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文创重在把握“两端”优势

首都博物馆漆艺文创产品

　　记者：藏品是博物馆工作的基础，三峡博物馆的藏品有哪些历史和文化特色？

　　程武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经过近65年的发展，现有馆藏文物10.72万件（套），包括一级文物682件，二级文物1406件，三级文物16308件，珍贵古籍善本1.8万余册。建立了以抗战民间西迁文物、西南地区民族文物、重庆历史文物、三峡文物、近现代文物为主的馆藏文物体系，涵盖了历代陶器、瓷器、铜器、书画、玉器、古琴、刺绣、雕刻、石刻、碑帖、钱币等23个文物门类。其中，如古琴收藏、西南民族民俗文物等都是三峡馆独具特色的藏品，此外，在省一级博物馆中，三峡馆对近现代文物特别是抗战文物的收藏也是较为独特的。

　　三峡博物馆的馆藏特色与它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主要经历了“西南博物院时期”“重庆市博物馆时期”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成以后”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不断地积淀，构成了今天三峡馆的馆藏体系和文化特色。

　　记者：对藏品的推广和传播必须建立在保护和研究的基础之上，三峡馆在馆藏研究方面有哪些机制探索？

　　程武彦：近年来，国家启动了全国文物保护装备工程，重庆成为国家工信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全国的第一个文物保护装备基地。我们也在和很多技术机构和博物馆保护机构进行协同创新，共同着手于解决文物保护的一些关键性技术和设备问题。现在，对于文物保护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预防性保护的阶段，比如，对于有害生物的防治，我们研发了纯天然植物精油来进行有害生物的防治，避免了用化学药品所带来的排泄物对环境的影响。保护研发还带来了附加效益，这种精油就已经成三峡馆独具专利的文保科技产品。

　　对于馆藏研究，近年来我们打破传统的研究部门架构，成立了巴渝与移民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城市与工业遗产研究、博物馆学、民族民俗文化、三峡古人类研究7个研究所。初步建成了长江上游与三峡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抗战遗产文化研究中心、城市与工业遗产研究中心、三峡古人类研究中心、三峡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资料信息中心。这样的设置，不仅契合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移民文化、统战文化”的城市文化定位，也是对馆藏内容的再梳理，形成与馆藏特色相适应的研究体系。这样就可以让不同的研究人员对不同的专业方向进行深挖，进而以研究成果提升陈列展览的质量、丰富公共教育活动的内涵，包括为文创开发等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为进一步推动研究工作，我们还考虑设立研究项目首席负责制，将在制度、资金等各方面为专业人才提供更充分的保障和支持。

　　记者：让馆藏文物活起来，吸引人民大众走进博物馆，三峡馆为传播好博物馆文化，具体有哪些做法？

　　程武彦：根据最新的博物馆定义，教育成为博物馆的首要职能。对于三峡博物馆，除了基本的馆藏陈列，近年来我们形成了“1+2+N”的办展理念。“1”是指每年办一个有全国影响的原创主题展，“2”是指每年办两个特色文化展，“N”是指各类引进交流展、临时展览和巡展等。比如我们大力举办巡展，在市内把不同形式的展览送到了山区、学校、社区、部队、军营、企业等。每年都策划300场以上的社会教育活动，比如在展厅专门设置针对青少年的“123创意坊”，结合馆藏开展的古琴赏析培训等都受到了市民的热情欢迎和积极参与。

　　在保护和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文创产品，可以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作为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之一，和不少兄弟馆相比，三峡博物馆仍然属于起步初期，目前开发了十大类近400种文化创意产品，形成了文物的复仿制品、艺术摆件、生活实用器具、卡通系列和其他等多个系列。未来，三峡博物馆将开发出更多的与我们地域文化、馆藏特色相结合的文创产品，让文化创意产品真正成为传播博物馆文化的优质媒介。

　　记者：谈及文创开发，三峡馆此次牵头举办博物馆文创联展等系列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从参展博物馆间的交流中，三峡馆有何收获？

　　程武彦：本届重庆市文化博览会是第五届，此前几届我们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没有参与过展示，我们这次不仅主动参与展出，而且利用这个平台举办重庆首届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联展，这本身就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思路、我们对文创产品的认识，都在深化和改变。

　　联展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博物馆、国有文物商店、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企业和重庆市内博物馆等近50家文博单位参展。其目的除了向广大观众展示、传播文创成果，还在于我们业内的深入交流和切磋。比如上海博物馆在文创开发方面起步较早，有着丰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研发出具有符号性和代表性的“唐妞”文创形象等等，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除了通过展示的产品进行交流，借此机会，我们与不同机构还以三种形式探索合作。一是与南博、辽博、陕历博、山西博物院、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全国部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博物馆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二是与重庆市内多家博物馆共同建立重庆市文博创意产业联盟。三是探索“博物馆+旅游”融合发展，以政府和市场间的深度合作及分工协同，对重庆大礼堂片区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体系进行提档升级，合力打造重庆市新一个城市旅游地标。

　　通过馆际间合作以及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希望能够在资源共享、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方面集思广益、协同前进。当然，作为文创试点单位，应该说，我们的这些合作都是具有探索性的，需要在不断摸索过程中找到适合各自省情、市情、馆情和市场规律的发展模式。

　　记者：博物馆文创热带来了文物艺术衍生品的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在具体的产品方面也出现了模式、类型趋同，文化内涵、深度不足，实用性欠缺等问题，如何看待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当前哪些难题或困难急需破解？

　　程武彦：形式雷同、缺少创意等现象确实存在。切实利用衍生品传播好博物馆文化，需要创意灵感，更需要扎实做好博物馆各项基础性工作，不能跟风和急功近利。没有深入的馆藏研究，没有富于内涵的文化解读，没有出彩的展览策划，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很难吸引人。以往大家对展览等方面关注的多，在日益受到关注的新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将文创纳入到博物馆的整体工作中去思考。

　　博物馆是一个文化产品资源型的文化教育和研究机构，所以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第一属性是文化，其次才是产品。对于文创开发，博物馆的最大优势是“两端”：首端是拥有大量可以研究利用的文物资源，末端是接连不断的观众客流。博物馆的弱势和短板是因为体制机制等原因，缺少文化创意的策划、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和管理的经验和高精尖人才等因素制约的中间环节。这其中，人才问题又最为突出，引进难、留住更难。因此，博物馆就要充分利用政策支持，采取草船借箭、筑巢引凤、借鸡生蛋、联合攻关等途径，广泛开启博物馆之间， 以及与旅游、媒体、金融、科技等不同行业有机融合发展的新平台。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敢于吃螃蟹，主动探索出一条适合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路子和模式。

　　博物馆既要坚持公益服务的使命，又要努力探索实践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这两个方面要统筹兼顾，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只有固强补弱，坚持抓两头，强中间，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途径、渠道、方法和成果才会呈几何数的叠加，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而言之，文创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博物馆文创首先要以提升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为目的，其次才是创收力，前两者有了，经济收益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指导下，去探索和尝试更加合理、高效的机制，最终不仅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通过文创产品对博物馆文化有更真切的理解，还能够形成中国的博物馆文创品牌，进而向世界传播好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