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信：东北考古与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

　　李文信（1903——1982）字公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家。历任东北博物馆研究员、东北文物工作队队长、辽宁省博物馆馆长。他是东北地区现代科学手段考古工作的先驱，开新中国博物馆建设之先河。

　　被学界誉为“东北文物考古第一人”的李文信先生辞世已整整35年了，但他一生为文博考古事业建树的烁烁成果，他的专著《中国考古学通论》《辽瓷选集》《陶瓷概说》，他主编的《辽宁史迹资料》《辽宁古诗选》《辽宁名胜古迹》以及数十篇论文、考古发掘报等，仍闪烁着璀璨之光，在业内外享有崇高声望，在大力提倡地域文化建设的今天，仍葆有特殊的纪念与研究价值。

　　“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

　　李文信并非毕业于历史考古名校，而是自学成才的。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0月23日，李文信出生于一个世代兼农兼医的家庭，家境清贫，父亲是位乡村医生，无力供四个儿子上学，李文信12岁时才在本村亲戚家的私塾里就读一冬。三年后，举家迁往吉林省城吉林市郊区，15岁的李文信有幸进入小学4年上课，后蒙校长关照，让他兼任学校“堂役”，半工半读读完高小。为担负家庭生计，他曾做过小学教师，但对文学与史学的爱好，对继续深造的渴望，催他走上赴北平、奉天的求学之路。他在北平一家私立美术学校学了七八个月，又到奉天考入美术学校国画科学习三年，于1927年回到吉林市任中学美术教师。

　　李文信画得一手好画，师从于他的许多学生受益匪浅（后来成为西南地区代表性画家的关山月就是其中佼佼者）。由于在学《世界美术史》《美学》《艺术论》时的专注，他热衷于中外原始与早期绘画、各历史时期器物的研究，渐渐产生从事历史与古器物学的志愿，并自学了有关现代考古学的英文、日文文献。他还开始了考古实践，早在1921年，他在吉林读书时就对龙潭山古迹产生兴趣，这时正逢当地修路，各历史时期遗迹、器物被开掘出来，他课余一有时间就前往调研，发现龙潭山、东西团山、帽儿山一带有大量青铜时代、汉代、高句丽的文化遗存，经系统梳理，他先后写出《吉林龙潭山遗迹报告》《苏密城踏查记》两篇考古调查报告发表。这在此前尚无考古学研究的东北，率先揭开了现代考古殿堂的帷幕。

　　此后不久，他即被聘入奉天博物馆，开始从事东北地区考古专业工作。

　　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开拓者

　　李文信在中国考古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早在辽沈战役硝烟刚刚散尽的1949年6月，李文信所在的东北文管所文物工作队就开始田野考古工作了。新中国成立后，李文信在“东北区文博干部培训班”主讲历史、考古及其他课程，言传身教，带出一批文博考古人才，后来成为东北文博考古与历史、民族学研究的骨干。1956年，他受聘兼任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纲要》，是我国较早的、完整与系统的中国考古学专著。而在他5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足迹踏遍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各地，开展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研究，写出一批影响遍及海内外的考古报告，研究领域上自远古，下迄清末，兼及历史地理和壁画、陶瓷等多方面，表明他是一位兼具极高理论素养与丰富实践经验的考古大家。

　　李文信对辽沈地域战国至魏晋时的考古遗存十分关注，自1953年田野调查中发现鞍山羊草庄战国遗址后，1954年他开始主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掘。发掘采用全揭露的方式，在两万多平方米的现场清理岀七个农户的居住址及相关遗存。他率领冯永谦等青年考古工作者住在窑场工房里，不知疲倦地在现场开掘研究，捋清了西汉郡府襄平近郊一个农村的生活面貌，写出对当时农民生活方式、社会性质进行分析研究的发掘报告《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接着，他又主持了辽阳鹅房、大林子、徐往子、三道壕、棒台子、袁家堡子、北园、南林子、桑园子等墓葬，发现这些墓葬为国内其他地区所未见，极具特点，其中以北园、三道壕等汉魏壁画墓最具特色，便深入挖掘线索，查找文献，旁征博引地写出《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等多篇学术报告，解开了壁画中涉及的礼仪制度、器物辨别、结构绘制等许多疑团，建构起辽阳地区汉、魏、晋壁画发展演变的脉络图。这些学术报告在新中国创建初期引起了海内外考古界的瞩目。

　　在培养考古人才上，李文信同样竭尽心力，率先垂范。考古学家冯永谦说：“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所有同志发表的稿件都浸润着先生的心血，甚至有的稿件，几乎是先生重写的。先生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就是外单位求教也竭诚相助。”

　　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的“活地图”

　　李文信对东北历史研究的精深和独到，有口皆碑。有许多从事历史档案工作者发现相关疑难问题向他求教，他总能做岀精准回答，被人誉为历史地理“活地图”。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李文信便专注于东北古长城的研究，直到80年代写岀《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他从对北部长城近20年的实地考察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将分布在我国北方战国时期的魏、赵、燕长城，与统一六国后的秦长城，以及其后的西汉、东汉、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和唐的长城等，都分别加以考证，这种将考古发现的遗址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我国历代长城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

　　李文信还将目光投向东北历代城址和少数民族活动地域，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先后编著了《辽宁史迹资料》和《周汉魏晋时代的辽宁史迹》等学术著作。经他考证，台安孙城子城址应为汉险渎县址，辽阳亮甲山古城应为汉居就县址，抚顺劳动公园古城为玄菟郡第三郡城址，丹东瑗河尖古城为西安平县址，北镇大亮甲古城址为无虑县址等，这些都是首次被研究发现认定的，填补了汉代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

　　李文信深入到创建辽国的契丹族发祥地内蒙古东部地区，使他对辽金考古有了深入研究，也让他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又多有创见。在《辽宁史迹资料》中，他对辽宁境内十数个辽代重要州城，如辽州（新民辽滨塔）、咸州（开原老城镇）、成州（阜新红帽子）、榆州（凌源十八里铺）、利州（喀左大城子）、懿州（阜新塔城子）、辽早期的韩州（昌图八面城）、铜州（海城析木城）等，做了详细记述。他还根据墓葬开掘中发现的器物进行梳理、研究，先后写下《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等学术论文。李文信结合清河门西山村辽墓岀土的汉文与契丹文残墓志所作研究，考证出辽墓群属于辽重熙年间两次岀使高丽的萧氏后族萧慎微的墓地，进而提出了辽萧氏后族的分布地域，指出义县、阜新为萧氏所属投下州的史实，对之后辽墓的发掘与研究，对辽金历史地理研究，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李文信就想将多年积累的考古与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写一部《辽史地理志笺证》，一方面纠正《辽史》地理志中的疏误，一方面将东北历史地理研究做一系统总结。这一设想虽因“文化大革命”而耽搁下来，但相关研究成果在《李氏〈辽海丛书〉批注》中多有记述，这一批注涉猎《翰苑》《松漠纪闻》《辽东行部志》《大元大一统志》《全辽志》《东三省舆地图说》《盛京疆域考》等18部文献，批注多达600余条，所指地名范围广阔，纠谬颇多，是他多年研究心血之结晶。

　　其中许多论述在《辽宁史迹资料》中也多有呈示。在这本资料中，李文信简要勾画了辽宁省境内几千年来史地变迁之轮廓，明确指出了历史上一些郡、州、府、县治所，元明时期的卫所、驿站、边墙、马市、柳条边等，是东北地区历代建制沿革的系统记载。正因为此，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承担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编写任务的中央民族学院赵展等人，一次次来沈阳向李文信先生请教，他也尽其所知，毫无保留，使这本地图集完美地呈现于世。

　　辽瓷研究的拓荒人

　　早在青年时代美专学习时，李文信就对古器物学产生浓浓兴趣，到博物馆工作后，随着考古实践中不断接触战国秦汉以降的古器物，他对古器物的鉴定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北博物馆建馆之初，原藏清宫织品梁贞明二年款《金刚经》和一件《仪凤图》，均作“刻丝”，经李文信仔细观察鉴定，确认为通纬所织，应属织锦类，不同于刻丝的通经断纬，应更名为“织品”。至今馆藏鉴定卡片上“鉴定者”一栏仍签署着李文信的印章。这类鉴定研究成果在辽宁博物馆鉴定记录上举目可见。

　　李文信对陶瓷器物的研究尤有建树，是一位博学多识的陶瓷学家，也是辽瓷研究的拓荒人。他调查发掘过辽阳冮官屯瓷窑址、抚顺大官屯瓷窑址、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山三彩窑址、白音高洛茶绿釉窑址、辽上京故城内瓷窑址以及赤峰缸瓦窑村瓷窑址等，都有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他完成的考古调查《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全面报道了辽上京故城内这处以烧制精美白瓷和瓷胎黑釉瓦为主要特征的窑址的发掘情况和研究成果。

　　在田野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李文信先后完成《辽瓷简述》《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等著作，并在辽瓷整理研究中提岀许多重要论点，如辽瓷与中原各窑器的区别，辽瓷的特点，鸡冠壶的演变形式，以及辽代确有官窑等，这些都是以前未曾有人论及的。从而把辽瓷的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补充丰富了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在先生多年的培养扶持下，如今辽沈已成长起一批新的辽瓷研究学者，继承与进行着先生未竟的事业。

　　毕生为博物馆事业贡献赤诚

　　与李文信有过交往的人士莫不认为，他学识渊博，品格正直，对他从事的文博事业有种相依相恋的热情，并以毕生精力为之奉献赤诚。

　　1945年“九三”抗日胜利后，奉天博物馆陷于没人管理的局面，存在文物被盗、散失的危机，李文信自觉承担起保护博物馆的任务，每天到馆巡视，看好大门。当时苏联军队率先占领沈阳，曾有少数苏军官兵进博物馆掠取文物，李文信不顾个人安危冒死阻烂，被苏军用吉普车拉到北陵旷野，欲加戕害，幸得随车的翻译从中斡旋，才得免于难。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沈阳博物院拟全员迁往北平，机票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可李文信想到博物馆与文物的安全，在战火纷飞的日子留了下来，每天坚守在博物馆内，尽心保护，看管文物。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馆中数以万计的藏品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成为共和国的珍贵财富。

　　沈阳解放后，东北博物馆即迅速组建，并请郭沫若题写了匾额。但如何建立新型的博物馆尚无先例，无现成经验，缺专门人才，困难重重。艰巨任务落在李文信的肩上，他和馆内同志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清点全部藏品，拟定布展方案，组织布置展览，终于完成了新中国第一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为主线的新型博物馆陈列，并于1949年7月7日在沈阳正式对外开放。

　　其后，李文信又带领工作人员用一年多时间完成对东北博物馆全部藏品的清点整理，先逐一鉴定真伪，确定级别，然后进行分类，将文物分成书画、织绣、铜器、货币、古地图等19类，资料分成标本、模型等6类，然后登记、建账、井井有条，达到“安全保管、取用方便”的目的，取得了博物馆藏品管理的成功经验。由李文信牵头写成的《东北博物馆清理文物工作的一些办法和经验》，被国家文物局刊物发表，向全国文博系统推广。

　　在博物馆对外开放工作中，李文信更是做了大量工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文物分类陈列》、50年代初《历史文物陈列》，到60年代初《历史艺术陈列》，每一项都是巨大工程，从编写“陈列系列大纲”开始，到各种不同层次的说明以及大量文物与资料的选定，都包容着李文信大量深邃的思想和研究成果，而每次陈列展览的成功，都为博物馆的建设与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推动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实践。

　　这种为文博事业孜孜以求、无私奉献的精神，也保持到李文信的晚年。他的长子、继承了父业的文化学者李仲元告诉我，李文信先生60多岁后年年住院，肺气肿、肺原性心脏病纠缠着他，但他在医院仍不忘博物馆工作与研究，每日读书不已，无纸书写札记，就向大夫要处方笺来记历史典志中的新发现。1982年10月，他逝世前几天，还让护理他的儿子把《水经注》第二卷给他拿来批阅加注，直至临终犹手不释卷。

　　这种精神，令他的亲友由衷感动，他的故旧学生闻之感叹唏嘘。他辞世后，冯永谦先生以诗悼之;

　　我哭先生赍志终，万千心愿付秋风。

　　精思凝就如椽笔，宏构拟撰等身书。

　　天不假年留时日，医曷无术挽危松。

　　多少新见随俱去，痛失人间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