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四、汉文化考古研究

　　汉文化研究内容极为丰富。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目前汉代考古学研究的热点。张闻捷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乐钟的考察，分析海昏侯墓乐钟的组合情况，并与其他汉代出土编钟进行比较，以了解汉代乐钟的编列规范，梳理汉代不同社会等级、地域对于乐钟使用的异同，与先秦时期乐钟制度的比较，探讨汉代多种乐钟规范的礼制渊源与消亡问题，并通过比较汉代诸多出土乐钟的摆放形式，探讨汉代随葬乐钟的摆放与乐经所载乐悬制度的异同问题。徐龙国对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砝码的用途进行推测，认为它很可能是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珍贵青铜器等物品的。这些贵重金属及珍贵器物，因赏赐、赠予、交换等途径在贵族之间多次易手。汉人虽然有些东西在出品时就已经铸刻了重量及容量，但每一次易手，都会在器物上再次加刻重新测量的重量及容量。对贵族之家来说，天平及砝码必不可少。王方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的玉质、雕刻技法、服饰纹饰等方面的详细比对，发现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与同时代、同级别墓葬出土玉舞人显著不同，而与战国时期的玉舞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推测这件玉舞人很可能为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玉器。韦正通过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质错金或银质的马饰进行研究，对比国内外独角鹿（羊）马饰的发现，认为独角兽渊源古老，但其在西汉中后期的兴起，与汉武帝追求升仙有直接关系。这种独角兽很有可能就是麒麟。在蒙古及中亚地区发现的独角兽形象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苏奎同样就海昏侯墓出土铜质错金或银质的马饰进行研究，梳理国内外相关考古材料，认为这件马饰是马珂，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独角兽的形象重新进行解读，考证其为羱羊，即北山羊或野山羊，并认为马珂上的羱羊纹应来自西亚、中亚一带，最早是长安城内皇室成员所有，后辗转至江西南昌的昌邑国和赏赐到广西西林的句町国，还专门特制了部分赠送至蒙古的高勒毛都和诺彦乌拉以及俄罗斯查拉姆的匈奴国，并在该区域出现了仿制品。羱羊纹马珂是汉代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王小迎对2015年发掘的一座西汉竖穴土坑墓中新出土的26枚圆形带有外国字铭文的铅饼和6枚长条形龟背纹铅条进行研究，认为其属于西汉“白金三品”，并进一步探究汉代丝绸之路与扬州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姜宝莲、赵强对陕西西安、扶风、甘肃灵台等地出土一批上饰龙形图案、马形图案以及龟形图案的银质或铅质货币的形制、纹饰、材质等研究，认为其属于文献所记载的“白金三品”，“白鹿皮币”、“白金三品”这些白色货币的出现，都具有象征意义，应与武帝时期“天、地、人”及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有一定关系。

　　杨哲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岭南地区两汉时期陶瓷手工业发展状况进行初步梳理，可为正确认识汉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区域格局以及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张翔宇通过对西安地区近900座汉墓中所见釉陶器进行统计，分析了两汉时期随葬釉陶器风俗的出现、发展与衰落，并对不同时期随葬釉陶的流行趋势进行了总结。蒋志龙介绍了云南金砂山墓地M117首次出土的一套陶阙的情况，并将之与四川、山东等地发现的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作为墓葬随葬品的陶阙比较少见，并探讨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朱连华依据近年在西安南郊杜城村周边发掘的部分西汉早期墓葬中墓室棺痕四周出土的陶璧，联系其他地区出土材料，对这些陶璧的作用和丧葬意义、文化来源进行讨论，认为棺外饰璧的丧葬习俗可能起源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地，在西汉高等级墓葬中较为流行，东汉以后流行于四川、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棺上。李飞将宜宾市南溪县长顺坡发掘了一批崖墓中出土的一件圆雕陶佛像俑与昭通、泸州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件灯的底座，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佛像陶灯的出现很可能受到了新莽时期西王母陶灯的影响，并且仍然表现了以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陈彦堂以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为依据，从年代学和文化传播两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的起始年代应该是春秋时期，以临淄齐故城战国墓葬为代表的战国作品，已经是比较成熟铅釉陶器，开启了两汉时期此类器物勃兴的先河。胡继根对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长江下游一带的高温釉陶器上出现的较多的鸟纹装饰进行分析，认为其出现原因有二，其一是早期图腾崇拜的再现，作为一种“引魂升天”的象征；其二是与星象有关，鸟纹的下部出现的几何形图案形如星宿。

　　虽然与商周时期相比，汉代青铜器逐渐式微，但是汉代青铜器仍然是汉代物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肖明华对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出境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调查，认为集中分布于泸水县、隆阳区、昌宁县、腾冲县、芒市等地的青铜器器形与滇文化的相似，但纹饰有别有同，年代也与滇文化相当。这些地区的青铜文化应当是滇越、哀牢的青铜文化，其中的差异性则反映了不同邑王间的文化差异，出土青铜器也当是一个邑王或几个邑王区的青铜文化表现。赵德云考察了岭南地区汉代考古中偶见一些青铜器种类，如钵、高足杯、侈口杯等，造型较为独特，常见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难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找到明确的渊源关系。这类青铜器的出现，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受到进口的域外玻璃器等造型艺术的影响，作为替代品新出现的青铜器种类。研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在考古学上的体现，绝非仅是殊方异物的进入，更有可能随着经由岭南地区向其他区域的传播，影响着中国本土传统审美情趣和制造工艺。赵化成对细线纹铜器和漆绘铜器的铸造方式、纹饰、器类以及年代和分布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是岭南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两类铜器，可谓岭南汉代铜器的双绝。日本学者川村佳男认为温酒樽中有一个类型应该是岭南系青铜器，将这种温酒樽归为“Ⅲ型”，判断其年代为西汉中期和晚期，集中出土于岭南地区或湖南、云南等邻近地区。以錾刻纹为最大特征的岭南系青铜器，并非在西汉后期突然完成，而是在之前阶段，岭南地域存在着“原型”青铜器，这些“原型”青铜器受其他地域影响而逐渐演变而形成岭南系青铜器。吴小平以六朝唐宋时期贵州地区出土大敞口、鼓腹的釜作为切入点，比较巴蜀地区的同类釜，认为大口釜是魏晋宋明时期牂牁僚人的炊具，鼓形釜是两汉时期南中僚人的炊具。两种釜先后在巴蜀地区发现，反映了僚人两次大规模入蜀的事实。大口釜应是东汉时期鼓形釜演化所致。大口釜和鼓形釜入蜀之后均逐渐消失，反映了入蜀的僚人最终被汉化。在贵州境内，僚人的生存状态并未受到外来因素的太多干扰，因此大口釜在宋代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汉代铜镜是汉代物质、精神文化的载体，并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赵宠亮根据合浦地区已发表的铜镜材料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将其按照西汉中期、西汉后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后期分为五期。合浦汉墓出土铜镜与广西其他地区以及广州汉墓出土铜镜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当时两广地区文化面貌的相似性。韩建华对西域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铜镜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认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民间交往由来已久。西域地区在匈奴统治时期，流行圆形素面镜和有柄铜镜。西域地区出土的铜镜似乎不存在“仿汉镜”，应均是从中原传入的。与汉镜同出的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梳妆工具，反映了以汉镜等物质为代表的汉文化广泛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西域地区出土的汉镜大部分残碎，推测存在破镜随葬的可能，这或许与匈奴的统治或影响有关。高继习认为汉代博局镜的山字纹、TLV纹、绣穗纹以及各种边饰等纹样，只要能产生倾斜纹样的规则图像，几乎都是尾端向左旋的。博局镜动态纹样的设计理念来源于至少自战国时期就形成的“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宇宙观，是华盖坠饰“璧婴”的写实性描绘。

　　张合荣对贵州出土青铜戈、剑进行考察，分别对戈、剑进行类型划分和文化因素比较分析，揭示各型青铜戈、剑的来源、发展变化趋势和地域文化特征，借以反映在战国秦汉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在今贵州境内被称为“南夷”的地方各族群，对周边其他族群青铜文化的吸收与整合情况。杨勇对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葬出土小铜鼓的特征与来源进行阐释，认为其是来自越南东山文化的小铜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西汉武帝时期居住于故鄣城内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阶层，结合汉武帝统一岭南并设郡管辖的历史背景，认为上马山小铜鼓经由陆路或内陆水道到达浙江地区的可能性最大。这件东山文化小铜鼓传播至浙江地区的个案，折射了当时岭南地区与内地间联系不断加强的史实以及汉王朝统一、经略南疆过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归的历史图景。上马山小铜鼓与其他地方偶见的东山文化遗存，应当都有一些偶然因素，并未形成实际的文化上的影响。富霞认为北海地区征集所得7面铜鼓中，5件东汉铜鼓的年代存疑。通过比较北海周边灵山、浦北、北流、玉林等地所出的灵山型与北流型铜鼓，认为北海所见这5面“汉代”铜鼓，年代归为南朝前后应更为妥当。韩茗通过对六朝铜香熏的收集和整理，对六朝香料来源及使用情况进行考察，探究熏香习俗背后的六朝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往情况，并通过梳理六朝铜熏源流来把握其继汉启唐的阶段性特征，以期对汉唐物质文化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有所启示。黄娟梳理文献记载，结合出土的简牍材料，并充分搜集和利用已有的考古材料，对西汉早期半两钱的生产与管理情况进行研究，以期为西汉早期整个铸币业的研究提供基础。

　　汉代铁器及冶铁遗址在汉代手工业考古研究中占相当一部分比重，也是近些年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李延祥对广西贵港早期块炼铁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孙凯通过分析郑州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遗迹分布，并结合实验情况，对该遗址的鼓风问题和冶铁用煤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认为遗址冶铁高炉的鼓风设施应为多人合作的皮橐鼓风，而非装置有转轮机械的鼓风设施，并且该遗址冶铁所用的燃料仍然是炭。该遗址出土的煤并未用于冶炼。刘尊志对两汉时期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的出土位置、功能等进行分析，认为汉代诸侯王墓出土铁质生产工具对全面认识墓葬的修建和封护、深入了解陪葬内容及其墓主的丧葬需求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漆器由来已久，经春秋战国发展，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因此对于汉代漆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旭红考察西汉时期长沙王陵出土漆器，注意到庙坡山汉墓部分漆器上刻画与刻画铭文间、刻画与漆书铭文间、刻画与烙印铭文间有先后关系，从而发现漆器流动方向是“库”→“仓”→物主，与漆器生产、收储、使用恰好吻合，结合其他地区资料，推测“库”应是生产、收储多种产品的生产机构，其人员在产品上留下生产、收储记录等。洪石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油画漆器进行研究，认为汉代油画漆器多为梳妆用具、家具和葬具，纻胎或木胎，图案以云气纹为主，基本在器物外表施加，多为黑地彩绘，色彩丰富，包括红、绿、灰、褐、白、黄等色，纹饰风格粗犷，使用者身份等级很高。漆器油画工艺的起源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寺文化，其后不断发展，至隋唐时期衰落。王树芝对定陶灵圣湖二号汉墓和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木材进行分析，探讨西汉时期人们墓葬木材利用折射出的丧葬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木材的社会属性。西汉人认为人的灵魂具有魂、魄二元性，西汉时期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西汉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和“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思想观念。凡国栋结合历史文献对随州周家寨汉墓出土的一件T形木器进行考证，认为这种T形器可能与墙上的钩状物配合成套使用，其名称极有可能就是《礼记？内则》中“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悬于夫之楎椸”所记载的“楎椸”，其作用或类似今人挂衣服用的衣架。

　　巩文对中原和长江流域晋代大中型墓葬中女性头部位置出土的金属桃形金叶和金花饰进行考察，认为晋多沿袭汉制，步摇饰得以延续流行。而更接近于《后汉书·舆服志》描述的步摇形制的装饰物在辽宁、内蒙一带不断发现。所有的发现基本都是魏晋北朝时期鲜卑族的遗存。隋唐统一之后，步摇逐步消亡。步摇和步摇冠饰是特定人群的装饰品，在中原汉文化传统地区是特定阶层妇女的装饰品，在北方的鲜卑是男女共用的，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张翠敏对大连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金带扣、铜承旋、铜镜、花纹砖、壁画等多件四神图案文物进行研究，对四神有关文物涉及的时空关系、年代、社会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进行了对比研究。郭晓涛考察了汉晋六朝墓葬出土的滑石猪，探讨了滑石猪的源流与演变，以及滑石猪出土位置的转变所反映的汉晋时期丧葬习俗的变化。汉晋之际滑石猪出土地点北方少、南方多的现象，或许是汉末晋初的衣冠南渡所致，中土文物制度在南方得以根植。滑石猪在南方地区的大量出现也应与毗邻滑石产地有关。聂菲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十余件玳瑁制品为切入点，结合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地形图》，考证广东番禺、广西合浦共同构成南海两大对外贸易的海港，而长沙国首都临湘（今长沙）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番禺港和合浦港至长江流域各地、中原、京城长安的重要中转港口。林冠男对战国晚期到西汉晚期的墓葬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对国产玻璃来源进行分析，对比中外平板玻璃的制造工艺技术，探讨汉代的玻璃制造发展水平，从而对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古玻璃制造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胡建对广州南越王墓和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提桶和铜鼓等铜器表面装饰的船纹的祭祀活动场景进行研究，认为其是一组前后连贯的船体画面，叙说了船只的一段航行经历。南越国铜器装饰船纹显示岭南以及南海领域具有浓郁的船文化，分布范围从陆上江湖水域，航行到近海岸和海洋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