌舞就是为了娱客，而不是自娱。《宋史·王韶传》载：一次王韶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绩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参加酒宴的宾客们虽然完全成了歌舞的被动欣赏者，但由于歌舞已完全由专业的歌妓、舞女承担，演出水平一般较高，酒宴上往往烛光香雾，歌吹杂作，营造出一种如醉如痴、如梦如幻的境界。

　　饮妓陪酒

　　女妓陪酒是附庸风雅之徒喜欢的一种助饮方式。在唐代公私宴饮的许多场合都可以见到男女同席的场面，如白居易《江楼宴别》云：“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许浑《闻州中有宴寄崔大夫兼简邢群评事》云：“箫管筵间列翠蛾，玉杯金液耀金波。”吟述的都是男女同席的宴饮场面。席中之女多非良家妇女，而是年轻貌美的女妓。

　　随着女妓陪酒活动增多，在唐代还出现了专门以陪酒为职业的“酒妓”（又称“饮妓”）。地方上，不少州镇乐营女子为专业性的酒妓。在两京，从事陪酒职业的女妓更多，陈继儒《北里志·序》云：“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署曹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

　　唐代社会风气虽然比较开放，这种男女同席的女妓陪酒之风仍遭到不少人非议，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饮酒四字令》载：“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有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沈亚之《华州新葺设厅记》云：“酒行乐作，妇女列坐，优者与诙谐摇笑，左右侍立，或衔哂坏容，不可罪也。”

　　宋代时，在官方举行的酒宴上，男女同席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消失。在私人举行的多数酒宴上，女妓的作用也多限于歌舞助兴。女妓入席陪酒的现象只在酒楼妓馆等场合较为盛行，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载：北宋东京的任店有“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酒肆》载：南宋临安中瓦子前武林园的三元楼，“浓妆妓女数十，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如神仙”。

　　行令助觞

　　行令助觞即行酒令助饮。一般认为，酒令的起源与古代的投壶之戏有关，“酒令”一词最早指主酒吏，如《梁书·王规传》载：“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唐代时，酒令才开始作为一个专有名称，特指酒宴上那些决定饮者胜负的活动方式。酒令在唐代形成后，很快就成为人们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从文人士大夫到庶民百姓无不选择适合其活动的酒令来佐饮，蔡宽夫《诗话》称：“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唐代的酒令名目繁多，大多数唐代酒令至宋代时就已经失传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称：“《醉乡日月》三卷，唐皇甫松子奇撰。唐人饮酒令此书详载，然今人皆不能晓也。”宋人多不解唐代酒令这一事实，说明了唐宋两代的酒令有很大的变化。唐宋两代的酒令及人们行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唐代酒令以器具令居多，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目前能知道的唐代酒令约有20多种，这些酒令多需借助于骰盘、筹箸、香球、花盏、酒胡子等器具方能行令。如行筹令时，大家轮流抽取长条形的筹箸，根据上面的字句，决定如何饮酒。中唐以后，筹令开始衰落，但筹令所使用的酒筹广泛应用于宴饮的各种场合，故后世往往用“觥筹交错”来形容宴饮。与唐代器具令居多不同，宋代酒令多是文字令，文字令的盛行与文人群体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宋代统治者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加大科举取仕的力度，使文人群体日益扩大，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进行文字游戏的技巧也比较娴熟，酒酣耳热之际为后人也留下了不少高水平的文字令。

　　其次，唐人行令强调胜负，宋人行令注重参与。唐人尚武任侠，争强好胜，行酒令时也往往强调胜负，而负者要罚酒，为公平处理因酒令而引起的纷争和更好地维持酒场秩序，唐人聚饮时常设酒纠（亦称席纠、觥使）。担任酒纠者须熟知酒场中的各种规矩，对违犯宴席规矩的行为要进行处罚。担任酒纠的人不仅有须眉男子，巾帼妇女也不少，尤其是一些知名的妓女，才艺超人，熟知酒事，常担任酒纠一职。与唐代比，宋人行令更注重参与，不太计较胜负。由于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所以宋代酒纠的设置也不如唐代那么普遍。

　　最后，唐人行令比较豪爽，宋人行令比较文雅。唐人行令之所以比较豪爽，除了唐人普遍开放豁达之外，与唐代的酒令形式也不无关系。由于唐代的器具令居多，行令时，人们的注意力随着骰盘、香球、花盏、酒胡子等器具的运动而转移，往往面目紧张，情绪激动。除器具令外，唐代酒宴上还流行各种动作令。许多动作令更是节奏紧凑，行令时人们手舞袂扬，往往把酒宴闹得热火朝天。与此相反，由于宋代的酒令多为文字令，需要口齿清晰地吐字讲谈，而不是如狂似颠地大呼小叫。加之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因此宋人行令就显得比较谦和、随意和文雅。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宋代，中国的饮酒习俗仍与后世有不少差异，如后世不再按巡饮酒，侑酒的酒令也日益单调，通俗的“姆战”（划拳）盛行一时等。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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