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热烈、辩论、融合——“距今15000-7000年的中国北方”青年考古学者论坛纪要

　　经过半年筹备，2017年8月2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合办的“距今15000-7000年的中国北方”青年考古学者论坛在风景优美的塞北小城张家口市开幕，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单位及高校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这一共同议题展开研讨。

　　简短的开幕式上，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杨林主任、河北省文物局张文瑞处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爱书记分别致辞，表达了主办单位对与会代表的欢迎，谈及了张家口地区在中国考古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此次青年会议的重要意义，并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26日至27日随后两天的论坛上，共有16位学者就会议主题进行了14场学术报告及2场特邀新发现报告。其中，学术报告人基本都是40岁左右及以下的青年学者。为此，会议邀请了夏正楷、栾丰实、张居中、王幼平、赵志军、赵宾福、戴向明7位知名专家对学术报告进行评议。为保障学术报告的全面展示和充分讨论，会议给予每位报告人均25分钟左右的时间，并在每个场次（上/下午）安排1-2小时的提问、讨论、点评时间。共同的议题，精彩的发言，老中青学者的热烈而充分的讨论、交流，使论坛始终充斥自由热烈的气氛。两天会期中，各位代表均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16场报告依次围绕三个主题进行。26日全天，论坛研讨主题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26日上午共进行了2场学术报告，内容侧重过渡阶段宏观问题的讨论，由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郭明建博士主持。

　　与会代表报告

　　郭明建首先抛砖引玉，他报告的题目为：断裂与重建——浅谈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形成。报告首先就国内外关于旧、新石器时代及“过渡期”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梳理，从理论层面上重新界定了“过渡”的定义。在统计分析一系列北方地区“过渡期”及其前后阶段遗存的测年数据和文化因素后，他认为，中国北方在距今12000-7000年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在文化序列、遗址数量和空间分布、文化面貌上均存在明显的断裂及重建过程。通过对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素的追溯，可以辨识出三种参与重建的势力：一是裴李岗、后李、顺山集文化中存在的南方文化的北进因素;二是磁山和兴隆洼文化中遗留的北方本地因素;三是坝上地区化德裕民、康保兴隆等一类遗存中显示的西伯利亚至日本列岛的东北亚文化因素。报告最后总结到，与华南地区相比，北方地区在过渡阶段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文化断裂，有明显的“荒漠期”，其后的重建过程中应伴随有较大规模的文化和人群迁徙。

　　郑州大学崔天兴报告的题目为：华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居址空间利用模式的比较研究。报告首先全面总结了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研究热点及其问题，强调了当前学界从器物到聚落的研究范式转换。随后，结合安阳小南海、新密李家沟、北京东胡林、徐水南庄头等十几处属于这一阶段遗址的相关材料，以火塘遗迹为中心，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华北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居址空间利用的两种模式：一是遗迹多样化的遗址模式，反映一定程度的定居，一年中停留在聚落内的时间更长。不仅在居址建设上有更多投入，而且往往有陶器和落地工具。二是缺乏上述设施的遗址模式，但它们能见到高投入的火塘，这些遗址往往以地点群的面貌出现，可能反映了人群在一定区域内反复光顾若干地点，它们相比前一类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更低程度的定居特征。最后，报告还参考现代人口增长模式和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对两种模式的遗址进行了社会规模等方面的阐释。

　　与会专家代表热烈讨论

　　本场提问环节，与会专家学者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有学者问到，根据第一个报告，后李文化是否与东北亚地区关系疏远，而与南方文化区关系更为密切？郭明建解答到：一分为二的看，后李文化的稻作、个别有足石磨盘、大量陶釜等特征的确与更南的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同时它的陶釜也明显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有共同点。有学者指出，他的报告中所引俄罗斯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存在差别，其跨度极大，在中俄考古学文化内涵对比时要注意俄罗斯考古学文化的上限和下限。随后，多位学者就崔天兴报告中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人口规模的估计、定居性是否增强、旧石器时代是否存在“社区”、用现代人口理论推测15000年前的人口规模是否合适等问题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夏正楷先生认为虎头梁遗址选址具有复杂性，不同季节的地点可能并不一致，建议实地考察。崔天兴解释到，根据现代民族学材料，我们所看到的遗址规模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人群维持安全的最低限度，否则不足与大型动物竞争，而近年来的考古材料表明，距今2万年以来人类定居性增强，并开始出现强化利用动植物等行为。

　　赵宾福先生点评

　　栾丰实先生点评

　　评议阶段，栾丰实、王幼平、赵宾福先生作了精彩点评。三位先生均对报告的广度提出表扬，认为他们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不仅仅盯着中国的材料，而且关注到世界各地的材料;在理论上注意运用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反映出中国考古学形势在发生变化，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给人很大启发。关于报告的具体问题，栾丰实先生认为，新旧石器时代转换问题目前来说比较困难，根本原因是很难发现相关的材料。与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时代）的发现现相比，诸多情况不甚清楚。郭明建提到的断裂问题，从某种层面上讲应有两个断裂：一是旧石器到新石器之间的断裂，一是新石器早期和中期之间可能也有一个数百年的断裂。至于引入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应坚决支持，但年青学者在运用其研究中国材料时亦应慎重。赵宾福先生幽默地表示，期待在青年学者吵得不可开交时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他认为，在具体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年代的划分上，目前学界尚存在模糊之处，期待本次会议结束后能对这些问题形成一种共识，明确“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具体年代、特点及新的命名。王幼平先生首先认为郭明建所用“断裂”一词比较贴切，相对南方地区文化的连续发展，北方地区似乎发生了断裂事件。如李家沟遗址下部细石器文化层所出陶片与中部地层所出陶器在烧制火候和纹饰上都有区别，而后者又与典型裴李岗文化存在差异。他认为，断裂和重建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之前学界对15000-7000年这一阶段往往自说自话，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远未达成共识。至于运用国外的考古学理论研究中国材料，如何验证存在问题，需要大家在田野工作中更加深入研究。

　　26日下午共有4位学者发言，报告内容侧重过渡阶段具体区域文化遗存的讨论，由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担任主持人。

　　与会代表报告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启锐报告的题目为：试论扁扁洞遗存向后李文化的过渡及其相关问题——陶器的视角。扁扁洞遗址是山东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C14测年距今10000-9600年。它曾一度被认为是后李文化的“主要源头”。但经过仔细的资料整理，报告认为扁扁洞遗址出土陶器与后李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扁扁洞遗址出土器形有明确的平底器，与后李文化占90%以上为圜底釜迥异。与扁扁洞遗址同时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燕山长城地带和黄河流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多素面;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带以圜底器为主，多绳纹。扁扁洞遗存当属前者，不是后李文化的直接来源。从扁扁洞遗存到后李文化传承存在断裂。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海岱地区处于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沿地带，之后的整个新石器时代始终与长江流域保持着密切交往。

　　山西大学霍东峰报告的题目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再认识。东北地区相邻国家皆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那么这里是否存在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自2007年以来，东北地区辨识和命名了三类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们的测年数据均在距今1万年前后，即双塔一期遗存、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和小南山早期遗存。通过对三类遗存已有资料的详细分析，霍东峰认为，双塔一期遗存与“后套木嘎二期遗存”的陶器在陶质、陶色、火候、器类、形态、纹饰、制陶工艺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点，双塔一期人面纹陶片与后套木嘎二期所出大小相若，而且纹样、阴刻技法、繁缛程度等也非常接近，二者可能同时，但C14测年数据相差较大;后套木嘎一期遗存中见有零星的夹蚌陶，其筒形罐大口、斜直腹、小平底的特点与小河西文化近似，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可能略早于后套木嘎二期遗存，年代可能与小河西文化相若;小南山早期遗存玉器种类、形制与兴隆洼文化多有相似之处，二者年代可能相近，但C14测年数据相差也较大。三类遗存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得到的年代均应晚于它们的C14测年数据。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报告对西拉沐沦河-嫩江-黑龙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进行了构想。

　　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报告的题目为：青藏高原距今15000-7000年早期人类扩张的时空模拟。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考古证据表明早在晚更新世晚期人类已经踏足高原，探讨人类从何时、何地、为何向青藏高原扩张这一课题对理解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有重要意义。报告提出环境适应和自东向西两个假设。认为人类对高原的迁移与扩张，实质是对不同地理环境的适应。如果史前人类适应了高原某地点的环境，则意味着相同或类似的环境都将可以适应。该扩张还具有东部早，西部晚的特征，存在一个自东向西的扩张过程。报告采用海拔、植被类型、水系等级（河流与湖泊）、≥0℃积温等指标，构建出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综合指数，然后结合考古调查发现的69个打制石器遗址年代，按照假说，模拟了末次冰消期-全新世中期狩猎采集人群向高原的迁移与扩张的时空演变过程。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锁强报告的题目为：中国南、北方新旧石器过渡阶段遗址个案比较研究。报告选择广东英德青塘遗址黄门岩2号洞地点和江苏连云港将军崖遗址桃花涧地点作为切入点，全面比较了两个遗址在工具技术、生业经济、栖居形态等方面的差别：青塘遗址从早到晚砾石石器工业一直延续;存在广谱性取食经济;由多个洞穴地点组成的遗址，反映出相对稳定的栖居方式。而将军崖遗址发生从石片石器工业到细石器工业的变异;生业经济模式发生了由采集狩猎向专业狩猎的变化;由相对稳定的栖居形式变为一种迁徙流动性的栖居形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两者反映的不同气候环境背景下古人类不同的适应策略选择，前者在冰盛期后开始由简单狩猎-采集经济逐渐向广谱性经济转变，当进入全新世后，前期的适应策略得以延续，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进程相当缓慢，对于自然食物资源的依赖程度仍然相对较高。后者早期低效的适应模式随着末次冰期极盛期被另一种先进的高效狩猎、高流动性的适应模式取代。进入全新世初期，适应策略再次发生革命性转变，栽培作物经济伴随着磨制石器工业登上历史舞台。最后，报告从区域文化演进的角度，提出华南南部、华北地区具有不同的新旧过渡模式和史前文化演进道路。

　　与会专家代表热烈讨论

　　针对4个报告一系列不同以往观点的“颠覆性”结论，本场提问环节异常热烈。其中C14测年数据与类型学分析结论的矛盾成为大家最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问，如何解释东北地区三处早期遗址的C14测年与类型学分析的矛盾结果，这一问题在其他地区也经常出现，下一步应如何应对？对此霍东峰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田野考古方面，采样的不规范可能导致问题出现;二是科技工作者和田野考古工作者之间缺乏紧密的合作交流，有时不能得到相互认可的数据。段天璟谈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考古学遗存中存在与双塔一期遗存近似的因素，但俄罗斯的考古学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层的概念，他当时使用了两三个考古学文化相互比较并结合C14测年的方法，得出了双塔一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8000-6000年之间的结论。关于众多学者提出的，面对一些早期遗址的同一批材料，C14测年却越来越早的问题，段天璟主张无论是C14数据还是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数据库越丰富，序列越严密，那么相关的年代推断就越能站得住脚。关于两者数据的矛盾，这是学界面临的问题，只有将两者辩证地结合才能将研究深入下去，不能偏信一面。张居中先生也对此问题也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绝对年代是相对的，相对年代是绝对的”，所有的C-14测年数据都应放到考古学文化的大框架中来衡量，不符合者就是错误的。当年韩国鹿儿岛水稻测年偏早的案例即是例子。因此测年数据应要求成序列的，应用多种年代判断手段结合。此外，代表们就青藏高原地区地表遗物下是否存在文化层、15000-7000年前青藏高原文化连续而环境更为优越的北方地区却出现断裂的原因、碎骨片作为高利用率的表现其原因、小南山玉器钻孔加工工艺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

　　张居中先生与报告人交流

　　在气氛活跃的讨论之后，四位老师的点评既有热情洋溢的称赞也有实在恳切的批评和建议。夏正楷先生点评到：第一，年青学者的田野考古工作、陶器研究的细致程度非常值得赞赏;第二，从环境考古的角度，新仙女木期以后，距今12000年左右末次冰消期开始，气候变化、环境演变与新旧石器过渡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环境变化的体验和适应并不相同，所以南北方文化年代之间存在差距也就不奇怪了。第三，自引进C14测年之后，结果就一直存在问题，他主张测年者应亲自去野外采样，像地层中的碳屑这类样品来源具有复杂性，并不是理想的样品，青藏高原地区石器遗址的性质应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加以确定，而不能机械的相信测年数据。第四，新旧石器过渡阶段，除了洞穴以外，河漫滩也是早期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带。王幼平老师点评到，从上午两个宏观的报告到下午具体微观的研究，把我们的认识往深处引入。扁扁洞陶器的再观察及南北文化分野的讨论，与目前石器角度的分析是一致的;对东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年代的分析，不迷信C14测年，是很好的成果;过渡时期的研究，不单注重遗物，更注重遗址和栖居形态的研究，对认识当时人类的活动，进一步讨论当时社会的组织情况有新的启发，从环境变迁的角度探讨早期文化发展机制给人很好的启发赵宾福老师谈到，关于孙启锐的报告，他认为扁扁洞与张马屯、黄崖洞遗存及后李文化的关系目前看并不断裂的，而是具有序列关系，应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后扁扁洞时期，南方人群北上拓展，取代了本地的平底器系统，这一地区属于面向海洋的南方圜底器系统。霍东峰的报告提出了三个存疑，应该提倡这种提出问题的精神;而且报告人不仅仅满足于提出问题，并且进一步阐述了其中的道理;这个报告的实质是一个类型学和年代学的问题，他用具体的材料，演绎和分析了当类型学与测年数据无法契合时该如何解决的问题;考古人提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传统考古学和考古学传统是两个概念，前者应该丢到博物馆去，而后者就是靠材料说话。关于两个旧石器的报告，他建议研究应着重于石器分析的细化、骨器的使用、用火遗迹的出现、饮食的多元化等问题，旧、新石器研究者应一起交流，多视角研究问题，真正让两个时段融合在一起。张居中老师点评到，下午四位演讲的材料更加具体。关于扁扁洞的陶器，他认为目前能看到底部的器物毕竟太少，还需要以后更丰富材料的支撑，如果材料坚实这一结论将非常重要。东北早期遗存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但标题太大，不够具体。关于青藏高原的报告，使用的材料很丰富，论证的很宏大;如果石器遗址的年代能够确定的话，那么结论将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关于南北方比较的报告，个案选择相当恰当，但题目的帽子太大，建议改为两个遗址的比较分析，缺乏材料支撑说明的结论不应过多提出。

　　下午会场的点评结束之后，作为特邀嘉宾，内蒙古乌兰察布博物馆胡晓农馆长发表了“化德裕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收获”的特别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2010-2017年裕民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及周边地区的调查情况。裕民遗址代表了长城以北区域距今8000左右的一种新文化遗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多位学者就遗址是否存在磨制石器、陶器上渔网状纹饰的比例、浮选是否发现水生动物骨骼、泥片贴筑法制作陶器、不同类型房址的打破关系、端刮器的情况、与其他区域的相似因素等问题与胡馆长展开了热烈讨论。

　　27日上午，论坛研讨的主题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中国北方”，由吉林大学段天璟教授主持。本场报告分上下两半场，分别有3位和2位学者发言。

　　段天璟报告的题目是：再识左家山——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南、北部文化关系窥视。他首先回顾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历程，着重强调嫩江-西流松花江-松花江-黑龙江四条河流对本地史前文化格局形成的重要作用。2015年农安左家山遗址的再次发掘，区分出左家山下层、上层两种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长春北红嘴子、腰井子、农安元宝沟等遗存均有属于左家山下层文化的遗存，其该文化北界在松辽分水岭附近。在梳理、比较众多遗存材料基础上，报告认为，公元前第6至第5千纪，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古文化呈现出交流碰撞的态势。左家山下层文化地处南、北文化区交锋的前沿地带。最后，报告讨论了东北地区南北交流文化通道的问题，认为千山南麓和鸭绿江流域很可能是辽东地区与西流松花江流域文化交流的通道。

　　辽宁大学郑钧夫报告的题目为：论中原对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进的影响——从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的出现谈起。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作为东北平底筒形罐系统的重要组成，以器表普遍施有“之字纹”为最大区域特点。报告认为，“之字纹”在燕山南北地区最早见于兴隆洼文化中期，与更早的小河西文化素面陶器风格差异较大，可能是受到外部影响产生的。而裴李岗文化从早到晚阶段中均存在篦点折线纹，这种纹饰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属于裴李岗文化传统的纹饰技法。通过分析太行山东麓地区作为文化走廊传递文化的可能性。报告最后总结到，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开始，燕山南北地区已接触到来自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因素，并通过对后者纹饰风格的借鉴和模仿衍生出具有自身特点的“之字纹”，并引起兴隆洼文化施纹风格的转变。正是通过对中原文化的有益学习，才奠定了燕山南北地区在东北史前文化区域格局中的重心地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闫凯凯演讲的题目是：试论磁山文化及其生业形态。报告将磁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进而通过系统的类型学分析，报告将磁山文化分为磁山和北福地两个地方类型，并将整个文化划分为两期4段。磁山文化的生业经济分析是报告的重点，通过分析不同用途的石质骨质工具比例、动植物遗骸和实验室分析结果，报告认为磁山先民处在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农耕经济为辅的生业模式。

　　上半场的讨论环节，诸位专家首先发问，其中对于东北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及其分布范围划分的依据，其间的差异和联系，以及与外围更大文化圈的关系，张居中、赵志军、夏正楷等先生提出了具体问题。对此，报告人一一作答，如段天璟认为比较两个考古学文化，一般出发点是器形和纹饰，但实际上还有地缘毗邻这种必要条件;以地理单元去表示文化的分布范围，东北几个区域确实存在特定的考古学文化;但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有的存在一定关系，有的则几乎不存在联系;之字纹和筒形罐其实可以细分为若干小区，越往北差异越大;中原与东北地区南部有联系是可以确定的。郑钧夫认为：目前赤峰地区大型聚落发现较多，而北部也有房址发现，但数量不多，个中原因可能与纬度有关，但不排除也存在保存状况不佳的因素;之字纹主要是燕山南北地区流行，主要代表东北地区南部特点，在其文化发展的高峰向东北腹地传播，实际上周边一些临近区域并不是完全的认同，在不同时期接受程度有阶段性;燕山南北只能说北方地区的重心而非中心。承接上述问题，大家就中原与东北的文化传播路线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包括太行山东麓地区、长城地带、辽西等区域，掀起了一个交流的高潮。此外，对其他具体问题，很多代表也发表了自己的简介，如霍东峰认为以某一遗址上、下层文化命名的方式不妥，应以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文化来命名;磁山与北福地的盂个性大于共性，两者是否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还需再讨论。本场提问环节观点碰撞且不乏学术观点的针锋相对，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可谓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下半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率先发言，报告题目是：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新进展（2012—2017）。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发现和研究简史，报告总结目前学界观点是：小山口一期年代最早，石山子和双墩遗存同时，但如何命名尚未达成一致。第二部分是近年来取得的进展，主要是皖东北地区相当于顺山集文化遗址的发现;淮北渠沟和石山子遗址相当于后李文化时期遗存的丰富;双墩遗址和双墩文化的进一步揭示;皖西北仰韶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第三部分，报告将皖北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为四阶段：分别与顺山集文化、后李文化中晚期、北辛文化早期、北辛文化中晚期大体同时。报告最后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探讨：1.皖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在哪里？淮北宿州北部的丘陵是否符合早期人类选址？2.顺山集等遗址测年数据问题是否偏早？3.石山子早期与顺山集的关系问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明辉的报告题目是：裴李岗时代的文化格局。报告认为，裴李岗文化在前仰韶时期遗址数量最多、影响最广、发展程度最高，应用“裴李岗时代”代替前仰韶时代这一命名。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框架或可以划分为前裴李岗时代—裴李岗时代—后冈时代—庙底沟时代—良渚时代——龙山时代前后六段。对裴李岗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谱系研究是报告讨论的重点，报告首先以贾湖遗址出土陶器为基准，对裴李岗文化系统遗存进行了全面的谱系梳理，进而对磁山、兴隆洼、彭头山、跨湖桥等属于此期的全部文化进行了详尽分期。通过上述研究，报告将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发展过程分为萌芽期、繁荣期和转变期三个阶段。最后，报告总结两点认识：一、裴李岗文化系统是各考古学文化中最强势的，处于核心地位，形成了最早的“中原”;二、在社会方面，部分聚落已形成规范化的模式。

　　戴向明先生点评

　　下半场讨论环节，戴向明先生首先发问，关于筒形罐文化圈的形成是本地还是来自其他区域，磁山文化出土粮食的灰坑的性质等问题，他与报告人均进行了交流。最后，戴向明先生提出了一个宏观的旧-新石器时代的之间的界限和划分标准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和代表的热烈讨论。王幼平先生指出东亚目前最早的磨制石器出现于距今3、4万年;陶器也可以早至1万6、7千年;至于定居，虎头梁遗址的人群流动性比较大，可能是简易木架披兽皮，考古发掘很难发现迹象，比较成熟的定居形态可能存在于像化德裕民遗址那样的遗存中。张居中先生认为磨砺技术制造生产工具占主流、陶器成为人们生活用具主要组成部分、相对稳定的旷野型居址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三大标志，农业并非重要指标。栾丰实先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以前传统的四要素说是界定新旧石器时代的标尺，但当这一研究提上议程时却反而复杂了，因为这四种要素肯定不会同时出现，可能以后也不会有统一标准，这种情形与文明社会的研究相似。赵宾福先生建议以距今12000年左右作为旧石器时代的下限，9000年左右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上限，中间这一阶段或可称之为中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可划分为裴李岗（查海）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三个大阶段，这是考古学为中国史学提供的“新三代说”。

　　赵志军先生与报告人交流

　　经过了激烈的提问讨论，点评时间所剩无几。栾丰实先生点评到，上午有3个报告是关于区域文化交流，这种研究的方法论都是文化因素分析，本质上又是类型学的方法，同时类型学方法又离不开地层学，所以还是传统考古学方法;陈明辉的研究先建立一个标准（贾湖），再用此标准作横向比较，有可取之处。关于文化互动的研究，搞清年代问题是前提;以前的研究一般认为某种文化因素在一方中的序列清楚、数量多、年代较早，就意味着它是该因素的源头;随着研究的细化，这种认识未必一定成立;郑钧夫的研究即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种启发。赵志军先生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在研究文化交流时，要注意交流路线的问题，张家口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关口。二是考虑文化分布时，要注意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东北地区大致以长春为界，分西北-东南两个部分，两区直至辽金时期仍存在不同的生业经济模式。张居中先生首先对本场报告的诸多创新提出表扬。但关于生业经济，他不认为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是一对矛盾;只有采集和农业，渔猎与养殖互为矛盾。另外，他建议以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地区替代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称谓，加强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针对上午报告中的详细分析，戴向明先生最后提醒大家，原来曾有考古学研究要到达“分子水平”的提法，但达到分子水平之后，下一步该如何做？细致的文化分期能否为研究人群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27日上午会场的气氛异常活跃，自上午8时至12时多，除报告时间外，与会代表一直处于讨论中。由于时间有限，讨论激烈，很多提问者最终也没有得到机会，最后的讨论与点评环节融为一体，直至12时多，在主持人的多次提醒下，参会人员才依依不舍到餐厅用餐。

　　27日下午会议研讨的主题是“距今15000-7000年前的生业经济”，共有3场学术报告，由山东大学宋艳波副教授主持。

　　宋艳波报告的题目是：沂源扁扁洞遗址出土动物研究。扁扁洞2011年整理的动物遗存共2745件，可鉴定标本1939件，至少代表38个不同种属，包括珠蚌、蜗牛、鱼、两栖动物、鳖、雉科、鸫科、斑鹿、獐、猪、狗、猫、兔子、竹鼠、啮齿动物和食虫动物等。多种喜暖湿动物的出现，反映出当时气候较现在暖湿。分析结果说明，其中狗的骨骼形态显示可能处于驯化初期，而猪则可能是野猪。狩猎以鹿、猪等中型哺乳动物是扁扁洞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捕捞与采集小型动物在先民生业经济中占的比重比较低。扁扁洞洞口向北，应该是一处季节性的居址，但出土动物季节性特征不明显，无法验证这一推断;然而，从各类动物保存部位来看，它们的骨骼部位缺失普遍较为严重，显示出非本地宰杀利用的特征，可能指向扁扁洞非长期居住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程至杰报告的题目是：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浮选炭化植物遗存的数量比例和出土概率、观察水稻的形态、生产工具的统计等方法，报告对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的诸遗址植食资源利用进行了总结。报告最终得出三点认识：1.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植食资源具有多样性，如农作物、坚果、块根块茎和种子、水生植物、陆生植物等。2.采集是获取植食资源的主要方式，原始农业居于次要地位，生业经济处于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3.原始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地位确立下来，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同时，报告认为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存在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模式的区域差异：1.稻作农业与稻粟兼作农业并存，上游北部地区为稻粟兼作农业，上游南部地区和中游地区为稻作农业。2.上游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高于下游地区。

　　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邱振威报告的题目是：植物考古样品的埋藏环境与采集要点——来自新石器中期遗址的启示。他首先结合几个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具体案例，就植物考古中常见问题展开了讨论：1.测年问题，包括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的横向年代学数据与以直接C14测年为基础的绝对年代数据矛盾，部分分析结果严重偏离正常范围只得弃用，同一遗迹或堆积单位测年结果迥异等;2.“脱离”出土环境的样品被重新纳入研究时，缺乏出土背景或者相关信息缺失;3.淀粉粒分析的某些问题。其次，通过对采样过程、鼠洞现象等因素的分析，他指出了以上问题出现的可能原因。最后，他呼吁在植物研究流程中样品采集环节要规范，对作为浮选样品的大植物遗存、作为直接测年样品的大植物遗存、作为孢粉植硅体分析样品的微体植物遗存应分别采取系统的采样方法，报告还介绍了遗迹中预留“剖面柱”、陶器内壁残留物取样、边发掘边整理的具体采样案例。

　　提问环节，赵志军先生问及了康保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浮选结果，谈到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草原通道来实现，张家口就是草原通道之一，但目前缺乏系统的动植物考古分析。诸位学者就目前关注的小麦传播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是邱振威的报告又将讨论带回到C14年代与类型学分析年代不整合的问题中，大家又详细的探讨了其中的深层原因。此外，段天璟、宋艳波等就鱼骨不如哺乳动物骨骼易保存，该如何定量分析等问题进行讨论;赵志军先生认为所有的生物考古，越是细化量化越要慎重，其结果都是相对的。

　　点评环节，几位先生结合讨论的情况，对于科技考古与田野工作的进一步结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赵志军先生认同邱振威提出的，植物考古发展到今天应该反思，认为龙山时期小麦年代等问题可能都存在一些问题，应该直接测年。张居中先生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淀粉粒分析最好不要量化分析，严格来讲，淀粉粒只是发现概率。二、任何一个植物标本的检测都是片面的，有些食物并不适合炊煮，有些食物根本不需要石器加工，所以应该运用多种手段结合、多种对象进行分析，方能接近实际;另外，他提倡所有植物种子都应进行测年，对此，他举了贾湖遗址早期遗迹中出土晚期小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戴向明先生就植物考古如何与动物考古结合来进行研究，又与报告人深入交流，与会专家在内的众多代表对这一问题也均畅所欲言。

　　与会代表向王幼平先生提问

　　下午会场的点评结束之后，应参会代表要求，王幼平教授又进行了“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收获”的特邀报告。作为北方地区旧-新过渡时期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这一报告放在论坛最后又有更加特别的意义。报告结束后，与会代表就李家沟遗址在中国北方地区旧-新过渡中的意义、遗址的测年问题、黑垆土层的意义、李家沟遗址发掘的契机原因等问题与王幼平先生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议最后，经过主持人的多次打断，热烈的讨论环节方才转入最终的学术总结。

　　7位专家依次对论坛两天的议题、报告进行了评议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及对下一步研究的希望。

　　夏正楷先生点评

　　关于本次会议的主题，尤其是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及其划分。夏正楷先生认为，新旧石器过渡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从地质长河和人类历史来讲，可以称之为一种革命;至于过渡的界限划定到哪里的问题，全新世本身开始年代的判定就在不断更新，地质现象代表了气候变化，人类亦进入了新的时代;划分要综合考虑人类、地球、气候等等要素，距今10500年可备一说。栾丰实先生谈到，20年前考古编辑部也是组织了一个同样的会议，此后尽管也有涉及这方面的会议，但专题会议则付之阙如;自中国考古学各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起来之后，这一问题就提到议程上来，尽管也有重要发现，但总体进展并不大;新石器时代的起源肯定孕育于旧石器时代，所以后面的工作目标已经很清楚;断裂和继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特点，人群替代、文化盛衰从哲学上、逻辑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各区域文化的序列和谱系是不同的，与会青年学者正处于从事考古的黄金时代，思维活跃、经验也比较充足，希望日后继续潜心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戴向明先生认为，从整个人类阶段性变化来说，旧石器到新石器过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环境上，晚更新晚期的冰盛期、间冰期、新仙女木期到全新世，各个环节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从文化上，距今3、4万年，晚期智人形成，工具类型上开始出现磨制石器;北方逐渐变为以细石器为主，华南北部变为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岭南则是砾石石器;从生业经济上，这一阶段是以渔猎或采集为主，广谱性经济开始出现和强化，9000年左右农业刚刚起步;总之，这一阶段仍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关于本次会议提出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热烈讨论的C14测年与类型学分析不整合、科技工作与田野工作的结合等问题。夏正楷先生认为，关于科技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之间的思维差异，要强调野外采样的重要性，考古人应学习地学知识;但也要慎重考虑科技人员所用方法、原理介入到本学科研究时的合理性，比如说植物不同部位的植硅石是否是一致的，此类问题都值得再探讨;建议年青学者在运用科技考古分析时一定要从原理上弄清。王幼平先生认为，新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多学科研究汇集在一起交流探讨，可以使新旧石器过渡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重大收获;会议中涌现了很多重要的汇报，青年学者从研究方法论和理论上都体现出了进步性。

　　关于本次会议的组织形式，各位专家均不吝溢美之词，并提出对青年学者的一些希望。夏正楷先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收获很大！赵宾福先生认为，这次会议形式特别好！邀请了老同志，分享经验，气氛自由，体现了老中青学者共聚一堂研讨传承学术传承的精神！两天的青年学者论坛取得了很大成效，老同志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问题就要实事求是、针锋相对、严肃对待，这反映了考古学界的传统。青年学者发言整体很好，考古队伍充满朝气，可圈可点。尽管有些论断还需再深入，但这是一个历练的过程。王幼平先生认为，本次会议学术气氛浓厚，发言自由活跃，主题的选择和会议安排都非常恰当。赵志军先生认为，会议独特新颖，值得推广。会议的主题从时间段上是动态的，空间上在张家口也体现出了一个过渡，选择此地探讨空间上北方早期文化的交流碰撞非常合适。希望以后这种形式的会议继续开展下去，青年学者研究问题的深度、广度和水平非常高，后生可畏！中国考古界有这样一支充满潜力的青年队伍，令人欣慰和高兴！张居中先生认为：第一，从学术上，本次会议选择了有特色的时间段，动态的时间段。第二，本次会议的组织，以青年学者报告新发现核研究新成果为主，中老年学者点评，体现了学术传承。第三，会议气氛活跃，达到了研讨的目的。第四，在研究内容上，有考古学基础理论、环境动植物考古等诸多内容，汇报了成果、明确了局限性。会议非常成功，值得庆贺！戴向明先生认为，应该强调本次会议的内容和形式，现在大部分会议往往时间紧，缺乏会议讨论。这次会议规模不大、老中青学者结合主题集中讨论，时间充裕，形式非常好。对问题的质疑、讨论才能激发学术研究的灵感，希望其他单位的中青年学者多带头召集。

　　会后参观于家沟遗址

　　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还相继参观了泥河湾遗址群油坊、石沟、姜家梁、于家沟等遗址，以及泥河湾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坝上地区考古成果展示和崇礼大水沟遗址。

　　撰稿：郭明建、王清刚　审稿：戴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