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名人信札展：历史的温度与见证

　　5月25日至28日，“触摸历史，进入五四——五四名人信札文化沙龙”在北京举办。该展览展出了包括李大钊、康有为、陈独秀、梁启超、章士钊等在内的诸多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名人的近百件珍贵信札作品，为人们研究和探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和细节，体悟五四那代人的历史处境、文化趣味及学术思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民国丛书序》中写道：“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保利”）中国古代书画部总经理尚颢介绍：“这样大规模的五四专题在以前的拍卖上也是鲜有的，无论从人物代表性，还是作品的意义及质量上来讲都很难得。”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表示，这批五四文化名人信札非常珍贵，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一方面，收藏市场的兴起让很多研究者、学者难以搜集到的重要历史资料都浮出水面，这些琐碎的材料好比是历史的边角料，通过学者的不断梳理、补充、修正，把历史还原得更加完整、客观，推动甚至改写我们的历史。“这是学者的珍贵资料，是鉴赏家眼中的宝贝，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进入那段历史的独特路径。”另一方面，对于文化名人信札而言，除了考察其稀缺性，今天还更应该挖掘其新的价值。他表示，“其实一些信札，其本身的内容意义大于书法的价值，比如徐志摩的书信、吴宓的故事、周作人的文稿、沈从文的文稿等。”

　　通过这些名人信札和其交流的信件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表示，新文化运动应该理解为一个长时段的文化事件。他认为：“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和近代史的重点，我们更应该从文化角度和它产生一大批精英的角度理解五四。从蔡元培、陈独秀，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海归再到傅斯年，通过看这些信札和名人交流的信件，我们看到的是几代文化精英的交替，体现了当时文化名人交往的不同脉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指出：“这批信札里面承载的信息远超过我们对其表面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这些原初材料，或许会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些新的亮色。”作为研究五四和鲁迅的学者，孙郁以鲁迅为例，鲁迅收藏了大量同时代人的来信，及赠予他的书籍和书法作品，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咀嚼”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风俗人情。

　　作家许知远表示，五四时期的青年面对的是一场由铁路、电报、电影、报纸、杂志等不同因素共同构成的全球化过程。而今天我们同样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如自身传统的断裂，对自我意识的确认。对他个人来说，五四时期带给他感受最强烈的即是实验精神。“五四时期的自由环境促使人们内心力量得以爆发，比如新诗、新小说、新散文等，都是有创造性的艺术。他们都是思想的行动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指出，五四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青年精神”，意味着创新和敢于尝试。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为青年并不仅意味着生理的界限，更有着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意义。

　　孙郁认为，五四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激活了传统文化。今天我们也在谈传统，而传统应如何激活，或许对历史的观看与审视，能为我们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