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玉(石)器看中原夏商文明的南渐

　　内容提要：浮滨文化是商末周初活跃于闽南、粤东一带的一支东南沿海土著文化。该文化中常见的璋、戈等皆为中原夏、商文化的代表器形，这些文化因素如何辗转进入东南沿海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剖析浮滨文化玉石器中包含的外来文化因素，初步蠡测中原文化因素进入粤东、闽南的时空、路线等问题。

　　关键词：浮滨文化 玉石器 夏商文明

　　浮滨文化是商末周初活跃于闽南、粤东一带，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组合为文化特征的一支土著文化。文化内涵除包含有特征鲜明的陶器外，浮滨文化还出有大量的玉石器（以石器为主，少量玉器），从功能用途看，石器多为实用工具，如石锛;玉器为非实用，如璋、戈等，皆为中原夏商玉器造型，应具有与中原玉器相同的功能。

　　中原与闽南相隔遥远，礼玉文化因素如何进入闽南、粤东？浮滨文化中玉石器还包含有哪些外来文化因素？本文收集浮滨文化出土的玉器及非实用的石器，剖析玉石器中所包含的外来文化因素，从而初步蠡测中原文化进入粤东闽南的时空、路线等问题。

　　一、浮滨文化玉（石）器出土概况

　　浮滨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等流域，以榕江与九龙江流域的遗址较为密集，主要有广东饶平浮滨、大埔县、油柑山、仙桥山、福建虎林山、鸟仑尾与狗头山、南安大盈寨山、龙海步文云洞岩、南靖浮山、云霄火田乞丐岭、平和西山M1①、民安丁址②等。本文将出土玉（石）器较多的代表性遗址罗列如下。

　　1.广东饶平浮滨公社塔仔金山与深涂顶大埔山墓地③

　　共发掘墓葬21座，M1——M6位于塔仔金山，M17——M21位于联饶公社顶大埔山。玉（石）器出土概况如下：戈30件，两侧皆有刃，按援与锋之间的角度可以分为弧收锋与折收锋，以前者为多，有20件，其中9件有圆穿，15件援部隆脊有棱。锛仅1件，器身为梯形，上窄下宽。石环，出于M1,内圆外方，四角有凸棱，从描述来看应为琮，惜无图。石璜2件出于M8,弧形，外面微凹，有两道弦，一端两孔，另一端一孔，从描述看应为钏或镯，而非璜。另外，还见有玉玦、残玉饰等。

　　2.广东省大埔县枫朗镇金面山、屋背岭、斜背岭等古墓葬④

　　共清理墓葬22座，根据报告将玉石器情况梳理如下：石器出土137件，玉器出土14件，玉质多为青玉或高岭玉质。戈分别出于M1、M6、M8、M20,两侧皆有刃，从援与锋的交接处可以分为折收锋与弧收锋，以前者为多，体较薄，直援，直内较短，有一穿或两穿。锛的数量最多，分为凹弧刃与直刃两种，后者略多，断面多梯形。凸缘环环径多在7厘米左右，凸缘突起不高。玦占多数，直径在1.3——5.2厘米之间，皆为环形。

　　3.广东揭阳油柑山墓地⑤

　　已被破坏，随葬品所剩不多，石锛2件，一件梯形凹面刃，长5.2厘米;另一件直刃，双肩明显，长5.2厘米。玦，质地有石与玉质两种：石玦，墨绿色，断面圆形;玉玦，玦面较宽，内孔单面钻。

　　4.广东揭阳仙桥区仙桥山遗址⑥

　　采集石器4,为璋与戈，皆无使用痕迹：石璋2,板岩制作，长条形，顶端分叉，作燕尾状，柄部对钻一孔。石戈2,板岩，宽直援，锋部折收为三角形，剖面为椭圆形，直内，两侧无边刃，内部与援部无分界，内部对钻一穿。

　　5.广东揭东县浮滨遗址⑦

　　揭东县是浮滨文化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调查发现有许多遗址，多未经发掘，主要有莆田镇马头岽、茂林山，云路镇梅林山，新亨镇新岭矿厂、精神病院后山、戏院东，白塔镇大盘岭M1、寨山，炮台镇坡林山，地都镇油柑山、剑尾场等遗址。

　　目前所见器物均为采集，主要有石戈、石锛、玦、璜等。戈皆长援，包括援与内分界与无分界两种，分界者仅精神病院后山遗址JD4:3;无分界者居多，如云路镇梅林遗址JD33:8,直内，两侧皆刃，戈身起脊，折收三角锋，援部整体微内弧。锛为平刃或凹弧刃，多见弓背，以新亨镇新岭矿厂出土的一组凹刃锛为代表，共14件，长度从26.6厘米至4.7厘米不等，报告中称为一组，但未细明采集时的排列状态。石玦2件为地都镇油柑山采集。璜（JDM1:6）采集于白塔镇大盘岭，由玉环形器改制而成，一端一孔，另一端两孔。

　　6.福建南安大盈寨山遗址⑧

　　推测可能为一处墓葬，出土物为青铜器和玉器，无陶器伴出。青铜器包括戈、戚、矛、匕首、铃、有段锛等。玉器有戈与璜两种。戈，双面刃，起脊，内有二孔，内援无分界，磨制，残。玉璜4,大小相等，制作精细，扇形，两侧各一孔，外缘薄，青玉质。

　　7.南安水头下埕村赤坑石窟山遗址⑨

　　该遗址采集到一组石锛，共12件，造型基本一致，正面梯形或长方形，弓背凹弧刃，少量平刃，磨制精细，无使用痕迹;分三层排列，长度从32.5厘米至16.8厘米不等，无伴出器物。学者根据锛的形致判断该遗址为浮滨文化⑩。

　　8.漳州虎林山遗址（11）

　　虎林山遗址是漳州地区的一处商周时期墓葬区，该遗址第三期为典型浮滨文化。出土石器较多，玉器不多，种类有锛、戈、璋、矛、钏、玦等，以锛为大宗，多为实用。戈亦较多，长援，起脊，折收锋，分为无阑与有阑，以前者居多，且多以内援无分界无阑戈最多。璋仅M13:1与另M19②：4两件;钏较为特别，分体，每部分皆为弧形，钏面有数量不等的横向凹槽，磨制精细，黑色泥岩，两侧各一孔或两孔，以供连缀。

　　9.鸟仑尾与狗头山（12）

　　鸟仑尾遗址位于漳州南靖县金山镇、狗头山遗址位于丰田镇，二者皆处于九龙江西溪支流。鸟仑尾二期与狗头山遗址皆属于浮滨文化，玉石器主要有锛、戈、刀、矛、钏、环、玦等。锛的造型与虎林山遗址大体一致。戈分为长直援与弧援，前者又可分为有阑与无阑两种，有阑者如M16:5,未有使用痕迹;无阑者多为弧援器形，内援无分界，弧收锋，多起脊，少量无，如M23:24.

　　二、浮滨文化典型玉（石）器的外来文化因素分析

　　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玉（石）器的种类较为简单，从功能用途上可分为两类：仪仗类与佩饰类。前者包括戈、璋、锛、矛等，后者包括玉玦、凸缘环、钏、璜等。为了理清浮滨文化玉（石）器的文化内涵构成及源流等，选取典型玉（石）器作简要文化因素分析：

　　1.锛

　　浮滨文化中锛的出土量最多，大部分为实用器，少量非实用。二者造型相同，根据刃口大致分为凹弧刃与平直刃：前者以弓背凹弧刃为代表，如虎林山M3:10（图一，1），截面梯形，凹刃，刃沿平，弓背，磨制，长9厘米，宽4.4厘米，主要分布于九龙江流域，早于浮滨文化的松柏山墓葬（13）即有出现;榕江流域较少。弓背锛最早见于福建地区昙石山文化二期M138:9（图一，2）（14），背面微弓，单面刃，遗址年代约在距今5000至4000年。其后的黄瓜山文化及黄土仑文化中都有出现，所以此类锛应是福建沿海地区的一种土著因素，九龙江流域多于榕江流域的现象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另外，赣鄱流域吴城文化中亦见弓背锛，如1974QSWT2⑤：36（图一，3）。平直刃锛多分布于粤东榕江流域，如大埔县M20:9（图一，4），该区域还见有肩锛，应是相邻珠江流域文化因素的传入。

　　浮滨文化墓葬中常见随葬形制较小的锛，大部分出于腰坑中，以虎林山遗址为代表，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专门为随葬而加工制造的明器，作为财富数量的象征”（15）。随葬大量非实用的玉质工具现象起源于史前，以长江下游及江淮地区的新石器晚期墓葬最为兴盛，如凌家滩遗址07M23（16）中随葬大量的石钺;腰坑是中原商文化的特征，所以浮滨文化小石锛出于腰坑的现象可能是史前与中原商代丧葬习俗融合演变的产物？

　　浮滨文化除单独使用的锛外，偶见组锛，即尺寸由小及大依次递增的成组石锛，以南安水头下埕村赤坑石窟山遗址出土的12件锛为代表，分三层排列，从锛刃多无使用痕迹看，与浮滨文化中戈、璋、矛等表达同样的社会理念——某种社会权力的象征。是否受中原商周时期鼎簋制度的影响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戈

　　在闽南粤东地区，石戈的出土早于浮滨文化，如鸟仑尾第一期文化。至浮滨文化时数量大增，九龙江流域出土者较榕江流域多且精致。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的型式划分中的弧收锋有脊内援分界戈，如虎林山M5:14（图二，1），短宽，内小于援，脊自锋至中后部分开，向内的两侧延伸，隆脊正对的内处有一大孔，内援交界两侧有两小孔，与新干大洋洲墓（17）中所出矛较为相似，如XDM:649（图二，2）为柳叶形，前锋较尖，带有边刃，中脊突出，末端中心部分两面内凹，凹槽前方有大圆穿，下方两侧各有一用来固定矛叶的小圆穿，这种造型在中原商代矛中亦常见，如河南安阳大司空出土的铜骹玉叶矛。所以，浮滨文化此类戈应归之矛，而非戈。

　　图一 锛

　　1.虎林山M3:10 2.昙石山M138:9 3.吴城1974QSWT2⑤：36 4.大埔M20:9

　　浮滨文化的戈按援至锋的收杀弧度可以分为弧收锋与折收锋两大类：弧收锋戈中以弧收锋有脊戈为最多。折收锋戈是浮滨文化戈的主要造型，前端折收形成三角锋，多起脊，以闽南出土者最为精美，如虎林山M17:33（图二，3），短阑，近直内，斜直援，两侧有刃，内援交界处有一穿，磨制精细，也是中原二里头至商晚期玉戈中的常见造型。浮滨文化折收锋戈中常见弧援有脊戈，如揭阳梅林山石戈JD33:8（采）（图二，4），闽南地区此型戈较为精美，如虎林山M3:13（图二，5），援向下弯曲，戈锋端下垂。追根溯源，这种造型以盘龙城遗址（18）盘龙城四期出土者为最早，流行于四至七期墓葬中，如PLZM2:14,长70厘米，内长18、宽9.6、援长51.6厘米，通体宽长，前锋作锐角状，援下有边刃，援正面中部起棱，援上部作弧状下垂，有栏，内端作斜线，靠栏处有一圆孔。盘龙城四期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一期偏晚。稍后，流行于长江中上游，如赣鄱流域新干大洋洲XDM:664（图二，6），援较窄长，锋收杀较锐，内较宽，援上部微弧，下部明显内凹，中脊不明显且不带边刃，内有穿。再如成都平原三星堆祭祀坑中K1:158亦属此类（图二，7），援下刃向下弧曲，戈锋下垂，援的后段无中脊，锋端下垂处有中脊，与中原地区戈多直援，少见弧援相区别。稍后的金沙遗址中常见，且形状较为精美，如2001CQJC:60（图二，8）。

　　图二 戈

　　1.虎林山M5:14 2.新干大洋洲XDM:649 3.虎林山M17:33 4.揭阳梅林山石戈JD33:8采 5.虎林山M3:13 6.新干大洋洲XDM:664 7.三星堆K1:158 8.金沙2001CQJC:60

　　3.璋

　　浮滨文化的璋皆为石质，主要出于揭阳仙桥山前遗址与虎林山遗址，前者为采集，后者为出土;另外，福建漳浦眉力58MB:1（19），原报告称为戈，据图片看应为璋。

　　浮滨文化各区域的璋造型有差异：闽南一带多为长身扁平体，断面长方形，直柄，前端收拢成刃，有阑，阑两侧有扉棱，以虎林山遗址M13:1（图三，1）为代表，阑处两侧对称分布三组扉牙，偶有弦纹连接，阑上正中一穿，长51.4厘米，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璋造型极为接近，都是器身窄长，凹形单面刃，有阑，内上正中有一穿，阑两侧有齿牙;粤东一带整体长条形，顶端为燕尾形，尾端为弧形，如揭阳仙桥山JY21:1（采）（图三，2），板岩，尾端有一孔，这种造型最早见于陕西神木石峁，后多见于成都平原，如三星堆及金沙遗址。

　　4.凸缘环

　　浮滨文化凸缘环多见于粤东地区，多为石质，如广东大埔县枫朗镇M20:19（图四，1），黑色，孔径6厘米，环径10厘米，凸缘突起不高。闽南地区仅在龙海步文云洞岩采集有凸缘环。福建地区浮滨文化范围之外的闽中福清东张上层出现有凸缘石玦，时代约为商周。

　　五岭以南的凸缘环常见于珠江流域及越南地区，如深圳向南村T3④：98、南海鱿鱼岗T132②B:1等。商代晚期，岭南地区凸缘环增多，香港东湾、南丫岛深湾、湧浪、大湾、万角咀等遗址多有出土。从造型看，岭南凸缘环与赣鄱流域十分相似，如香港大湾M6所出凸缘环（图四，2），与新干大墓的凸缘环（报告称为玉璧或瑗）XDM:681（图四，3）相近，制作规整，孔内壁凸一周，环面两边均刻由细线组成的同心圆纹。浮滨文化凸缘环多残，难以判断其细部特征。

　　5.钏

　　钏主要见于九龙江流域，为几部分组成，每部分皆为弧形，钏面有数道横向凹槽，磨制精细，黑色泥岩，两侧各一孔或两孔，以供连缀，以虎林山遗址M18出土者为代表，由五部分（M18:31、M18:32、M18:33、M18:29）（图五，1）组成，周长达39.9厘米，应为臂钏。

　　图三 璋

　　1.虎林山遗址M13:1 2.揭阳仙桥山JY21:1（采）

　　图四 凸缘环

　　1.大埔枫朗M20:19 2.大湾M6出土 3.新干XDM:681

　　图五 钏

　　1.虎林山M18石钏 2.新干XDM:675

　　在浮滨文化之前，钏就已出现于闽南地区，如虎林山T4137③：7、T4137③：3、T4137③：9可复原为一件，③层的年代稍早于浮滨，推测为商晚偏早或商中期偏晚。时代相近的钏还发现于鸟仑尾③层中，所以，浮滨文化钏应是沿袭当地之前的文化而来。钏在粤东较少出现，仅从报告对饶平顶大埔山M8出土石璜的描述看似为钏的一部分：弧形，面宽1.2厘米，外面微凹，有两道弦，一端穿两孔，另一端一孔。

　　与闽南粤东相邻的区域中，钏较早见于赣鄱流域，但造型上稍有不同，是一体而非分体，如新干商代大墓的XDM:675（图五，2），短筒，两端平齐，中心对钻大孔，外壁中部束腰，将全器分为上下两节，每节有等距离竖槽线四条，又将全器纵向分为四部分，每部分上下刻横凹弦纹两组，每组三条，浮滨文化钏与之相似。

　　三、由浮滨文化玉（石）器的外来因素看中原夏商文化的南渐

　　从第二部分看，浮滨文化玉（石）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尤其是中原夏、商玉文化，如璋、戈、凸缘环等，但又不全然是中原夏商玉器的面貌，包含了其他地域文化特征。究其原因，中原与闽南粤东地区相距遥远，文化直接传播的可能性极小，只能依靠多地“接力”的再传播。中原夏商文化每经一地，必然与当地文化发生碰撞、整合，发生文化质变，即到达下一个地点的已是被上一个地点“本土化”了的夏商文化因素。

　　通过考察浮滨文化玉（石）器外来文化因素的构成，分析总结中原夏、商文化因素经历的地区性质变，辅以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的考古材料，由点及线，初步推测中原夏商文化因素进入闽南粤东地区的路线并论证如下：

　　（一）以璋为代表的二里头玉文化因素经渭河西行，约早商前后进入四川盆地。其后向南下岭南、东南亚大陆及东南沿海一带。

　　作为黄河流域的玉文化因素，璋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临沂大范庄（20）、五莲上万家沟村和海阳司马台（21）、陕西神木石峁（22）、湖北荆州观音垱汪家屋脊（23）等遗址皆有出土。二里头时期较常出现，如二里头遗址、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24）等。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时期中原偶见（25），多见于长江上游及岭南地区，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等遗址，但商的南方重镇盘龙城（26）及赣鄱流域皆不见璋，至于盘龙城遗址七期采集的璋PTZ:0328,经笔者仔细对照发掘报告中的图片及文字，认为是具有二里头玉文化风格的玉刀而非璋。造型上史前玉璋阑多简洁，出单阑，阑上多无牙;刃口多以浅凹弧刃为主;二里头时期阑两侧多扉棱，刃口亦多浅凹弧刃。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玉璋向四周辐射，从目前二里岗时期中原地区仅见于许昌大路陈村、郑州二里岗、新郑望京楼来看，其向东、北、南的传播并不顺利。而三星堆玉璋的大量出土说明向西是其主要的传播路径，个中原因是因为夏本就源起于陕北地区，其部族存在向成都平原的迁徙，还是真如传说中所说夏的祖先昌若生于若水，即今四川雅砻江一带，夏与蜀地渊源颇深？都尚待更深一步的民族学研究，因为不是本文论述的要点，在此不再细述。但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27）为二里头玉璋的西传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除成都平原外，上文提及的岭南地区红河下游、珠江口、闽南粤东等地亦多见有玉璋。它们与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的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红河下游冯原晚期玉璋出土状况与二里头文化极为相似：如冯原Xom Ron遗址墓葬中两件玉璋的摆放与二里头遗址VM3两件玉璋的摆放一样，刃部一上一下（28）;其中VM3:5（图六，1）造型精美，体长48.1厘米，造型与冯原Xom Ron的XR26（图六，2）（29）近似，皆为细长型，甚或连长度都接近，后者46.6厘米。相近的造型还见于成都平原，如金沙2001CQJC:955（30）（图六，3），长度42.2厘米。珠江口香港大湾M6（31）璋（图六，4）、虎林山遗址璋的造型都接近于二里头时期玉璋。而浮滨文化揭阳仙桥山JY21:1燕尾状刃部，见于史前陕西地区和历史时期成都平原，可见几者之间存在渊源。

　　除出土状况、造型外，从时代上讲历史时期玉璋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有学者通过对三星堆璋的分析认为，A型凹弧刃璋是由二里头文化直接传播而来，到达成都平原的时间应是商早期，一直使用到商晚期（32）。也就是说成都平原玉璋的南下时间最早可能是商早期。根据越南考古研究，冯原文化晚期约距今3300——3000年，即商中晚期。珠江口香港大湾M6无陶器出土，但与墓葬同层的陶器座常见于深圳地区的商周遗址，如蛇口赤湾沙丘遗址（33）下文化层SNH:17,蛇口鹤地山遗址该类遗存叠压在夔纹陶文化层之下，即早于夔纹陶时期;李伯谦认为大湾玉璋介于早商与晚商之间（34），综合各家对香港大湾玉璋时代的讨论，将其定为商末周初较为合适。虎林山石璋主要见于遗址第三期，约为距今3200至3000年。

　　综上可以看出，岭南地区的璋绝大部分与历史时期二里头遗址、成都平原出土玉璋极为相似，而时代多晚于二里头遗址及成都平原，说明岭南地区历史时期的玉璋应是来自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以璋为代表的夏（二里头）文化因素是如何进入岭南地区的呢？由于距离遥远，直接进入岭南的可能不大，所以必然由中间转折而来。然而二里头文化的璋究竟是由何条路径传播至岭南，一直以来学界众说纷纭。下面，笔者就根据考古出土材料对其进行层层分析。

　　图六 璋

　　1.二里头VM3:5 2.冯原Xom Ron XR 26 3.金沙2001CQJC:955 4.大湾M6出土 5.那坡感驮岩BT08②：2

　　由二里头与三星堆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似说明，璋应是由中原经渭河流域西传至成都平原，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为西传的提供了中间证据。根据研究，玉璋到达成都平原的时间约为商早期（35），当无疑义。那么，由成都平原出发的璋又是如何向南传播的呢？

　　由目前的考古证据看，长江中游仅湖南石门桅岗村（36）、湖北孝感钟分卫湾（M1:3）（37）见有璋，而商文化因素浓郁的盘龙城、吴城等遗址都缺少璋的身影。因此璋沿长江干流传播的可能不大。

　　虽然有学者据澧水流域的石门璋认为璋等商文化因素可能由湖北江陵进入湘西北，而南下岭南的路径应经由涟水进入资水上游，由夫夷水进入广西北部（38）。但是目前来看，这条路线可能确实是商文化南下的路径之一，但是否是璋的南下路径另当别论。

　　首先，中原地区商代璋的出土仅见于二里岗杨村（采集）、新郑望京楼、妇好墓等，各见一件，因此，中原商王朝的璋应是二里头文化的余韵，而非商文化因素。其次，商周时期璋在中原虽不流行，但南方地区却大量流行，如三星堆遗址。上述长江中游的少量璋当不是来自于中原商文化因素，而是由成都平原顺江而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转道进入澧水，石门璋由此而来。再次，整个湘江流域和桂北地区不见璋的出土。

　　如此，岭南地区的璋应该不是由长江中游转折而来，而极可能是由成都平原直接经长江支流乌江或沱江进入云贵高原，之后进入红河流域或珠江水系，到达沿海一带甚或东南亚大陆地区。目前，由长江南下云贵的路途缺少直接的考古材料支撑，但近年来那坡感驮岩遗址二期（距今约3800——2800年）后段出有一件骨璋BT08②：2（图六，5），还伴出有凸缘环等（39），为成都平原璋的南下提供了些许证据。要证明于此，有赖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

　　进入岭南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是分别进入珠江流域或红河流域，还是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目前仅靠考古出土的璋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从珠江流域与红河下游的史前材料看，二地存在交流的可能（40）：新石器时代末期，在长江下游玉文化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珠江流域玉器得以发展。红河下游冯原早期玉器以玦为主，多为“横截面扁平、裂口细小”（41），这种造型在华南地区极为普遍，如香港涌浪（42）、珠海宝镜湾（43）等均有出土，表明珠江口玉器可能存在向中南半岛的自然扩散。至青铜时代早期，两地玉器快速发展，皆以玦、凸缘环、璋、戈等为主。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珠江口与红河下游的近海岸，玉器作坊遗址众多，如越南海防长晴、豆洋（Dau Ram）、坡川（Bo Chuyen）、白寺（Bai Tu）、香港大屿山白芒、万家咀遗址等，从珠江口至红河下游俨然是一个玉器集散地，存在直接互动的可能性。

　　总之，珠江流域的璋是经由成都平原转折而来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从前面的描述看，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的璋时代与珠江口璋相近。更为重要的是，珠江下游与闽南粤东地域相连，文化互动频繁，浮滨文化遗址密集的榕江流域常见有珠江流域文化因素，如广东油柑山墓地出土的双肩石锛，说明珠江流域文化因素向粤东的传播。与此同时，浮滨文化亦存在向珠江流域的进发，如香港下过路湾遗址M6（44）出土的带釉陶豆圈足是浮滨文化的典型器物;广东博罗横山岭M248:1亦为浮滨文化典型的釉陶豆。如此，浮滨文化的璋当是由成都平原，辗转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再至粤东、闽西南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因素。

　　（二）与以璋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不同，浮滨文化中以戈、凸缘环等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是经由长江中游直接或间接进入闽南粤东地区。

　　由目前的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看，商代文化的南下存在多条路径：商人在长江中游盘龙城建立据点，由此向湘江流域及赣鄱流域前进，前者经湘江中上游进入广西，至珠江水系或南下越南;后者则多经赣江进入岭南，之后在岭南传播开来。除此之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见有数量众多的商文化因素，如戈、凸缘环等说明商代中原与成都平原的交流亦然密切。

　　从闽南、粤东地区的外来因素看，戈、凸缘环与赣鄱流域、成都平原间的商文化因素都存在多多少少的相似，如此，其究竟从成都平原还是长江中游转折而来要进行详细论证。

　　玉戈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45），是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中原地区较为多见的一类工具，是商王朝极为重要的仪仗类礼器之一。

　　商周时期，玉戈大量见于长江中上游，如稍早的盘龙城遗址，其大部分戈造型与中原商玉戈相同。而该遗址出土的折收锋弧援有脊戈开启了长江流域此类戈的先河，不仅见于赣鄱流域，亦见于成都平原，当皆由盘龙城商文化传播而来。时间上赣鄱流域商文化及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皆稍早于浮滨文化，都有可能是浮滨此类戈的传播源头。从空间上看，三星堆与闽南粤东相距遥远，且长江以南除闽南粤东外，都未见有折收锋弧援有脊戈，缺少传播路径上的材料支撑。相反，闽南粤东与赣鄱流域山水相连，文化的传播相对便捷。因此，浮滨文化戈来自赣鄱流域文化传播的可能性较大。

　　赣鄱流域以戈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是直接进入闽南粤东，还是如史前文化一样经由闽江流域的传播？虽然赣鄱流域与闽江流域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交流均较频繁，如新石器时代的牛鼻山文化（46）及青铜时代的黄土仑文化（47），皆见有赣鄱流域文化因素;而赣鄱流域吴城遗址的弓背锛可能是昙石山文化的反向传播。但商周时期，除闽南外，福建其余地区玉石戈并不多见，说明戈应由赣鄱流域溯赣江而上，直接到达闽、粤、赣三地交界处：赣南的赣江、闽西的汀江、粤东的梅江等多发源于此，如赣江的源头是闽赣交界的贡水和源自黄竹岭的章江，二水在赣州合为赣江;汀江发源于武夷山脉，流经宁化、长汀、上杭、永定，进入粤东，在广东梅州大埔县和梅江汇合为韩江，如此众多交错分布的河流水系为赣鄱流域商文化因素直接进入闽南粤东提供了交通便利，而纵贯闽南的九龙江水系及粤东的榕江水系则是外来文化向沿海传播的要道。

　　从闽南、粤东出土戈的情况看，九龙江流域较榕江流域多且精致。浮滨文化的分体石钏与赣鄱流域的整体钏造型的极为相似，二者之间应存在某种渊源。而这种造型独特的石钏仅见于闽南，粤东地区从未出土。以上证据都说明赣鄱流域的商文化因素可能更多进入了九龙江流域。榕江流域的浓郁的商文化因素表明除部分来自赣鄱流域的直接传播外，还存在其他的来源：从璋的来源描述可知，珠江下游与粤东地区地域相连，文化间的交流十分密切，所以榕江流域商文化因素当存在由珠江下游传播而来的可能。此论点从凸缘环的出土可得到印证：闽南地区少见凸缘环，粤东地区稍多。由第二部分的描述看，珠江流域凸缘环较为多见，且与赣鄱流域极为相似。如此，不但说明珠江下游与粤东的文化交流，亦说明赣鄱流域商文化除由赣南向闽南粤东的直接传播外，存在由赣南向珠江口的传播。

　　四、结语

　　玉文化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依相符，正如笔者在论述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演变时所说（48）：当战争成为文明进程中的主旋律时，玉器的寓意性由神权逐渐走向以力量、勇猛为内涵的军权，于是由实用武器或生产工具转化而来的大型仪仗类玉器也就成为当时玉器的主体造型。经过血雨腥风的原始战争，中原部族终于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格局——王国与方国，它的稳定与否来自于中原王国的是否强大，整个夏商时期，战争与武力是社会的主旋律，为了进一步地巩固自身的地位，统治者将史前用玉的程序与规范上升至文字，仪玉制度由之产生，代表器类是玉戈、玉璋、玉矛等，寓含着武力、威严等。玉礼器成为一种符号，将人们的思维意识指向一种威力的深渊，从而给人造成一种潜意识的威慑，一种无声的恐吓。

　　浮滨文化偏居一隅，在中原王朝文明的强力辐射之下，自身文明进程加快，仿效是接受较高文明的最直接办法。通过梳理浮滨文化玉石器的外来文化因素，中原与东南沿海青铜时代文明的关系日渐明朗：由于相距遥远，中原夏、商文化因素并非直接影响闽南粤东，须经由中间地带的周转，长江流域及珠江水系承担着这一重任，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中原夏、商玉文化因素进入闽南粤东浮滨文化路径的不同。

　　标题注释：本文受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及贵州省2016年度哲社规划国学单列课题（16GZGX19）资助。

　　作者简介：石荣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8002

　　《江汉考古》（武汉）2016年第20165期第6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