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朔州：朔州自古华夏要地 赵武灵王北地拓疆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载：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十五岁即位时正值赵国国势衰落，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而在和一些大国的战争中，赵国常吃败仗，大将被擒，城邑被占。

　　赵国地处北边，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交战。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

　　赵武灵王对他的臣子楼缓说：“咱们东边有齐国、中山，北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我们要不发奋图强，随时会被人家灭了。要发奋图强，就得好好来一番改革。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干活打仗，都不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脚上穿皮靴，灵活得多。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你们看怎么样？”

　　楼缓听了很赞成，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也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了，是不是？”赵武灵王说：“对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或者用马拉车，但是不会骑马打仗。我打算学胡人的穿着，就是要学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议论一传开去，就有不少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又跟另一个大臣肥义商量：“我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的风俗，可是大家反对，怎么办。”

　　肥义说：“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就办不成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怕大家讥笑？”

　　赵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愚蠢的人会嘲笑我，但聪明的人会明白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这么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决心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只有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胡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于骑射。

　　可是“胡服骑射”的政令还没有下达，就遭到许多皇亲国戚的反对。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拒穿胡服，称病不朝。赵武灵王派使者去请道：“家事听从父母，国政服从国君，现在我要人民改穿胡服，而叔父您不穿，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治理国家有一定章法，要以有利人民为根本;处理政事要有一定原则，要以施行政令为重。宣传道德要先让百姓议论明白，而推行法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我希望能借助叔父您的榜样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

　　公子再拜谢罪道：“我听说，中原地区在圣贤之人教化下，采用礼乐仪制，使远方国家前来游观，让周边地区学习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去仿效外族的服装，是擅改古代习惯、违背人心的举动，我希望您慎重考虑。”

　　使者回报，赵武灵王便亲自登门劝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是楼烦，与秦、韩两国接壤。如今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凭什么能守得住呢？先前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领土，掠夺人民，又引水围灌鄗城，如果不是老天保佑，鄗城几乎就失守了。此事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穿胡服，学习骑射，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一报中山国之仇。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原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忘记了鄗城的奇耻大辱，我对您深感失望啊！”公子成幡然醒悟，欣然从命，赵武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他便穿戴入朝。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正式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并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貂服”。

　　胡服在赵国军队中装备齐全后，赵武灵王就开始训练将士，让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时，内蒙古东南近边（长城）处为代国故地。代地稍北为无穷故地。中部自大青山而南近边处为楼烦故地。西部河套（今鄂尔多斯）除东南为魏、西南为秦地边界外，其余大部为林胡故地。

　　赵武灵王北地拓疆，开地千里，其范围包括今山西北部，乌兰察布的凉城、丰镇、兴和、张北和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河套地区。为巩固北部边疆，赵武灵王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设立郡县，沿边设置了代郡（今河北蔚县）、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二是修筑长城，即从代地（现张家口北）起，沿阴山（今巴彦淖尔市境内乌拉山）至乌拉特前旗境内的乌拉山西端，另一条从固阳县境起，沿阴山止于狼山西之高阙。

　　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三足鼎立，成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分野，这种分野一直持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结束。

　　三郡之中，雁门郡前有杀虎口，后有雁门关，战略地位最为重要。

　　中国历史上有两郡最为重要，一个是上谷郡，守护着居庸关;一个是雁门郡，防卫着雁门关。

　　杀虎口与右卫镇唇齿相依，是桑干河流域和雁门关的首要防线。历朝历代的军事家、战略家用兵的着眼点首先是推进和固守这条防线。如果推进不了，固守不住，兵锋直指雁门关，就说明国力衰微，江山不保。

　　凡是强大的王朝，比如赵国前期，秦灭六国时，汉武帝时期，就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条线向北推开。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第二年，又越过古北河，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今狼山西之达巴图山口）、阳山（今阴山）、北假（今河套和乌拉山以北地区）等地区。头曼单于在秦朝大军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河套地，向北退却700余里。

　　汉初，匈奴拥兵塞上。汉武帝即位后，国势强盛，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大伐匈奴。

　　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出兵云中至高阙，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据《汉书•卫青传》云：“青复出云中至高阙，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青使校尉筑朔方城。”

　　东汉不如西汉强大，故雁门郡、定襄郡南移。东汉末，三国鼎立，北部边郡虽属曹操势力范围，但因忙于华夏纷争，沿边诸郡皆弃于外。其时，云中以东为鲜卑拓跋氏所踞，都城盛乐（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云中以西是南匈奴的游牧地，奄有五原、朔方、西河、上郡等地，并于五原西部塞80里许建立南单于庭（今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古城）。至汉魏之际，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所统诸部皆散居于河套境内。

　　雁门郡的南移，产生了雁门山和雁门关。雁门郡属县繁峙（故治在今浑源县北20里）、娄烦（故治一说在宁武，一说在今朔城区梵王寺）、崞（故治在今浑源县西20里麻庄），则移到关南。崞就是后来的崞县，今天的原平市。定襄郡（治所在成乐县，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西北）则移至善无（今右玉县右卫镇），并且一直走到现在的忻州市定襄县。

　　雁门郡远去了，但杀虎口、右卫所担负的民族战争前沿的位置没有变，甚至更加重要。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六路大军，十万余人攻打东突厥。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今和林格尔县）;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李世勋、邱行恭出通汉道（今清水河县）;高祖女婿紫绍出金河道（今准格尔旗）;卫孝节出恒安道（今山西大同市）;薛万彻出畅武道（今辽宁朝阳市）;李道宗、张宝相出大同道（今前旗乌梁素海）。

　　李靖先以三千精兵从马邑出发，过杀虎口直逼恶阳岭（今和林格尔县东），夜袭定襄。颉利见唐兵来势很猛，将牙帐从河套北迁到碛口（今乌中旗海流图北一带地区），使臣到长安，表示要举国内附。

　　在唐军的打击下，东突厥就此覆亡，余众或走西域，或投奔薛延陀。前后有近20万人归附唐朝。

　　明洪武末年，在今托克托县置东胜等五卫所。在五卫所中，现巴彦淖尔市前、中、后三旗，属东胜卫辖境，并隶山西统领，西部河套（奄有今鄂尔多斯全部地）属宁夏卫辖境，隶陕西统领。

　　成祖（朱棣）即位，东西蒙古（东为鞑靼，西为瓦剌）往来塞下，频繁出入河套，对明在口北（杀虎口以北称口北）所置的五卫所威胁很大。成祖永乐年间，以东胜卫所弧远，撤之内守。宣宗宣德年间，又于沿边筑玉林（在今杀虎口北）、云川（在今和林格尔北）等城，驻军戍边。逮英宗正统中，复徙并边内之左右卫。总督王祯始筑榆林城，置沿边营堡墩台二十四所。自此，口北各地皆弃于外。

　　1696年（康熙34年）2月，康熙宣布亲征葛尔丹。兵分三路，东路萨布素，西路费扬古，康熙亲自率领中路从杀虎口出归化城。

　　清廷任命右卫建威将军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会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协镇王元会统率以右卫八旗兵为核心的西路军出杀虎口，登天山，过瀚海，在昭莫多与葛尔丹浴血奋战，葛尔丹仅率十余骑逃走。次年，费扬古率领的满汉八旗军将葛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葛尔丹服毒自尽。当得知葛尔丹的死讯之时，正在黄河大堤上视察的康熙当即就跪到了黄河大堤上，拜天谢地，无比庆幸。

　　战争结束后，右卫、杀虎口满汉八旗兵凯旋而归，威远卫把总杨丛泰阵亡与昭莫多。“昭莫多之战”使右卫八旗军威名远扬，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月十一日晋升为内大臣一等公。（未完待续 中国文物网驻朔州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