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海盗：连横行海上的阿拉伯人也敢打劫

2017-11-14 13:13:54 作者：王华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已浏览次

　　说起中国古代的海盗，可能最先跃入人们脑海的是明代的倭寇。其实不惟明代，各朝各代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海盗问题。由于明代关于倭寇的材料存世相对较多，另外又和敏感的东邻问题扯上关系，于是倭寇的研究也就相对起步较早，这一时期的历史在大众中也就相对普及。倭寇就其人员来源来说，既有来自日本列岛的人，也有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更多的则是中国人，在嘉靖时期的倭寇大爆发中，后者的比例是远远超过前两者的。这种国际化的人员构成，很容易引发当代学者的想象与兴趣，乃至于当时倭寇的大本营双屿港——现在的舟山六横岛，成为东亚的贸易中心。

　　尽管时空变迁，沧海桑田，人的本性却很少改变。自唐代中后期海上贸易开始勃兴，至宋代而达到高峰，在求生逐利这一人性的驱动下，大量的沿海人民投入到海上贸易的队伍之中，而中央王朝对这一新的贸易形势的控制则在不断地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税收与垄断来攫取海上贸易的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对沿海商人集团的打压——在缺乏妥协与分享的传统社会中，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在帝制时代，中央政府对海上贸易的紧箍是逐渐收紧的：宋代允许私人自由出海贸易，但政府抽取高额的税收（某些特殊商品则由政府垄断）;元代政府加入了赛场，亲自办起了国家的船队，排挤掉了私人船队;明代则长时间有严厉的海禁政策，但保留了来自日本的遣明使贸易，遣明使贸易崩溃之后，海盗的爆发就无可避免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依然颇有些自由气息的宋代，来看看那时候的国际海盗。宋代正值日本平安时代，武士阶层还没有崛起，滨海地区还没有看到浪人们的身影，所以那个时候东亚海域的海盗，日本人还远没有成为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是。可以称得上主角的，占婆国（Champa）算一个。

　　占婆的地理形势

　　占婆国，中国史书中称其为林邑、占城，地理位置相当于现在越南中南部。它的地理特征非常类似于中国东南沿海，短促流急的高山河流从海岸山脉俯冲而下，独流入海，形成面积狭小的沿海冲积平原，而各条独流入海的短促河流又被横向伸入海洋的山脉所阻隔，于是各个狭小的沿海冲积平原形成了相对独立且封闭的地理单元。今天越南中南部，从北至南的每一个沿海冲积小平原，分别构成了广平、广治、承天顺化、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宁顺、平顺等沿海省份，法国历史学家马伯乐在他的《占婆史》中，称占婆为“逼处山海之间，东岸海潴遍布”，又“岛屿环列，小湾无数”，有着独特的地理景观。

　　这样的地理特征导致了占婆的政治形态为松散的政治联盟，每一个沿海小平原都有较强的自主性，而不是类似于中国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可能是信仰——占婆是一个婆罗门教国家，现在遗留的美山遗址，和真腊的吴哥遗址一样，都是婆罗门教的遗存。其实，东南亚海域，岛屿、峡湾众多，又扼守着东西方贸易的狭窄通道，从很早开始，这里便成为海盗的温床。对这一地区的很多城邦国家来说，我们现在称之为“海盗”的行为，只是一个政权解决财政困难时再正常不过的办法，如三佛齐（它的国都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在其强盛时期，对过往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取高昂的费用，而在其财政吃紧的衰弱时期，便使用武力来强迫别国船只停留在他们的港口，其行为已经形同海盗;继其之后兴起的位于马六甲海峡北岸的马六甲王国，也干过同样的勾当，英国历史学家霍尔甚至直接称它是“由一群海盗组成的国家”。

　　这种利用一个政权的军事力量在海上逐利的海盗行为，占婆当然也不遑多让，因为占婆的地理位置对于古代航路来说，也非常重要。占婆海岸历来为中西船只往来的重要停泊补给地点，元代的安南人黎崱在其所著《安南志略》中说：“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通“薪”）水，为南方第一码头。”就是说，当时中国商船往南洋跑，都要在这里补给。正是这样繁忙的交通往来，为海盗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占婆当然懂得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早在五世纪晚期，它就曾截断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与扶南（今越南最南部和柬埔寨，即真腊）之间的贸易路线，并洗劫往来船只。除了抢劫海上商路上的商船之外，另一项重要的抢夺目标，便是人口。当时的东南亚各国奴隶贸易盛行，抢夺人口作为奴隶进行贩卖，是各国海盗一项常见的勾当。占婆便常常掳掠交趾沿海的村落人口，交趾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中多有这样的记载，如交趾李朝太宗明道二年（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占城风浪贼掠取海边民，命陶处中镇之，乃平”;又陈朝太宗元丰二年（宋淳祐二年，1252年），“占城自李氏之衰，常以轻舟剽掠沿海居民”（关于占婆的史料大多来自中国和交趾的记载，他们自己的史书没有保存下来，但留下了一些碑刻）。

　　占婆的华人海盗

　　占婆的海盗并不全是占婆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可能是中国人。毕竟以占婆这样的地理位置，必然会吸引来自各方的移民。宋代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华人曾经在占婆做过海盗的勾当。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占婆“番首”邹亚娜[邹亚娜是宋朝史料中对他的称呼，据马伯乐的意见，邹亚娜是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JayaIndravarman）的汉译对音]遣使杨卜萨达麻来到宋朝进行朝贡贸易，朝廷照例令其“免到阙”（指不要到临安来）。宋朝对朝贡贸易采取务实的态度，知其目的主要在于贸易，与政治关系不大，一般都是令南洋诸国止在泉州市舶司进行交易。

　　然而泉州市舶司此时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杨卜萨达麻到达泉州的时候，恰好碰到了大食国（即今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乌师点。之前一支阿拉伯船队途经占婆、来中国做生意，结果被占婆的海盗洗劫一空，这个阿拉伯船队的首脑，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乌师点。乌师点想不到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又碰到了这群海盗，他抓住机会，立刻向泉州市舶司控告杨卜萨达麻所贡的方物是其抢劫大食商船而来，而被抢的时间正是大食商船经过占婆海岸的时候。以占婆人历来的品行来看，这项指控很有可能是确凿的，至少当时宋朝人相信了乌师点。市舶司将案件上报朝廷，孝宗做出了最后裁决：“（将杨卜萨达麻）以理遣回。”同时，在乌师点控诉中，透露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

　　“……到占城国外洋暂驻，有占城蕃首差土生唐人及蕃人打驾小船，招引佛记霞啰池等入占城国拘管……又将人命杀害。”

　　乌师点随口提到的“土生唐人”，也许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华人在境外做海盗的史料。而所谓的“土生”，便表明他们至少是移居占婆的华人第二代。后世的文献记载表明，宋代有大量华人移居占婆，这些华人在经济上与当地人互相合作，曾多次组织占婆远赴宋朝进行朝贡贸易，并担任纲首（船长）、翻译等。而在政治上，他们与占婆的统治者似乎是各有所求，貌合神离，元初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军远征攻打占婆，一个叫曾延的占婆华人代表华人群体来与元军谈判，元史中这样记载：

　　“占城唐人曾延等来言，国主逃于大州西北鸦侯山，聚兵三千余，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将与官军交战。惧唐人泄其事，将尽杀之。延等觉而逃来。”

　　这条记载是说，占婆的统治者在元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害怕当地华人私通元军，于是准备将华人屠杀殆尽，曾延逃了出来，向元军报告了占婆国主藏匿的地方。这个事件表明，至少在宋代，就已经有大量的华人旅居占婆，形成了可观的华人社区。在宋末之前，他们和占婆统治者似乎颇有合作，还曾一起出海打劫阿拉伯人，但元初时，当地华人的势力显然受到了压制。

　　至于这些与占婆人合作的华人海盗——“土生唐人”，他们祖辈来自哪里？是什么时候开始移居占婆的？我们似乎可以从北宋晚期政府颁布的一纸禁令中获悉端倪。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有臣僚上言道：

　　“访闻入蕃海商，自元祐后来押贩海船人，时有附带曾经赴试士人及过犯停替胥吏过海入蕃。或名为住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妻养子，转于近北蕃国，无所不至。元丰年中，停替编配人自有条禁，不许过海。及今岁久，法在有司，未常检举。又有远僻白屋士人，多是占户为商，趋利过海，未有法禁。”

　　可见宋代华人移居海外，至少在北宋晚期就已经形成风潮，以至于朝廷要重申立法。移居海外的华人有两大群体，一为趋利出海经商的白屋士人，二为有过违法记录之人，二者均为明令禁止出海的人群，而后者偷渡出海后，很可能成为当时东南亚各国海盗的一部分。

　　占婆袭击海南

　　尽管占婆人以自己的沿海地带为主要的海盗舞台，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他们也并不惮以舟师袭击外国，对北方的交趾与南方的真腊，他们都曾以舟师奇袭得手。上文讲到北宋末年时，已有大量华人移居占婆，到了南宋，这些华人带领着占婆人将商业的触角伸回到了宋朝领土之内，形成了规模不小的走私贸易，结果最后演变成武装冲突。南宋淳熙年间与宋朝的“买马通商”事件，是占婆对宋朝沿海造成的最切实的威胁，也深刻地体现了占婆的国家性海贼的特质。

　　宋朝政府在与占婆常年的朝贡贸易中，赐予其少量平时禁止出口的马匹和武器，本来意在象征性地倾向更加弱小的占婆，以便于在交趾和占婆的争斗中维持区域平衡（位于今越南北部的交趾和越南中南部的占婆，历史上是世仇）。然而马匹似乎从未在占婆的军事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只是迟至乾道七年（1171年）的一次偶然事件，才改变了占婆对马匹的态度，更引发出后续的“买马通商事件”。

　　在宋代文献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尽管其可信度存疑，但它反映的占婆转向骑兵作战的历史过程却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当时一个福建士人要去海南吉阳军（今属三亚市）做官，从福建漂海赴任时，遇到狂风，被吹到了占婆。当时正值占婆与南方的真腊交战，突然置身战场的福建人发现，双方均以象兵作战而没有骑兵。也许是这个福建人颇有武艺，又或者他只是想在当地立足，总之，这个福建人就留在了当地，开始教占婆的军队以骑兵的战术。福建人颇得占婆国王的欢心，据说国王大悦之余，向他打听哪里可以买到马，狡黠的福建人向他推荐了海南吉阳军这个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诚地向国王诉说自己的归国之志，并保证可以帮忙买到马。不管怎么说，国王都相信了他，“具舟送之吉阳，厚赉，随以买马，得数十匹”。于是，占婆与海南的贸易就靠马匹联系了起来。据说这些马也非常争气，在战场上“以战则克”，威武非常。

　　这则故事的关键之处，在于“福建人”。为什么偏偏是福建人呢？半真半假的故事背后，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福建人在宋代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剥去这则故事的传奇外衣，其内核无非是：福建人开辟了海南至占婆的走私航线，走私的是什么？当然是一方需要另一方却禁止出口的东西。

　　占婆本地并不产马，认识到骑兵战斗力后的占婆人，对马匹的需求陡然旺盛起来，而宋朝的马匹历来是禁止出口的，从乾道七年福建人带着占婆人初次买马到淳熙二年（1175年）东窗事发，这五年间宋占两方的马匹交易，无疑都是靠走私完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主管海南军政的路级机构琼管安抚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更不用说朝廷了），只有吉阳军的地方人士参与其中。

　　之所以到了淳熙二年走私之事会暴露，是由于占婆方面对马匹的需求实在太大，一个州级行政区吉阳军根本没办法满足。于是，占婆开始遣人给琼管安抚司写信，希望和整个海南通商买马。走私马匹关系重大，琼管立刻拒绝了这次通商贸易的请求。因失望而恼羞成怒的占婆船队暴露出海盗的本性，开始打劫人口财物，在海南沿海一带烧杀掳掠，大展了一番拳脚，临走时还掳走了大约一百人——因要求通商被拒绝而企图用武力解决，是不是听着很耳熟？这样的故事模式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还要轮番上演，中国沿海的外国海盗，很多是因为要求通商失败而走上武力解决的道路的。

　　但此时双方的力量对比，使得朝廷显然没把占婆放在眼里。震惊之余的临安，立刻下诏令广西安抚司张栻责成琼管（一个副省级单位）出面交涉，所谓的交涉，也不过是对占婆“谕以中国马自来不许出外界，令还所掠人口等，自今不得生事”这样透着宗主国口气的话。对于马这样的战略物资，回旋的余地并不大。朝廷还严肃处理了知吉阳军林宝慈、县令王三俊，以表明强硬的态度。

　　第二年（1176年）七月，受到宋方压力的占婆释放了被掳的83人（其他人因病死亡），并再次请求海南岛开放通商。朝廷方面的立场依旧强硬，重申了海南并无通商条例的旧制，“遵依自来条法体例施行”。这次事件之后，宋占关系的史料变得非常稀少，也许暗示了经此一役，双方进入了一个关系较为冷淡的时期，毕竟对宋朝来说，与这样的一个敌友无常的邻国打交道似乎过于冒险。

　　由于年代久远，更由于婆罗门教文化圈内的占婆不像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那样喜欢编写史书，现在留下来的占婆史料大都来自他者的目光。在交趾和宋朝人眼里，他们是喜欢做生意，生意不顺利的时候也顺手打劫的一群人。但是能让那么多华人前去定居，这个国家也必然有其吸引力吧。随着北方交趾的扩张，占婆在此后的岁月里国都不断南迁，最终于1832年被越南完全吞并。他们的信仰也随时间的迁移，从婆罗门教逐渐变成了伊斯兰教（和他们长期与阿拉伯人贸易有关），如今去越南的美山圣地占婆遗址，还依稀能看到当年的婆罗门教遗风。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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