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麦价地域特征分析

2017-08-08 09:32:31 作者：穆崟臣来源：《社会科学战线》已浏览次

　　内容提要：在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粮食价格是物价波动的风向标。在空间维度上展现粮价波动的情况，亦即粮价地域性是目前粮价分析中的重要一环。有清一代，山东小麦价格波动因粮食作物的生产布局和农业小区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按小麦价格的高低，山东省麦价格局可以划分为三类地区。通过对各府州粮价相关性分析，可知当时山东省内各府州的麦价变动存在着复杂而明显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且这些关系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在全省分布是不均衡的，说明清代山东省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涵盖全省的米粮市场。

　　关键词：清代山东小麦价格地区差价粮食价格米粮市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ZS058）;辽宁省教育厅项目（W2014170）;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L13BZS007）。

　　作者简介：穆崟臣，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清代经济史。

　　粮食的地区差价是指同种同质的粮食在同一时间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差额。由于山东省既内地又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各府州的自然地理、运输条件、粮食生产能力等情况不同，形成了明显的地区差价，也正是因为粮价的地区差使得粮食贸易活动十分繁盛。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珍藏的清代山东省的粮价奏折和粮价清单等档案史料，运用统计分析与文献记载相互参证的方法，对清代山东省小麦价格的地域特征进行分析，以期在空间维度上展现山东省粮价的变动情形。

　　一、清代山东农业生产布局

　　顺治元年（1644），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山东全境，但各地人民随即掀起了规模不一的武装抗清斗争，直到康熙元年（1662）才逐渐平息。明清之际的连年战火，使得山东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但清廷很快调整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招徕流民垦荒，以达到辟垦土地、积聚民人之目的;清查隐瞒地亩，以便清厘隐漏侵渔等弊窦;减免钱粮，俾民受实惠，安心于本业;变革赋役制度，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凡此种种惠政，尽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残破的山东经济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恢复，已经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水平。

　　依据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相对一致性、农作物种植制度及亩产量等指标，山东可以划分为五大农业区，即鲁西南平原区、鲁西北平原区、沂泰山地东北麓平原区、鲁中南丘陵山区和胶东丘陵区。①这种划分是有道理的，毕竟“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在考虑农业生产布局与结构时，划分农业小区的办法是合适的。

　　鲁西南平原区包括兖州、曹州与济宁直隶州全境及泰安府西部平阴、肥城、东平、东阿、泰安，计29州县。该区气候温暖湿润，耕地资源相对充裕，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在垦殖、复种、单产各方面均为东省最高地区。粮食作物以小麦、高粱、大豆为主，系山东最主要的余粮区。

　　鲁西北平原区包括东昌府、武定府、临清全境及济南府西部德州、德平、临邑、陵县、平原、禹城、齐河、济阳，计32州县。该区耕地资源相对充裕，虽雨热条件相对较差，但仍是山东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仅次于鲁西南平原区。粮食作物以小麦、高粱、大豆、粟为主，此区的临清系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

　　沂泰山地东北麓平原区包括青州府全境，莱州府潍县、高密、胶州、昌邑、平度州和济南府历城、章丘、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长清、齐东，计24州县。本区东部为胶莱平原，西部为泰山与沂山东北麓的山前平原，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好，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高粱、大豆、粟为主，部分地区番薯种植较多，系山东省水稻种植最多的区域。粮食生产自给与否视年成丰歉而定，丰稔之年尚能自给，平收及荒歉之年则要从鲁西南或东北调运粮食，以资民食。

　　鲁中南丘陵山区包括沂州府全境及泰安府莱芜、新泰，计9州县。该区耕地资源较差，粮食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基本上属于缺粮区。

　　胶东丘陵区包括登州府全境及莱州府掖县、即墨，计12州县。此区水利资源较好，但农业种植条件较差，粮食作物以小麦、大豆、高粱与粟为主，番薯也广为栽种。但该区人地矛盾十分严重，系全省最严重的缺粮区，丰年尚不足以自给，需要海运奉天粮食，以资接济。

　　在传统社会中，自然环境往往成为影响农业生产布局的主导因素。上文简要叙述了清代山东自然地理环境和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业的生产布局及农业经济小区的粮食余缺情况，以便明晰山东省粮价变动及粮食流通格局的具体场景。

　　二、各府麦价的地区差价

　　只有明了各府州粮价的差异，才能深刻理解粮食流通的格局。毕竟粮食贸易尤其是长途贩运的主要原因是省际和各府之间的粮食差价。通过对乾隆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737-1908），山东省所属十府小麦价格差价的考量，可以看出，各府之间的差价很大，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参见下页表1）。

　　按照麦价情况，山东省麦价格局可以分为三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麦价高昂区，即174年间平均麦价在2.0两/仓石以上的地区，包括武定府、济南府和东昌府。这三府地处鲁西北平原区，该区耕地资源相对充裕，但雨热条件相对较差，系山东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按照常理判断，此三府不应该是麦价最高之地，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粮棉争地造成的。

　　武定府是继明代山东省三大棉区之后，新发展起来的商品棉产区。府治惠民县“商贾之业，以花布为大宗”②。滨州之地“地产木棉，种者十八九”③。沾化县“通县所赖惟小麦、棉花二种”④。商河县“以麦棉为特产”⑤。利津县“土产木棉最多，与五谷等”⑥。蒲台县则为山东五大棉花产地之一，其种植规模亦可想见。

　　济南府系鲁北棉区，棉花种植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府治历城县棉花种植“处处有之，东北乡独多”⑧。齐东县“一切公赋，终岁经费，多取办于布棉”⑨。平原县“谷属之外，惟恃棉花耳”⑩。此外，济南府作为山东省府所在地，这里还聚集着大量的官府行政人员及流动人口，这无疑也易致麦价增长。

　　东昌府也程度不同地出现棉花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清平县棉花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农家“望木棉成熟，过于黍稷”（11）。最甚莫过于高唐州，“该州全恃棉花为生活要务，种麦之土，仅十之二三”（12）。临清直隶州所属夏津县“物产多棉花而少五谷”（13）。

　　清代后期，此三府专业化植棉趋势又有了进一步扩大。加之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地的矛盾日益严重，使得麦价昂贵。

　　第二类地区：麦价中等地区，指174年间平均麦价在1.85两/仓石以上的地区，即与全省小麦平均价格的差距大致不超过±10%的地区，包括曹州府、青州府、泰安府。

　　曹州府、泰安府系鲁西南平原区，该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为山东最主要的余粮区。但有清一代，泰安、曹州等府又系国家主要漕粮征纳地，加上漕运过程中的“土宜携带”使得本区的粮食大量北运，麦价也随之上扬。青州府属沂泰山地东北麓平原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好，因系山东省水稻种植最多的区域，小麦种植范围有限，加之青州又是满洲驻防之地，八旗兵丁及众多眷属，也使得该府麦价不甚低贱。

　　第三类地区：麦价较低区，指174年间平均麦价在1.85两/仓石以下的地区，包括登州府、兖州府、莱州府、沂州府。

　　其中登州府、沂州府和莱州府部分州县农业生产条件并不是很理想，属于缺粮区，如登州府治蓬莱县“合境地少土薄”（14），丰年且不敷所用。黄县“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15）。招远县“田多砂石，除完官税外，大率不足糊口”（16）。莱州的情况虽然稍好于登州，但每岁亦需要输入部分粮食，以资民食。按常理推断，登州、莱州本应该属粮价腾贵之地，但与常识判断恰恰相反，此二府却是山东省麦价较为低廉之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山东省沿海地区存在较为发达的粮食运销网络，可以购运奉天粮食，接济民食。康熙中期以后，东北则成为山东粮食和农副产品的补给地，特别是胶东半岛对东北粮食等农副产品输入的依赖更为突出，不仅灾歉之年，即常年亦仰食于关东，如登州知府汪承镛曾云：“登郡户鲜盖藏，向赖盛京米物。”（17）其二，登莱二府民食结构中，可能并不以小麦为主。如宣宗所云：“山东登、莱二府，向赖奉天高粱、粟米、苞米三项粮石，以为接济。”（18）可见，高粱、粟米、玉米等粮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沂州府又是另一番景象，该府属于鲁中山区，交通不便，耕地资源较差，如兰山、郯城二县“偶被灾伤，居民即至流移失所”（19）。所以，虽然其麦价为山东省最低，但并不说明其地粮食供应充裕、粮食流通旺盛所致，而恰是相反，沂州麦价所以低于水陆流通之地，主要是因其交通闭塞，外来商贩极少，粮食商品率低，粮食流通十分有限，“岁饥则境外之谷不入，而价易昂;熟则境内之谷不出，而价易贱”（20）。

　　兖州府地处鲁西南平原区，是山东省最为重要的小麦产地和余粮区，且临近运河，粮食流通较为便利，故麦价较为低廉。

　　三、山东省区域粮食市场的数理分析

　　近些年来，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市场整合的论著日渐增多。市场整合（market integration）或称一体化，是指“某一市场或市场区域各组成部分和组成要素协调和相互关联的情况，即市场结构的有机统一。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市场在维持商品供需平衡方面的有效性也越高”（21）。但用数学方法研究市场整合，需要有能够组成一定时间系列的价格数据，清代唯有粮价数据堪充此任。（22）

　　研究市场整合，一般有价格相关分析、价格差相关分析、价格方差相关分析和离散性相关分析四种方法。（23）现将对道光年间（1821-1850）山东十二府州的小麦价格用价格差相关分析的方法进行考察。选择道光年间的小麦价格进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这30年间山东省的粮价数据十分齐全，总计371个月只缺失6个月（道光二年六月与十二月;六年三月;七年十二月;十五年五月;二十六年五月）的数据，数据的完整性使得分析的结果更能贴近历史事实。二是尽管此间爆发了鸦片战争，社会结构也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但道光年间的粮价虽然很高，但较为平稳。三是虽然山东粮价清单中列有大米、粟米、小麦、高粱等七种粮食价格，但小麦无论是在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中，还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在文献中经常会看到“一麦抵三秋”之语，可见一斑。因此选择小麦价格做分析更具有代表性。

　　按照自然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与民间风俗等因素，山东省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1）西部运河沿线区域，包括兖州府、曹州府、济宁直隶州、东昌府、临清直隶州以及泰安府的部分辖县。（2）东部沿海区域，包括登州府和莱州府及青州府和沂州府的部分州县。（3）中部内陆区，包括济南府、武定府及泰安府、青州府、沂州府的部分辖县。

　　由于地区差价的存在和各府州粮食余缺情形的差别，山东省内部的粮食贸易较为活跃，而粮食流通格局即以三大区域市场为依托而展开。

　　通过对相关程度值域的调整和表2的观察，山东省各府州之间存在1对强相关关系和14对较强相关关系，表明当时山东省内各府州的麦价变动存在着复杂而明显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出这些关系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在全省分布是不均衡的。换言之，山东省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涵盖全省的米粮市场，西部运河流域在省内粮食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东部登州、莱州、沂州明显与西部各府的相关性较差，其米粮市场自成体系。

　　其中临清与东昌府麦价相关性最强，且与济南、武定两府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反映了其作为山东省乃至华北最大粮食市场的地位。档案中记载了小麦在临清粮食市场中的地位，“临清关税米麦居多”（25）。乾隆年间，临清城内的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年交易量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26）这当中东昌府无疑是临清粮食市场米麦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清平、馆陶、冠县、堂邑等县的粮食每年车载驴驮运赴临清售卖。（27）东昌府治聊城系“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28）。道光年问，聊城商业发展极盛，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其地所产麦豆经运河转运四面八方。济南府与本省多府存在较强或是显著相关关系，反映了济南米粮贸易的兴盛。济南作为省府所在地，需要供养大量的官府行政人员及外来流动人口，粮食需求量很大，因而米粮流通较为发达。济南之所以与东昌、临清、泰安麦价存在较强相关，其中良好的粮食运输环境应是重要因素。济南经齐河、高唐可至临清;经齐河、茌平能抵东昌;经茌平南折可到泰安府境。（29）泰安、兖州等府系山东省小麦的主要产区，小麦贸易较为繁盛。武定府与运河区域的东昌、临清等府州也存在较强的相关。凡此种种均说明，运河经济带米粮流通的旺盛。

　　粮食属于粗重商品，因此在传统社会交通状况下，流通方式主要是依靠水道，构成了商品流通的主要路线。山东西部有大运河穿境而过。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具有相当规模的运输能力，成为沟通南北经济交流的要道。由于地势和水源的关系，山东成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关键地区，从鲁南兖州府峄县台儿庄由苏北进入鲁西平原区，经过兖州、济宁、泰安、东昌、临清、济南等府州县，最后由德州桑园镇出境进入直隶，全长约800余里，形成了以运河城镇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体系，而传统市场上粮食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商品。

　　除运河外，南北经济往来陆路交通亦十分发达。清代山东境内的南北大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京城通往东南地区的“福州官路”，自北京经德州进入山东省境内，东南行经平原、禹城至济南府，再东南行经长清、肥城、泰安府、兖州府至江苏徐州的道路。直到近代，这条官路仍是贯通南北的重要商路。（30）二是自北京经德州、高唐州、茌平、东阿、济宁州至徐州或南下江西、湖广的道路。这两条官路与运河的走向大体一致，是南北物资交流，当然亦是山东省西部粮食流通的重要运输路线。山东省西部运河沿线府州的麦价变动之所以有如此相关性，除鲁西农业生产条件好，有余粮可以进入市场外，实与便利的水路运输有关。

　　山东中南部的丘陵山区交通不便，粮食贸易状况远不如运河区域。济南之所以与运河区域多府州麦价相关性高的原因已如前述。山东省中部各府州麦价变动的相关性，表2清晰表明，武定与济南、东昌、临清有着较强相关关系;泰安（按区域划分，泰安府分属运河区域和中部区域）与济南、青州（按区域划分，青州府分属中部区域和东部沿海区）存在较强相关关系;青州与济南、兖州、泰安、沂州有较强相关关系。（31）很明显，中部的粮食流通依托于鲁西平原区，而中部各府之间相关性较差，也说明此区各府间的粮食贩运十分有限。武定、青州与济南存在较强相关性，是彼此存在大量粮食流通的反映。其中交通因素亦很重要，由济南府历城东行经章丘县至周村再抵青州府治益都的驿道是陆路粮食流通的首要通道，运输较为便利。另外，小清河亦可资利用。武定府与济南府之间的粮食贸易可利用大清河转运。大、小清河是山东盐运的主要河道，故又有“盐河”之称，同时也是两条重要物资运输航道。

　　通过对山东省各府州逐年麦价差的相关分析，不难看出，东部沿海登州、莱州、青州、沂州与运河鲁西区域和中部各府麦价相关性较弱。这种数理分析结果与从文献记载所得出的印象十分相符。的确，山东省沿海各州县的粮食供应主要是江南运赴的大米和东北贩运过来的高粱、粟米、苞米等粮食，其运输方式多采用海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在传统社会中，交通的便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区域市场整合程度的强弱。前现代市场有明显的轮廓，换言之，商品市场更多地表现为与水陆干道等相联系的具体区域，且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理的结构而具有明显的空间特性。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贯穿鲁西平原区，此外运河区域南北走向的两条重要官路是山东省西部粮食流通的干线。

　　可以说，清代山东西部已经形成了以运河为轴心的区域交通网，而这种畅达的交通条件，带动周边各州县、城镇与乡村的发展，扩大了大运河的辐射力，使得运河经济带的优势更为明显，该区域市场整合性较好也在意料之中。山东省中部山区丘陵地带，由于地势及交通原因，货物运输相对比较困难，故中部山区粮食流通不旺，其区域市场的整合性亦较差。登州、青州、沂等府属地方，全赖奉天粮石海运接济，从大的市场上看，山东沿海区应属于环渤海经济区。所以，与其他府州表现出较弱的相关性亦在情理之中。鲁西平原、山东半岛这两个经济区的粮食流通，各自与其相邻省区互为依重，而未能形成一个全省统一的流通中心。（32）

　　上述关于道光年间山东十二府州小麦价格差价的相关分析结果，与根据文献记载所进行的定性的分析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数理分析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清代中前期山东粮食市场的整合情况。正如其他描述性研究所表明的，粮食是当时最大宗的商品，而粮食贸易往往还伴随着其他商品的运销，因此有理由认为通过米价分析表现出来的这种地区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山东省整个市场运作的一般情况。通过对麦价的相关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清代山东没有形成一个整合完好的市场体系，但各区域市场还是有声有色地发展着，各自形成了本区的特色与优势。

　　注释：

　　①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北：“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74-384页。

　　②光绪《惠民县志》卷16《风土志·民俗》，光绪二十七年补刻本。按：本文所引注的刻本方志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下文不再注明。

　　③咸丰《滨州志》卷6《风俗志》，咸丰十年刻本。

　　④王植：《启抚军请蠲沾化县钱粮》，载光绪《沾化县志》卷15《艺文志》，光绪十七年刻本。

　　⑤民国《重修商河县志》卷2《实业志·农业》，1936年铅印本。

　　⑥光绪《利津县志》卷2《舆地图第一·风俗》，光绪九年刻本。

　　⑦图表说明：（1）康雍年间未有系统的粮价单，虽在孔府档案和雨雪粮价奏折中收集到一些顺康年间及雍正朝的粮价数据，但考虑到这些数据在一致性方面欠佳，故暂不在文中讨论。此表的制作要处理近6万个原始数据与中间数据，恕不能一一列出。

　　（2）乾隆元年的粮价奏报尚未制度化，其奏报格式与乾隆二年之后的粮价奏报格式迥异，并不是分府奏报，只是笼统汇报全省各种粮食的价格（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山东省乾隆元年六月份粮价清单》乾隆元年七月“山东巡抚岳濬奏”），无法分府估算。另，宣统年间粮价异常高昂，与前朝相较，粮价波动幅度太大，且时间较短，暂不列入，故表中数据系从乾隆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

　　（3）表中乾嘉年间的麦价数据，抄录自“一史馆”藏清代山东粮价清单。道光至光绪年间小麦价格数据摘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珍藏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资料。

　　（4）表中数据，先把每月每府小麦价格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作算术平均值，再把十二个月的价格平均，计算出该府一年的小麦平均价格，然后按朝年把年麦价数据作算术平均值计算出来的。在计算过程出现闰月的年份，把闰月的价格与上月价格平均，作为上月麦价。

　　⑧乾隆《历城县志》卷5《地域考三·方产》，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⑨康熙《新修齐东县志》卷1《职方纪·风俗》，康熙二十四年增刻本。

　　⑩乾隆《平原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乾隆十四年刻本。

　　（11）嘉庆《清平县志》卷8《户书》，嘉庆三年刻本。

　　（12）葛全胜主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页。

　　（13）乾隆《夏津县志》卷4《食货志》，乾隆六年刻本。

　　（14）道光《重修蓬莱县志》卷5《食货志·物产》，道光十九年刻本。

　　（15）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同治十年刻本。

　　（16）顺治《招远县志》卷4《风俗·稼穑》，道光二十六年重刻本。

　　（17）汪承镛：《登州天桥闸口捐廉挑沙记》，载光绪《蓬莱县续志》卷12《艺文志上》，光绪八年刻本。

　　（18）《清宣宗实录》卷280“道光十六年三月丙申”条。

　　（19）葛全胜主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8页。

　　（20）乾隆《沂州府志》卷4《风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21）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22）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3）无论是价格相关分析或价格差相关分析都有其局限性，需有记述性材料来解释或补充。同时，又不可避免偶然性。两法相比较而言，价格差分析比较合理;四法之中，也以此法较实用，其他方法，皆有在这点或那点上夸大市场整合之嫌，参见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故本文采用价格差相关分析方法来阐述山东省粮食市场的有效性。

　　（24）图表说明：（1）表中统计所用道光小麦价格的数据摘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珍藏的道光至宣统间的粮价资料。

　　（2）价格相关差指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上述12个府州中每两个府州间相连两年均米价差数列的相关程度。两个地区米价变动的同步性越高，价格差相关系数就越趋近于1.上表仅列出作为最后结果的各66个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值介于-1与+1之间，即|r|≤1.一般可按四级划分：0<|r|≤0.3为微弱相关;0.3<|r|≤0.5为低度相关;0.5<|r|≤0.8为显著相关;0.8<|r|<1为高度相关（参见孙允午主编：《统计学——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8-199页）。依照陈春声先生研究米价相关的分类方法，称相关系数在0.9000以上的相关关系为“强相关”，0.8000-0.8999的为“较强相关”，0.7999以下的为“较弱相关”（参见陈春声：《清代中叶岭南市场的整合——米价动态的数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显系标准定得太高，本文调整为0.8<|r|<1为高度相关，0.6<|r|≤0.8为较强相关。

　　（3）在进行价格差相关分析之前，本文进行了麦价相关分析，的确比价格差相关分析所得到强相关与较强相关的数量多。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论，价相关分析容易夸大市场整合之嫌，故本文采用价格差相关分析的方法。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乾隆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奏”。

　　（26）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27）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11《市廛志》，乾隆五十年刻本。

　　（28）于慎行：《东昌府城重修碑》，载宣统《聊城县志》卷10《艺文志》，宣统二年刻本。

　　（29）李宏生、宋青蓝主编：《山东通史》近代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7-498页。

　　（30）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3页。

　　（31）按：其中青州与兖州有如此显著的相关比较可疑，因为两府不属于同一经济区，且中间隔着泰安府和沂州府，同时又没有畅达的水陆交通。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物价资料，本来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数学方法分析的结果，即使所用数据可信，也要与记述性史料和定性分析核对，才能下结论”。参见吴承明：《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所以，本文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坚持数理分析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方法，而不是径直循着数理逻辑前进，做出判断。

　　（3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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