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两大人物造像系统功能分析

　　（赤峰学院 红山文化研究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红山文化的人物造像分为祖神像和巫神像两大系统。根据材质不同和造型特点，红山文化祖神像可分为A、B、C型。A型为女祖神像，体现了生殖崇拜;B、C型体现了红山文化祖神崇拜的复杂化和专业化，也是红山文化进入父权制社会的标志。祭祖通过媚神来实现，故巫神像多为跪坐式，而祖神像多为盘坐式和踞坐式。以巫覡为核心，以两大人物造像系统为媒介，实现以巫神通祖神是红山文化社会祭祀体系的中枢。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律是：以巫神下通祖神，上通天神。运行目标是祖神通天神，即：巫神——祖神——天神。外在标识物为巫神像——祖神像。

　　关键词：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功能;祖神像;巫神像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06-05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2012-2015）（12XZS014）

　　人物造像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神本社会的重要实证。根据人物造像的材质、造型和表现手法等可把红山文化的人物造像分为祖神像和巫神像两大系统。

　　一、红山文化祖神像系统

　　祖神像是以祖先形象为模型，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造像，其人物的面部特征和躯体特征明显。祖神像系统主要包括孕妇像、口部做呼麦的人像和口部闭合的人物像。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祖神像很多，从材质上看有陶质、泥质、石质之别;从造型特点上看，有口部张开、吻部前突的，有口部闭合、面带微笑的;也有腹部圆鼓的孕妇像，根据面部特征和躯体造型特点，红山文化祖神像可分为A、B、C型。

　　A型，主要为女性特征明显的孕妇像，出土于牛河梁、东山嘴和西水泉等遗址。比较完整、典型的有牛河梁第一地点泥塑女神头像和牛河梁第五地点陶塑女性人像、东山嘴孕妇像和西水泉遗址陶塑女性人像。牛河梁女神像（图1—1）出土于第一地点女神庙中，为泥塑人像。人像头顶残，额头顶部有箍饰，眼部镶嵌玉石为睛，睛面圆鼓磨光，宽鼻翼、阔嘴厚唇，右耳完整，左耳残缺，近耳垂部有一穿孔。牛河梁第五地点上层二号冢（N5SCZ2）出土一件女性塑像（图1—2）[1],位于该冢东南N5Z2M1东北侧，通体磨光，双乳凸出，双臂贴于隆起的前腹部。塑像头部和右腿残缺，左脚穿高靴，立像。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出土陶塑人像4件[2],其中孕妇像2件，均裸体，女性特征明显。头、臂均残，腹部凸起，臀部宽大，左臂弯曲，左手护腹。TD9②：5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北侧黄土层，上体前倾，下肢弯曲，足部残缺，表面未磨光。TD9②：7出土于圆形祭坛东侧黄土层，身体肥硕，腹部圆鼓，下肢弯曲，下身残缺。塑像通体磨光，似涂陶衣。TD9②：9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南侧黄土层，上身残缺，只剩手臂和腔腹部，空腔。双手交叉于腹部中间，左手似握拳，右手握左手腕部，右手手指修长。TD9②：10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南侧黄土层，盘膝正坐，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足趾裸露，右足残缺，空腔，左膝部一圆孔通空腔内，下身底部饰席纹。赤峰西水泉遗址陶塑人像（图1—5）[3]出土于居住址，头部残缺，乳房突起，为女性。下部刻划竖线条纹一周。敖汉旗西台遗址F4出土陶塑人像1件，裸体，双乳突出，女性特征明显。

　　林西大半砬山石雕人像为胎质泛红的滑石，质地软。大眼三角形鼻，嘴柳叶型，无耳朵，右前额角对钻一孔，当为系绳穿挂之用。

　　B型，口部闭合、面带微笑，该型人像有泥质、陶质和石质之别。主要出土于牛河梁、半砬山、草帽山和那斯台等遗址。牛河梁第三地点陶塑人像（图1—6）面部残件出土于环沟内，在西北下部的堆积中。鼻梁平，鼻头宽。嘴微微闭合，上下唇写实性非常强。辽宁朝阳半砬山石雕人像（图1—7）[4]头顶盘绕发髻，浓眉大眼，眼球外凸，高额头，凸颧骨，神态自然。草帽山遗址石人像ASCZ1:1（图1—8）出土于祭坛旁，为红色凝石灰岩雕琢而成。头部完整，头戴冠饰，方脸高鼻，双目微闭，嘴唇略突，嘴角微扬，头部后方雕琢出凸棱纹，神态安详。那斯台遗址人像（图1—9）左眼、双臂残，额头从眉弓向上有一道隆起的脊，至头顶形成两个尖状小角，高鼻梁、双耳前照，双腿弯曲蹲坐。

　　图1 红山文化祖神像系统

　　C型，一般均为残头部，口部张开、吻部前突，似做呼麦。该型人像一般为陶质。标本主要有4件，出土于牛河梁、兴隆沟、半砬山和铁匠炉遗址，均已经正式发表。牛河梁第一地点出土小型人体陶塑头部残件1件（图1—10）。额上以一道阴刻线表示箍形饰，头顶刺小圆坑10余处，颈后部3道压印阴刻线。眼窝大而深，鼻直，嘴部张开向前突出，似在呼喊[5].敖汉旗兴隆沟陶人像（图1—11）[6]出土在第二地点房址F9中，双腿盘坐，双臂弯曲，右手在上握住左手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发髻盘起，用条带捆扎，形成横向发髻，头部正中有一圆孔。人像神态逼真，特别是嘴部张开，唇部向前隆起，右侧脖筋明显，锁骨清晰，似在呼喊。耳垂钻有圆形小孔。乳头微微凸起，背部微驼，似男性。半砬山陶人像（图1—12）[7]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尹杖子村半砬山山顶积石冢。人像细眉小嘴，高鼻梁，头顶发髻盘绕。翁旗广德公镇铁匠炉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图1—13）方脸、细眉、细眼，鼻子微凸，头部戴冠残[8].

　　二、红山文化巫神像系统

　　红山文化巫神像最突出的特征是面部为兽面，明显不同于祖神像的人面，且多为跪坐式和倚坐式。巫神像大多为采集和收藏品。那斯台出土的巫神像[9]是仅有的一件见于报道的红山文化跪坐像。虽然缺少地层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很多学者依据器物造型和类型学比对推断为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各收藏玉人一件[10].“这类玉人多为倚坐式，姿态与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陶塑孕妇像像相同，臀下应另有依托物，也是将其归为红山文化的依据之一。”[11]

　　图2 红山文化巫神像系统

　　（1.那斯台;2.故宫博物院;3.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

　　4.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5.瑞典远东博物馆）

　　那斯台出土的石雕巫神像[12]头顶为3层圆饼型装饰，面部为菱形，双目下斜成八字，鼻梁为三角形凸起，下颌前伸。曲臂合掌放于胸前，双腿弯曲跪坐，通高19.4厘米，宽6.25厘米，厚5.29厘米（图2—1）。

　　故宫博物院玉人，有耳有角，头部双角高耸，角间网格纹，面部窄，长耳塌鼻，细腰长腿，上肢短变粗，颈背部有对穿的孔，隐约可见人的眼睛，应是戴动物冠的人坐像，动物应为鹿类（图2—2）。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玉人像为蹲踞式人物坐像，裸体，三角形脸，尖下颌，弯眉，长菱形眼，三角鼻，小嘴。双首按膝，无脚，小腿下踩一弯月形台。前胸未表现性别特征，但是双腿间浅浮雕凹纹和不规则的坑洞表现的应是女性特征。头上前肢上举，头向上仰，似熊首。两腋旁有乳房凸起。玉人高12.2厘米，推测应是一个头戴熊首帽的女巫（图2—3）。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玉人，体形也是蹲踞式，双手按膝，足底踩半月形台，兽面似牛，有凸出生物额和上翘的口部，有两个大长耳与两对尖端秃钝上翘的长角。玉人身高11.2厘米，应是头戴牛首帽的巫覡（图2—4）。

　　瑞典远东博物馆玉人为蹲踞式人物坐像，双手按膝部，兽面似牛，面部模糊，有3个大长耳与一个尖端秃钝上翘的长角，推测原有4耳双角，现缺一耳与一角，腿部无半月形台。也应是头戴牛首帽的巫覡（图2—5）。

　　三、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人物造像系统源流关系

　　纵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大致可以勾勒出祖先崇拜习俗的发展演变过程。

　　兴隆洼文化时期无单独的祭祀区，所出土的石雕人像多出于居住址，几乎完全是孕妇形象的女性祖神。兴隆洼遗址石雕像在约10厘米高的椭圆形花岗岩石柱上阴刻，表面光滑，头尖底平，头、眼特大，肩平于头顶，双臂抱拢，双腿箕踞前伸，应是女性阴刻浮雕像（图3—1）[13].白音长汗出土的石雕像通高36.6厘米，胸阔10.8厘米，腹背轴15.7厘米，头呈上削下阔的三角形，颅顶尖削，前额突出，双眼大而深陷（图3—2）[14].林西县西门遗址出土两尊人像[15].一件通高约67厘米，最宽处21厘米，最厚处17.3厘米，圆头、五官明显，手臂交叉于腰腹间（图3—3）。另一尊高约46厘米，最宽处18.5厘米，颅顶尖耸，小臂分开向上弯曲，颈胸前凸雕半圆形项饰（图3—4）。两尊石雕像重点都是突出女性性别特征。现藏于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克什克腾旗万合永乡山前村出土的石雕人像双臂抱拢，腹部圆鼓，女性特征明显，高40厘米，宽15厘米，厚19厘米（图3—5）。这一时期人物造像主题单一，几乎全是石质孕妇像，突显女性特征;双手护于胸前，一般为垂座式。

　　图3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人物造像

　　1.兴隆洼;2.白音长汗;3—4.林西县西门;5.克旗山前村;

　　6.赤峰市博物馆;7—13.滦平后台子;14—15.赵宝沟

　　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了独立的祭祀区，祖神像以石雕为主，并出现了陶质人物造像。滦平后台子遗址6件石人像[16]类似于红山文化A型女祖神。采：14,裸体孕妇形象，蹲坐，眉粗隆，鼻略凸，呈三角形;耳外凸，眼睛以一阴刻线表示，微睁;吻部略隆，闭口。曲肘，手抚腹，二乳，腰腹宽肥，小腹与后腰隆鼓。臀部与尖形小石座相连，腿向内曲、脚相对（图3—7）。采：15,裸体孕妇形象，通体磨蚀较严重，头、身与采：14相似。两手相对抚腹。手指已磨蚀不清。大腿平直，小腿自然下垂（图3—8）。采：17,胸、腹、脸部及右耳残损。为裸体孕妇形态，表现手法较采：14趋近写实。体修长，头无发，眉粗隆，与鼻梁相连，鼻残。眼睛以柳叶形沟槽表示。耳长圆，耳间刻一柳叶形沟槽。体表磨光，面部精磨，肌肤感较强，倒圆台形座（图3—9）。采：18裸体孕妇形象，蹲坐姿，雕法写实。体端正，比例适中。颈后部有一条凸起的发辫，以人字形阴刻线表示辫花，辫长5、宽2厘米（图3—10）。乳隆，腰腹粗肥，曲肘，手指伸直上下交错抚腹。阴部有凹坑，臀部发达，大腿平伸，小腿下垂略向内曲，两脚皆残，背脊有沟槽。体磨光，制作精细，肌肤感很强。座为圆柱形，未经细磨。采：19,裸体女性，端坐式。无发，眼部内凹，颧骨略凸，小口微张。胸腹较平略内凹，阴部刻划出竖沟。两臂自然下垂，手扶膝。无底座（图3—11）。赵宝沟遗址陶塑人像F103①：6[17]类似于红山文化B型祖神像，手制捏塑，脑后塑空。口、鼻、眉、目、耳均凸出，耳靠口，较小，双眉相接，并做有两鼻孔，口部未分上下唇，脸形消瘦。从后部残断情况看，来应属某种器物的装饰（图3—12）。赵宝沟遗址陶塑人像F103①：5[18]类似红山文化C型祖神像，人面呈近圆形，唯一下领口部略凸出，人面扁平，刻有眉、目、鼻、口，不见耳（图3—13）。赵宝沟文化时期孕妇像多为石质，腹部更加圆鼓，双手护于胸前，和兴隆洼文化祖神像形制相似，当有着亲缘关系。所不同的是赵宝沟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口部闭合的陶塑人像和口部做呼麦状的陶塑人像。这3种类型的祖神像在红山文化时期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红山文化时期A型孕妇像多为泥质和陶质，B型口部闭合的祖神像多为石质。总之，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出祖神像系统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明显。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祖神像是红山文化祖神像的源。

　　巫神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上溯到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巫神像共同的特点是一般后背都有对穿的双孔，应为穿系佩戴之用。白音长汗遗址AT27②：7石巫神面像，平面椭圆形，正面微凸，正面上部磨出一对月牙形凹槽，两侧各有一向下弧线，代表双目。下部磨出一横向凹槽，表示口部，其上下各两道凹槽，内嵌蚌壳表示牙齿。背面上部磨出一横向凹槽，两端向侧斜边斜向钻孔，用于穿系（图3—6）[19].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玉巫神面像背部也有一对对穿的孔，当用于穿系[20].其特殊之处是嘴部到下颌雕以网格纹，类似于“中华第一龙”鼻端的网格纹，据此推断应为赵宝沟文化时期（图3—14）。二者虽然均有人面特征，但从口部观察，白音长汗遗址AT27②：7和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玉巫神面像均有兽牙，当是巫覡的面具，不同于祖神像系统。红山文化时期这种巫神面像少见，但却出现了跪坐和踞坐的兽面巫神像。二者形制相差甚远，是否具有发展演变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四、红山文化两大人物造像系统功能分析

　　上述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石雕祖神像造型都显得古朴、简练，蕴含了生殖崇拜的意义。从出土位置上看，西山遗址两尊石雕像距房址20米，白音长汗遗址中出土的石雕像位于AF19的居住面中央，正对门道，立置在灶后0.4米处，面向门口。这些地点位于居住区活动范围内，与时人生活起居、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从石雕像造型上看，石雕像表现的均为女性形象，充分展示了女性高耸的乳房和鼓起的腹部性征，而对身体其他部位较为忽略，暗示生育、繁衍和女性的旺盛的生殖能力，具有生殖崇拜的含义。由此可以推测石雕人像是祖先崇拜这类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而其崇拜的客体就是女性祖神。所不同的是，兴隆洼文化时期祖神像多高坐式，而赵宝沟文化时期祖神像多盘坐式和蹲坐式。“盘坐和高坐形象均为神像。”[21]即以女性生殖崇拜为内容的祖神像。这种以生殖崇拜为单一模式的祖神像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分途：陶质、泥质A型人像传承了前行的生殖崇拜文化传统，被专门供奉于庙、祭祀坑等专门祭祀区;而在冢台和墓群则出现了石质的B型男性祖神像，成为了祭祀的主体。与此同时，在专门用于祭祀的房址和庙、冢里还出现了陶质的C型男性祖神像，口部作呼麦状。由单一生殖崇拜为主的女祖崇拜发展到红山文化时期复杂的祖神崇拜，反映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首先，兴隆洼文化单一的女祖崇拜反映的是母权制社会，赵宝沟文化时期虽然女祖崇拜占主导，但是出现了口部作呼麦状的男性祖先神，宗教活动开始复杂化，而红山文化时期高度发展的男神崇拜反映了父权制社会正在形成。而在形成的过程中依然保留着大量母权制，只是女祖已被远奉于庙。其次，男性祖神像的多功能化表明社会分工的细化。面部安详、嘴部微合的B型石人像和嘴部张开而作呼麦状的C型陶人像表现的应是两个功能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应有分工。巫神像背后穿孔用于穿系这一传统在红山文化时期仍然得以继承，除那斯台跪坐巫神像外，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玉人颈部均有较大穿孔，显然也是为了便于穿戴。可以推断最晚自兴隆洼文化开始，佩戴于身的巫神像即被用于原始巫术活动中，而跪坐或踞坐的巫神像显然不是用于供奉，其社会地位远没有盘坐或高坐的祖神像高。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分为两大系统：祖神系统和巫神系统。祖神像盘坐或高坐，人物神态自然，面部写实性强，应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巫神像面部夸张，跪坐或倚坐，双手似乎在祷告，是被神化了的人或者是头戴动物面具、身着法器的巫覡。两大人物造像显然有着不同的功能。祖神像体现生者对逝者的祭祀，而巫神像是巫师媚神的产物。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文化艺术几乎无不具有宗教的色彩，并生于远古居民的宗教生活。红山文化人物造像是祖先崇拜的结果，而祖先崇拜是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祖神像于是应运而生。中国原始文化快速地用祖先神代替了自然神，从生殖崇拜发展到复杂的祖先崇拜。与祖先崇拜相伴生的是巫术，于是用于媚神的巫神像也随之产生，最终在红山文化时期形成了体系相对完备的两大人物造像系统。“祖先神是人间沟通至上神的主要中介。造像祭祀先祖、先王是求助先祖、先王的重要形式。红山文化造像祭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2]以巫覡为核心，以两大人物造像系统为媒介，实现以巫神通祖神是红山文化社会祭祀体系的中枢。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律是：巫以巫神为媒介下通祖神、上通天神，即：巫神——祖神——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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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