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两宋民窑精品之耀州窑

　　中华古典文明，经历五千年数十朝风雨飘零的孤独洗礼，虽每朝每代各有传奇独特之千秋，然时至今日，那往昔呼风唤雨至高无上的殿上皇帝，阶下群臣尽皆化为飘飞的尘土灰烬，我们只能慨叹时光的飞逝与无情。人虽去，物恒留，只有当年古人所执之文物，依然能保存至今为世人所珍赏。当流传至今的文物以其古雅之风采呈现于人眼前，我们便能够从其身之蛛丝马迹探寻历史真知。而瓷器，便是这庞大古文物的体系当中，决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日，我们先来探讨五代两宋民窑之精品——耀州窑。

　　五代十国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之乱世，其时诸侯于中原江南诸地兵戎交戈，烽火连天。瓷器制造业也深受其影响而产量大幅度降低，瓷器质量相较于唐代之邢窑越窑也难以竞比。当五代行将结束之时，耀州窑极不起眼地于耀州治（今陕西铜川市黄堡镇）首次烧造成功。最初的耀州窑以其淡雅的天青色，细薄如纸的釉胎而独显一份含蓄与内敛之美，其中主要是无纹饰的素器，以小件如小瓶、小罐或盘者为多。那时的耀州窑以唐代始创之定窑为烧造样式，因定窑之细腻妩媚居唐末五代瓷器之冠，所以来自于西北一带地方的达官显贵们便生起了念想，希望也能于陕西烧造类似定窑的作品，耀州窑也就是因此应运而生。而其后来之韵事，更是将五代耀州窑推到另一座高峰：后周之世宗柴荣登基之后以私人之御库烧造瓷器，有言传其色如雨过天晴后天之沉静无暇，但其间却又掺杂一丝不易察觉的青灰，使此御窑独有一番精神风采。后来人闻得此窑，便以周世宗柴荣之姓氏冠以此窑称为“柴窑”。柴窑之珍贵难得一见，自宋开始就被人所记载。故此时至今日，柴窑早已无影无踪，既无实物又无窑址。只有在明清文人墨客的挥毫笔下才能略微窥其一斑。所以近年来文物界逐渐有一定论出现：五代耀州窑中最为精巧绝伦的上佳之品便是柴窑，可见五代耀州窑之艺术造诣与烧造水平。但当五代结束进入北宋，此前盛行之五代耀州窑却逐渐走向衰败。其原因也简单不过：五代耀州窑因其工艺精巧而价格扶摇直上，只有官宦人家方有能力使用，但同时耀州窑釉面清脆、釉胎过薄的特点使它极易毁坏难以保存。故北宋的耀州窑相较于此前五代之先辈有了近乎于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大多耀州窑瓷器的釉面颜色由透灰的淡青色转变为浓郁的墨绿色，仅有小部分仍然施以朴素之灰青。其二，耀州窑以往一向以素器示人，但宋代之耀州窑一改本色，大刀阔斧的雕刻花草纹跃然釉上。毕竟耀州位处江河雄浑、民风豪迈的陕西之地，大气富有风骨的刀工笔法，随性却不失细腻的风格与当地人的气质精神不谋而合。因此，自北宋始至南宋终的整个耀州窑体系一直使人颇有耳目一新、刀笔清晰的真实之感觉。西北河山的荣辱兴衰、陕西人民的喜怒哀乐像是尽皆融于耀州窑“入釉三分”的纹饰之间。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耀州窑青釉刻花莱菔尊，将耀州窑之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此物器型较为小巧玲珑，遍身通体的叶瓣与花饰纹釉分明，浸透在深沉的墨绿色之间，尤有一番快意的兴味。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烧造的瓷器不同，耀州窑通常只会在釉面上表现一种中心主题。就比如这件莱菔尊，若是山西之磁州窑、或南方之龙泉窑，其面上可能会同时兼具人物、花草抑或其他主题。但耀州窑绝无此可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当时陕地窑工，乃至普通百姓之单纯唯一性。故宫博物院也收有一件耀州窑中之代表作：青釉刻花莲花纹双耳瓶。这件双耳瓶并非宋代耀州窑普遍具有之深青墨绿的特征，它仍然保留了最早五代耀州窑的天青之色（照片可能受光影影响，颜色稍有误差），但所表现的主要题材与先前上博的莱菔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器件的造型流畅优雅且毫无阻绊，属于最为典型之宋瓷。然相比之同时期之“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耀州窑作为主流中的分支更注重于釉上雕刻的精美与华丽性。文人墨客或许更为喜爱简朴却高洁的官窑系名瓷，但耀州窑的性格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欣赏能力，同时还保留了宋瓷雅致不凡的身形。真乃十全之美物也！

　　当徽钦二帝被俘北上，高宗赵构于临安再建南宋政权。历史留给耀州窑的精力也无法再多了，其堪称典范的清丽刀笔由难度较大的刻雕变为相对简易的浮雕。但耀州窑之风姿绰约已经深深铭刻在宋瓷之历史中。就如同耀州窑上之花草水鸟，蓦然间只一见，便长存于心底矣。其独特之神采、明晰之刀风，也将永远成为铭藏内心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