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举行

　　2017年1月10日至12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交流会在临淄工作站举行。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举办多年“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此次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自由交流，特改成“田野考古交流会”，以座谈的形式举行，要求各位田野考古工作人员结合主持或参加的工作项目，除介绍各自工作的收获外，重在梳理实际工作的思路、方法，总结经验或不足，提出问题或建议，也可结合自己的有关研究兴趣或最近的读书心得，自拟题目，向大家进行介绍。

　　交流会掠影

　　董文斌介绍了2016年后李遗址发掘收获。后李遗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村，淄河由南向北经由遗址西南，西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2.5公里。1988年至1990年曾对后李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并命名了后李文化。2016年11月至12月，为配合济青高速改扩建工程，对后李遗址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目前发掘灰坑119个，墓葬9座，窑址1座，灰沟2条，灶址2座，时代含括金、唐、汉代、东周、大汶口及后李文化时期。以东周时期遗迹为主，其次为后李文化时期，发现少量汉代及唐代时期遗迹，金代仅发现一座墓葬。本次发掘较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明确属于后李时期的地层及大量后李文化时期灰坑和4座墓葬。

　　后李遗址全景

　　朱超汇报了章丘榆林遗址的新发现，以及章丘城子崖遗址A1-A5探沟的复掘情况。榆林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绣惠镇榆林村南500米处，西侧紧临绣江河。遗址内堆积丰富，普遍厚约1-2米，时代自早至晚分别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早商、东周、唐、宋金、明清几个阶段。其中龙山、岳石、东周时期堆积最为丰富。遗迹可分为灰坑，房址、墓葬、灰沟、壕沟、夯土基槽几类。根据发掘及勘探情况来看，已揭露的岳石文化壕沟为门道北侧端头局部，壕沟内壁局部及底部铺砌石块。首次开挖于岳石文化时期，早商时期仍可能在使用，至春秋时期弃用并逐渐填平。夯土基槽位于壕沟西侧，其东侧局部被壕沟打破，方向大致呈东南-西北向。经局部解剖可知，该基槽为分段夯筑而成。通过分析壕沟与夯土基槽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基本可以确定两者并非同时使用。本次发掘虽只是揭露了该遗址的冰山一角，但夯土基槽及铺石壕沟的重大发现为认识遗址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

　　榆林遗址全景

　　章丘城子崖遗址A1-A5探沟位于遗址北部凸舌形区域西北处，始发掘于1931年。本次工作在了解遗址西北区域地层堆积情况的基础上对岳石文化晚期城墙结构特点及建造、使用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岳石文化晚期夯土城墙发现于A3探沟西端，于探沟内可见其城墙内侧部分。从其结构分析，自下而上可分四小期，整体下宽上窄，大部为地面上部分，并于城墙底部发现版筑痕迹及侧夯夯窝，首次于城墙内侧发现排水沟痕迹。

　　城子崖遗址岳石文化城墙内壁

　　高明奎介绍了大汶口遗址2016年度的发掘成果，并重点讲解了工作思路与想法。本年度共清理大汶口文化房址6座，大汶口文化灰坑10多座，龙山文化房基1座、灰坑40多座，清代灰坑10多座，尤以F10与F11的发现最为重要。F10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7㎡，墙体建于基槽中，门道位于西侧偏北，室内活动面经过烧烤处理，活动面以下为垫土层，活动面之上保留有大量坍塌的墙体和屋顶。F11为方形地面式建筑，面积约50㎡，墙体筑于基槽之内，还残留有若干小段原始墙体，墙芯内部发现有小柱洞分布。室内活动面经烘烤烧结而成，活动面上摆放有陶器和石器。门道位于房址南侧，灶紧贴西墙而建，由矮墙形成独立的操作空间，平面略呈方形。他指出，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仔细辨认每块堆积的范围及相互关系，清理大范围的堆积时，不同探方尽量保持同步进行;注意关键面或关键堆积的寻找与确认，如房基的承托面、房内外的活动面，以便更准确把握房基间的关系、房基内外堆积的联系，对大范围红烧土堆积更要精细清理，另外还要加强网络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

　　大汶口遗址全景

　　吕凯汇报了滕州北台上遗址和齐故城10号建筑遗址的发掘情况。北台上遗址位于滕州市羊庄镇后台村北，新薛河的东岸。遗址高出周围地面约2米，属于台地遗址。2016年6-9月，为配合枣庄市庄里水库施工建设，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及郑州大学联合开展考古发掘。遗址的堆积年代涵盖龙山、周代、汉代、宋元及明清时期。清理遗迹包括灰坑689个、房址11座、墓葬21座、沟34条、灶2个及大型坑状遗迹2处等。其中，龙山文化灰坑约350座;房址8座，多为方形，仅余柱洞或基槽;墓葬4座，均未见随葬品。东发掘区中部发现周代沟一条。宋元时期遗迹发现较多，西发掘区清理宋元时期壕沟一条，沟内发现石砌墙基，东发掘区内发现宋代道路两条，局部保留明显的车辙痕迹。出土遗物数量较多，主要有石凿、石镞、石斧、磨石、石锛、石铲、石镰、石磨棒、陶鼎、陶鬶、陶罐、陶杯、器盖、纺轮、网坠、瓷碗、砖瓦等。通过本次发掘，为我们进行本地区龙山文化至宋元时期的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对进一步了解薛河流域的史前及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有重要意义。

　　北台上遗址发掘区全景

　　10号建筑遗址位于齐故城小城的东北部，2012年曾对其进行首次发掘，清理出几处夯土台基。2015年10月-2016年5月，对10号建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本次发掘选取战国夯土台基向南伸出部分中间的隔断、东南部及东北部拐角等处进行重点揭露，以期进一步了解台基及其外围地面形制以及建造方式等，并期望结合出土遗物推测建筑性质。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南部夯土台基隔断处铺石地面1处、战国至汉代沟3条、灰坑5个、水井2口，明确了战国夯土台基东南部、东北部外侧堆积状况，同时于台基中部偏南位置发现并清理宋代墓葬30座。

　　10号宫殿发掘区全景

　　赵益超介绍了临淄东古城村北遗址的发掘情况。东古城村北遗址位于临淄区齐都镇，南距齐故城北墙约300米，与临淄齐故城关系密切。为配合济青高铁建设，于2016年6月至9月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便于考古发掘和管理，根据地理地形将遗址自东向西分为4个发掘区。1区位于东端，主要发现汉代制骨遗存、春秋墓葬及西周时期居住遗址;2区位于中部偏东，主要发现周、汉墓群;3区位于中部偏西，该区主要为战国至汉代遗存，发现有灰坑、灰沟、墓葬等遗迹，综合判断可能为当时遗址边缘的洼地;4区位于遗址西部，发现有周汉时期道路、墓葬、房址及灰坑等遗迹。经本次发掘，对于了解临淄齐故城以北区域的文化内涵有很大帮助，应将其纳入临淄齐故城的文化景观中加以整体考察和研究。

　　第1发掘区全景

　　第4发掘区墓葬

　　郝导华介绍了昌乐都北遗址的发掘情况。都北遗址位于潍坊市昌乐县都北村东约700米，遗址略呈椭圆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60米，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所在区域地貌为丘陵，地势略有起伏。为配合潍日高速公路滨海连接线工程建设，山东省所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共布设86个5×10㎡的探方，发掘面积超过430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312个、墓葬66座、水井2眼，出土了一批陶、石、骨、蚌、角等重要文物。灰坑时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墓葬可分为春秋、战国、汉、魏晋、宋——明、清等几个时期，其中东周墓葬为此次较重要的发现。该地在东周时期属齐国，都北遗址的发掘对齐国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分期及腰坑流俗的演变等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都北遗址全景

　　王春云介绍了枣庄横岭埠遗址的发掘情况。横岭埠遗址位于山亭区横岭埠村北，面积约20万平米，此次发掘为配合庄里水库建设而进行。发现西周时期墓葬一座，土坑竖穴墓，有腰坑，陪葬品为陶簋、陶罐。清理春秋时期墓葬三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其中M1为双椁一棺，器物箱在椁南侧，另两座墓均为一棺，棺南侧为器物箱，出土器物有陶鬲、陶簋、陶豆等。这三座春秋墓葬的性质可能与小邾国有关。另清理东汉墓葬26座，均为石椁墓，部分墓石有画像，内容有铺首衔环、十字穿璧等。出土器物有铜镜、陶罐、陶楼、陶磨盘、铁剑等。

　　横岭埠遗址春秋时期墓葬

　　王子孟介绍了临淄粉庄墓地的发掘情况。粉庄墓地位于临淄区齐都镇粉庄村，平面略呈东西长，南北宽的长方形，面积约为27000平方米。本次发掘共布设10×10米探方近180个，总体揭露面积近18000平方米，目前已清理墓葬560余座，形制包括砖室墓、土坑墓、瓮棺葬和砖椁墓，另外有灰坑56座、井49口、沟8条、路2条，出土陶、铜、骨、铁、石等各类文物小件近1000余件。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特点来看，绝大部分墓葬应属东周，初步观察以战国早中期的墓葬为多，少数墓葬为隋唐和宋金时期。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墓葬清楚的分区、分群现象，个别墓葬的分组排列和明显的打破关系，表明特定的墓区是合理规划的家族茔地。

　　粉庄墓地发掘区全景

　　韩辉介绍了2016年鲁故城北东门及北城墙考古新收获。鲁故城北东门位于曲阜市北部鲁城街道盛国寺东北。对城门东部墙体剖面进行刮面，可分为5期：一期为春秋早期，二期为春秋中晚期，三期城墙推测为战国早中期，为春秋时期城墙向外增筑扩建形成，四、五期城墙为战国中晚期。城门豁口处发现宋、元、明、清路土，呈路沟状，路面上见有数道车辙痕迹。城墙内侧发现有相关春秋早期至汉代灰坑、墓葬。对北城墙的发掘选取在北东门东部150米处，主要发现有春秋-战国城墙、春秋至战国晚期外城濠，战国晚期内城濠，城墙顶部东西向排水道，及鲁故城东北角居住址相关的灰坑、墓葬、窑址等。

　　北城墙剖面

　　赵国靖汇报了曲阜鲁国故城望父台墓地和周公庙村西夯土建筑基址勘探收获。望父台墓地位于曲阜市鲁国故城西北部，是鲁国最重要的贵族墓地。此次勘探区是望父台墓地的一部分，勘探范围约8万平方米，共勘探周代至明清各期墓葬127座，其中周代墓葬87座，以大、中型墓葬居多，另发现有马坑3座、窑址3座、城墙1段、壕沟4条，通过此次勘探对该区域内周代墓葬分布排列规律形成初步了解，为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遗迹保护和展示提供资料。

　　曲阜周公庙村西夯土建筑基址位于鲁国宫城的西南部，勘探发现春秋至唐宋时期夯土基址11处，典型灰坑15个，墓葬8座，井3个，窑1个，路3条，沟1条。主要遗迹为春秋和汉代的大型夯土基址，战国时期墓葬以及唐代壕沟。该区域在周代活动以少量夯土建筑和墓葬为主，汉代营建多处夯土建筑并进行大规模土地平整。通过勘探对此区域的文化内涵和遗迹分布有了初步认识，证实与其东北部的宫城区联系密切。

　　望父台墓葬漆皮痕迹

　　崔圣宽介绍了2016年定陶王陵M2的发掘情况，共发现墓道、墓道两侧夯土台及柱洞、墓坑周边版筑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墓道为东向，长21米，南北两侧皆版筑墓壁，木板皆已撤除，并发现系拉夹板麻绳及堵挡木板的穿棍所遗留的清晰痕迹。墓道底部铺垫有青砖，并有薄砂层，基本与木椁墓室下部二层台深度一致。墓道南北两侧各有版筑夯土台，形如阙台，夯土台内外两侧皆版筑，并随深度增加逐层扩大，两台东部各有四个间距4米的方形柱坑。墓坑外围有一大型版筑夯土台，简称内台，台外围贴护木板逐层向上缩小夯筑而成，在对该台西南角进行逐层揭露时，发现大量车辙痕迹，车辙宽度约1.5米，另有少量牛蹄迹象。内台之外又围筑一周夯土台，简称外台。台面斜坡近平，最高处与内台外边缘同高。外侧斜坡下延，坡度较大，外坡边不甚规则，边缘皆斜向棍夯坡面。

　　版筑内台西侧车辙痕迹

　　王龙汇报了枣庄前台墓地的发掘情况。前台墓地位于滕州市羊庄镇前台村东南近200米处，地处山前台地。为做好庄里水库工程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滕州市博物馆对墓地大坝占压区进行了勘探和发掘。考古工作共持续约六个月，发掘墓葬315座，出土文物近千件。汉墓294座，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形制多为石椁墓，部分石室墓，少量侧室墓和土坑墓。墓葬多东西向，极少南北向。部分墓葬带画像石，多集中于石室墓横梁、墓室后挡板及前堂，少量位于石椁墓两段挡板内侧。画像内容多铺首衔环、穿璧、鱼纹、树木、几何纹和人物等。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罐、壶、鼎、盒、奁和灶等，另出有部分铜盆、铜镜、铜带钩和铁长刀等器物。另有明代中期墓葬21座，多石椁墓，少量石室墓。出土器物有瓷罐、瓷碟和铜钱等。该墓地墓葬形制多样，结构具有特色，出土文物较多，为鲁南地区汉墓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前台墓地全景

　　党浩介绍了淄博张冉墓地的发掘成果。张冉墓地位于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张冉村东200米，孝妇河西岸，为河旁台地遗址。2010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南北长550米，东西宽150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为配合张店区马南路工程建设，2016年7-10月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80座唐至清代的墓葬。唐代墓葬4座，分砖砌与石砌两类，出土铜镜、铜钱、瓷器、陶器等随葬品。宋金元时期墓葬50余座，形制有长方形砖椁墓、带墓道砖室墓和土洞墓三类。随葬品有铜钱、瓷器等。瓷器多为磁州窑系。明代墓葬10余座，主要是带墓道砖雕壁画圆形穹隆顶墓，部分墓葬绘彩画。随葬品有瓷器、铜钱等。清代墓葬10余座，多为砖砌并列双室墓，夫妻合葬，两室之间联通，顶有券顶和石板覆盖两类。随葬品有铜镜、铜钱、瓷器等。墓地时代延续时间较长，排列有序，应为各时代家族墓地。

　　墓地发掘区全景

　　李宝军介绍了东阿大秦寺院遗址工作收获。大秦水库位于东阿县铜城街道大秦村，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埋藏文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阿县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进驻现场并组织发掘。在前期的工作中，初步探明水库内存在一座寺院遗址和一个村落遗址。寺院遗址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90米，延续时间可能从北朝直到五代宋初，期间经过多次兴废，最后一次废弃后被黄河淤没。遗址内发现有北朝碑和石造像底座，石碑为功德碑或神道碑，以记载碑主生平为主，从碑文看碑主均担任过济州刺史一职。遗址内发现的唐代遗物主要有造像、御制讃文碑、灯幢底座、瓷片等。从目前布局来看，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半部分应是后周的建筑，整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分布有山门、厢房、大殿等建筑，院落内可见成排树桩，应为行道树。中轴线上出土后周广顺元年的香幢，香幢仅存幢身和八角底座，幢身刻有碑文，碑文记载了广顺元年郓州卢县市户李茂殷严训等镌造天齐大王行宫殿前石香炉一座永为供养事，后刻《大威德炽盛光真言》。大秦佛寺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寺院遗址，期间历经兴废，北朝就已出现，大概在宋代废弃。这也是目前我省所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寺院遗址。遗址内出土的北朝碑刻、石造像在鲁西地区属于首次大规模发现，填补了该地区的佛教考古空白，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水文变迁、天齐信仰均具有重要意义。

　　北朝石碑

　　孙启锐以《关于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绝对年代的一点思考》为题演讲。他指出目前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但其绝对年代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测年数据本身存在问题，二是用最新的高精度年轮校正曲线对原来测年数据进行校正，比原来的结果要早，三是新的测年数据普遍偏晚。以后李文化为例，因使用的半衰期不同会导致二者的测年结果相差约3%左右，而北辛文化上限测年的不确定值偏大，大汶口文化的66个测年数据中有29个被剔除，这便导致测年地域代表性不够。随着校正工具的发展，对目前的测年数据进行重新校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整体偏晚200年左右，后李文化的年代大致不变，但其上限年代或可提前，而北辛文化的测年数据较少，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