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军新体：书法史上的崭新一页——从乾隆“三希堂”的命名谈起

快雪时晴帖

　　清代乾隆皇帝对于书画艺术的热衷，大概在历朝历代皇帝中除宋徽宗外无人能出其右。他遍收历代名帖名迹，下旨编纂《石渠宝笈》《三希堂法帖》，为书画艺术的流传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乾隆将自己的书房称为“三希堂”，并亲笔御书匾额置于房内。关于“三希堂”名称，有两层含义的解释：一是典出宋代周敦颐《通书·志学》，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二是因为乾隆帝收藏有东晋的三件稀世墨迹，其亲撰《三希堂记》云：“内府秘籍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稀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 《快雪帖》即《快雪时晴帖》，三件作品除此件被携至台北故宫外，《中秋帖》《伯远帖》历经半个世纪的民间漂泊，1951年由国家购回藏于北京故宫。

　　汉末以后，隶书逐渐淡出，楷书的出现标志着今文字系统的完善与成熟，汉字至此终止了它的字体演变，这为书法从文字记录书写的从属地位走向艺术表现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的演变并非如史学认知那样清晰。从三国到西晋，实际书写的书体还是隶书、楷书、章草等共存，特别是如《平复帖》那样的章草，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书体，这种起于隶书时代的“古体”被后世认作是西晋书法的代表。

　　东晋，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文士不仅擅写这种“古体”，更是对这种“古体”进行了变革，形成了一种“新体”——行书。行书的产生，不仅便于书写，加快了日常书写的速度，也大大地拓展了书法艺术表现的空间，成为之后近两千年中国书法表现的最重要书体。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感受乾隆帝收藏东晋王羲之为代表的文士书法的意义。作为古代书法的杰作，东晋时期的“新体”开启了书法艺术表达的自觉时期，翻开了书法史上崭新的一页。

　　三希堂“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唐摹本）是王羲之书写的一通手札，因有“快雪时晴”四字而名，在众多王羲之尺牍中相对书写工整，近于行楷，或是乾隆帝自己的书法与其风格吻合之故，最为喜爱。《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也有人认为现存本是宋代米芾的临本，但不管如何，作品因风格雄强、用笔连贯、气势磅礴而闻名天下。而《伯远帖》则是东晋第一任丞相王导的孙子、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书，全札五行，点画布局自然，用笔潇洒飘逸，在“三希”中最能体现东晋文士那种“江左风流”的气度。

　　（撰稿、栏目主持：金晓明）

　　金晓明：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