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有两张消费面孔的朝代

　　“我从小喜欢读历史书，尤其是喜欢读宋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很多学者比较钟情的研究领域，至今关于宋代的研究浩瀚纷繁。虽然何辉大学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但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猎哲学、广告学、翻译、文学等专业。也因此，这为他的宋史研究开辟了多维度的视野。

　　何辉大学时代读广告学专业，从此对消费与经济问题感兴趣。自大学时代起，除了修经济学的课程，他也长期研读中外经济学著作。博士期间，他开始专注于研究宋代消费问题。从那时起，更是大量收集宋史资料，并大量阅读当代学者的论文。“多年来我已经收集了常用的宋史古籍，对于一些珍稀文献，也多有接触。”为了方便阅读与研究，何辉几乎买了宋史研究所需的基本古籍，所以像《宋会要辑稿》这样的大部头史籍，都算是手边的一般史料，有空时常常翻阅。“宋史资料在我所有藏书中占了一半，几乎占了一个屋子。珍稀文献就要借助图书馆。”何辉强调，宋代史料的准备与研读是宋史研究的基础准备工作，偷懒不得。而他研究宋代消费的信心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他表示，掌握的史料越多，研读当代学者的论文越多，眼里看到的、发现的问题就越多，由此可以知道研究可以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所以，即便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宋史专家，也是我心目中的师友。我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与论文，积累了许多宝贵知识，也看到一些问题，从而引发我自己的思考，敦促我通过深入研究去与他们进行讨论与商榷。至于其他领域的钻研，则使我可以保持一个开放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其实我有很多想解决的宋史问题，但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写。”

　　事实上，除了《宋代消费史》，何辉还撰有长篇系列历史小说《大宋王朝·沉重的黄袍》《大宋王朝·大地棋局》《大宋王朝·天下布武》等。何辉告诉记者，《大宋王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他“宋史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之所以要创作这部规模很大的历史小说，其实是因为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无法充分表达他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学术作品，很难感动人的心灵，表现人丰富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历史的进程，包含了许多必然性因素，也包含了一些偶然性因素。学术研究，重在探索现象之下的必然性。文学作品，既可以反映必然性，也可通过想象，反映偶然性。学术作品，往往专注于某一方面。文学作品则可表现更加丰富的内容。”

　　何辉表示，他正是以一种探索的心态来创作《大宋王朝》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在这一系列小说中，他试图探索宋代基本政治军事局面形成的过程，探索宋代人（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探索宋代的社会面貌、地理风物，探索宋代的哲学与思想。“我可以自信地说，《大宋王朝》这部系列小说中有些部分甚至是有学术价值的。我曾与友人戏言，或许多年后，会有历史学者为我这系列小说做学术的注释。我将这些探索通过小说形式反映出来，是因为可能缺少明确的证据支持，但却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我相信，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可以让读者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还可以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他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环境的关系产生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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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历史经济视角从事研究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大作《宋代消费史》出版之前，也不乏有一些学者从消费角度研究宋代，令人好奇的是，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者、历史学者、作家之中哪种视角？有何差别？

　　何辉：我想我主要是以历史经济学者的视角从事这项研究的，可能还带点社会学者的视角。我一直对历史与经济感兴趣，所以以历史经济学者的视角来做这个研究，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因为是学术研究，所以不能像作家写小说一样写虚构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说：“宋朝几乎遇到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可能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 那么，宋的消费与唐、明、清几个朝代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否足以看出宋代是一个大的转折吗？

　　何辉：从国家的层面看，宋朝是在大分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宋朝建立后外部压力一直很大。为了避免大分裂局面，宋初便定出重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尽管宋朝的周边环境非常复杂，但还是出现了较长期社会繁荣稳定局面。军事方面，唐代对外基本是进攻与积极防御。宋代则多是消极防御。这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即不寻求霸权扩张。相对稳定的内部社会使宋代具备了较好的商品交易环境。唐代的市坊制度到宋代便彻底崩溃了。宋代的城市内部，居住区与交易区不再隔离，商品交易更加自由，消费活动更加自由。我家乡衢州有条小街叫百岁坊，这就是唐代市坊制残留下来的痕迹。如今街名带“坊”的城市，很可能历史可以上溯到隋唐。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二字，我认为就是“清明坊”的坊名。这个坊名，在古籍中是有记载的。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看我的书。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居住区与交易区很难区分开来。宋代的海外贸易很发达，朝廷是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这与明代与清代的日益闭关锁国形成鲜明对比。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宋人可以消费大量的舶来品。

　　通过研究，我发现：从北宋至道末年（公元997年）到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北宋政府除两税之外的榷利，在保证朝廷消费方面逐渐超过了两税的地位，但变化趋势是比较平缓的。两税收入在北宋政府岁入中的比例较为剧烈地下降，是在天禧末年至熙宁末年这个时间段发生的。这一新结论说明，北宋政府完成从对两税的依赖向对榷利的倚重的转变过程，是渐进式的，而不是突变式的。这也说明北宋社会的商业化，也是渐进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发现也揭示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一次转型的变化特征。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宋代转折性变化，是从南宋开始，中国的人地矛盾真正变得突出。这一变化影响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与社会生产的创新与创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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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宋代不具普遍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对宋代每个时期基本都从人口户数、土产与土贡总数及品种数量、雇佣工人、赋税收入等进行了考察。而观察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我们往往从商品经济、广告和流行文化等方面切入。在您看来，“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否早就在宋代开始孕育了呢？

　　何辉：在写《宋代消费史》一书时，我确实希望从影响消费的更宏观、更基础的因素展开分析。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宋代消费的现象，还包括消费与宋朝兴衰的关系。商品经济、广告、文化方面，我在书中也分析到了。但是，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方面呢，这就有必要挖掘一些更深层的因素。通过研究宋代不同时期的人口和户数变化，可以知道宋代最基本的生产力要素的情况。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宋代也是，了解了宋代人口数，同时弄清宋代不同时期的耕地亩数，就可以基本掌握宋代社会的消费基础。农业社会的消费，都是以生产为基础的。通过土产和土贡的数量与品种，可以反映地方经济的重要依赖、统治阶级在这方面的消费结构、消费嗜好，进而探究统治阶级消费观念与生活形态的变化。比如，我通过研究土贡数量与品种，发现北宋初期的统治阶级还比较尚武，因为这一时期的土贡中包含不少制作军事器械的材料，比如，角弓、马鞍、覆鞍毡等。可是，自北宋中期开始，土贡中的滋补品、保健品与名贵药材增多了，壮阳药材也增加了，这说明宋代的统治者尚武精神消退，生活日益淫奢。土贡数量与品种的变化，为这种判断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研究宋代雇佣工人的收入情况，将它与官员收入进行比较，可以了解宋代贫富差距和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消费能力。研究赋税结构的意义重大，可以由此了解支持宋代政府消费的重要来源以及结构变化情况。

　　至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是否已出现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与判断标准有关。北宋王安石变法期，政府曾推行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金融操作，这种操作中，政府动用一定资本，借贷给农户，等有收成时归还，同时要求农户支付一定利息。在宋代的主要城市，商品经济较发达，雇佣工人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民间利用较大的资本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雇佣大量工人的情况在宋代却不具有普遍性。这就是说，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宋代还不具有普遍性。这样的判断可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