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人的衣食(上）

　　一个族群或民族，尤其是在早期历史时期，其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以及所能利用的动植物资源，而且这些因素首先会最直接地反映在族群的衣食住行上。

　　良渚文化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玉器、漆器、丝绸、玉礼制以及大型土筑工程，但在惊叹之余，你可曾想过：良渚文化时期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力可用于制玉、营建、烧陶、纺织、髹漆……他们又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地制造这些精美之器，营建这些大型工程？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农业已负担得起这些非农业劳动人口的衣食之需，因为他们的生产力已能产生剩余产品，从而使社会发生等级分化。为了维持这种等级社会的运行，他们需要使用“神权”和“政权”的双重统治和管理，因此他们需要玉、绸、漆、陶等一切精美的器物用作祭器和礼器，需要高土台上宏伟的庙宇、祭坛和权贵墓地，以确立人有等级、权力神授的思想观念。

　　良渚农业已进入犁耕阶段，这对农田的开垦和翻耕极为有利，水井和灌溉系统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水稻的种植面积，而水稻在现代育种技术出现之前，一直是单位产量最高的一种粮食作物。丰富的水产资源和高超的舟楫、网捕技术，使这一代的先民放弃了低效率、低能量的食贝模式，以食鱼为主，并与稻米配合，组成了后来被司马迁称作“饭稻羹鱼”的膳食结构模式。这个组合不仅保证了先民们基本的能量和营养所需，而且鱼类富含的赖氨酸和卵磷脂，使这一带先民的大脑及神经系统的发育得到了充分的保证，这或许就是良渚文化在礼制、文化、艺术等方面引领潮流的一个“智商”基础。但稻米和鱼肉的蛋白质含量都不是很高，这一点对先民的体格发展会有些影响。最初，人们是通过狩猎获取鹿、猪、水牛等野生动物来补充肉食，但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加之劳动力紧缺，因此狩猎活动在良渚文化时期已不多见，肉食转而以家猪为主。猪是一种非常适应稻作农业和江南地理环境的家畜，这一点至今如此。农业副产品、残羹剩饭、漫山遍野的果实、草木都是猪的食物，尤其是江南盛产的水草和蛇，更是猪的美味佳肴。但江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园艺业的发展，遗址中发现的蔬、果遗存大多来自野生采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粮食生产已能基本满足口粮需求，因此像早期考古学文化中那种大量采集菱角、橡子等淀粉类坚果补充粮食不足的现象，在良渚文化中已经看不到了。

　　豆、盘、钵、碗等食具的出现，说明良渚人已有饭、菜之别，不再是饭菜一锅煮，这一点决定了中国餐饮的基本模式。席地围坐的餐饮遗迹，则预示着食仪的萌芽，而食仪从某种角度讲，正是整个礼制的基础，孔子就曾说过：“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据俞为洁《良渚人的衣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