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

　　祇洹精舍初始课程主要分三门，“用三门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纯熟，方能赴印度学梵文，再以佛法传入彼土”，特聘谛闲法师担任学监，苏曼殊教授英文，保庆名士李晓暾教授国文，杨仁山居士亲任佛学讲席。“教习各尽义务，不送修金;虚礼浮文，一概不用。来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应为，无主客之分，平等平等，各尽其心而已。”就学者以镇江、扬州诸大寺庙召选的出家僧徒为主，有释太虚、释仁山、释惠敏、释开悟、释智光、释观同、释栖云、释了悟、释善亮和在家众邱晞明等十数位。

　　太虚大师于1909年春入祇洹精舍学习，后来大师曾讲述他的动机和学习情况：“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赴江苏僧教育会，回甬过年。次春，奘老与圆瑛主张我去金山住禅堂，但我那时的思想已倾向新学，加以栖云的怂恿，遂暗约同赴南京入杨仁山先生所主办的祇洹精舍……其时的佛教学堂，除水野梅晓在长沙、文希在扬州所设者不及详知以外，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祗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内容的学科是佛学、汉文、英文，我一生做半新式学堂的学生只是这半年。佛学，杨居士自讲《楞严》，后来也去毗卢寺听谛闲法师讲《梵网经》;英文教员换过苏曼殊等三个;教汉文及文法的李、陈两教员，也颇认真。……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

　　由此可知祇洹精舍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太虚大师称它“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

　　后祇洹精舍因经费及生源不足仅一年就停办，但它培养的学僧，如太虚大师、仁山法师、智光法师等，许多成为后来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杰出分子，“祇洹精舍虽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参与祇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亦其中之一人也”，对中国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发展、佛教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

　　杨仁山居士去世后，其弟子、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居士又于金陵刻经处创办金陵刻经处研究部，1922年独立发展为支那内学院，精研法相，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太虚大师亦于1922年在武汉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二师同为当时佛学界两大巨擘，通过办学以培养人才，研究以阐发教义，极大推动了近代佛教义学的发展。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太虚大师是开辟人间佛教新纪元的佛教领袖，以恢宏壮丽的佛教改革和弘法事业，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大师对杨仁山居士非常尊崇，在《居士学佛之程序》中曾说：“远若维摩诘、傅大士现通说法，四众倾服，近如杨仁山居士刻经弘法，竹禅和尚尝献金供养，纳头礼拜，如此高贤胜事，世偶一见。”太虚大师：《居士学佛之程序》，《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而祗洹精舍“兴遗教”、“造就佛学导师”的办学理念亦对太虚大师影响很大，在以后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大师常以祗洹精舍为经验基础。1918年，太虚大师在上海发起创立了觉社，“觉社为研究佛学之讲经团体，宣传佛法之出版机关耳。”“第其所欲设施者，则又在乎佛教八宗专修丛林，佛教七众模范丛林，佛教国内国外传播团，佛教国内国外救济团;以非一蹴能几，则先之以佛教大学院与佛教孤儿院……”其中的佛教大学院，即拟“仿照昔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

　　1922年，太虚大师在武汉发起创立了武昌佛学院。在大师思想的感召下，一批批有志于佛教改革事业的僧青年，纷纷追随大师左右，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醒、大勇、芝峰、印顺、法尊、法舫、慈航、优昙、竺摩、妙钦、演培、瑞今、隆根等法师皆是大师门下的杰出人才，对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太虚大师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等，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佛典之研究。此外，“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才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

　　1915年，金陵刻经处编校主任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聚集人才，大兴研究讲学之风，1918年，又于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设支那内学院筹备处，经四年筹备，1922年于南京公园路正式创立支那内学院，进而开办“法相大学特科”。支那内学院学人毕集，吕澂、王恩洋、姚妙明、黄树因、徐克明、苏心田、黄忏华、陈铭枢、刘抱一、黄子山、熊十力皆列于门下，梁漱溟、汤用彤、梁启超亦从而问学，先后培养出许多中国佛教界精英人才，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遥相对，成为国内有名的两大佛学中心。

　　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继承了祗洹精舍佛教教育的精神理念，如欧阳竟无所说：“我亲教师杨老居士首创祗洹精舍，余亦曾观发起。意在陶铸真士，重入五天，考求文献。一时学人有太虚、仁山上人、晞明居士等。旋因款绌，半载即停。谛闲、月霞二大法师，相继设学。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实承祗桓精舍而来也。”这里所培养的僧俗两系精英，将杨仁山居士开创的义学研究、佛教复兴的事业，引向了更为深广的领域。

　　4、佛教组织的创建

　　1）金陵刻经处：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文化出版社。

　　2）祇洹精舍：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高等僧教育机构。

　　3）佛学研究会：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以居士为主体的佛学学术团体。

　　4）中国佛教会：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获得民国总统及政府承认的佛教组织。

　　5）《佛学丛报》：我国最早的佛教刊物。

　　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金陵刻经处相关每一个机构的创立都是对后来者重要的启蒙，从而引发了整个近代佛教义学的昌明。

　　5、国际视野下的近现代中国佛教义学

　　工业文明所开启的现代化步伐使整个地球人类日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似乎决定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必然将与整个世界声气相通。而在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立足于民族文化且主动进入国际视野开展和复兴佛教事业的，杨仁山居士则为第一人。如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杨仁山居士自幼勇于探究真理，“好读奇书，“流离转徙，舁敝簏贮书以随。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靡不领会”。及至中年两次出使欧洲，居士考求各国“政教生业甚详”，并“精究天文显微等学……以备将来测绘之需”，购置回国大批天文仪等现代科学仪器，以及各种仪器图纸。1897年，还在金陵刻经处与谭嗣同等人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间自然科学组织——金陵测量会。这种非同寻常的广阔国际视野，对居士奉为毕生志业的印经、讲学、研究等佛教事业产生了深广影响。

　　1895年，“现代印度佛教复兴之父”达摩波罗在上海与杨仁山居士会晤，共同探讨复兴印度佛教，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法的理念。杨仁山认为，“近时印度佛教衰微，三藏教典求而可得者，独中国与日本耳。”，因此他于“丁未秋，就刻经处开佛学学堂，曰祗洹精舍。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 以此为基础，居士希望将佛教复兴于全世界：“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收效于数年之后，不但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岂不伟欤？”

　　其实早在杨仁山居士中年做外交官时，就已经有了海外弘法的愿望。在他初次与南条文雄通信时，即表达了这种愿望：“弟潜心净域十余年矣。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苦于言语不通，无从启发。”并对大乘经论在印度的流传状况十分关注：“现在所诵梵文，是否三藏教典？今文与古文同异若何？大乘经论流传印度者，尚存几部？……上人功课之暇，若能将印度字母谱写出一纸，以英文配其音，以汉文注其法，俾弟亦得稍知崖略，则感荷无涯矣。”

　　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杨仁山居士与南条文雄两人书信往来不绝，建立了深厚的道情法谊。南条文雄等人帮助杨仁山居士从日本、朝鲜访回我国佚失的重要典籍，成为中国近代华严、唯识、三论等宗复兴的基础。同时，居士也为日本藏经书院编印的《续藏经》选目提出重要的增删意见，并应南条博士之请在国内多方为之搜集秘籍善本数十种，以供《续藏经》编者选用。

　　同时，通过对西方社会长期切实的考察了解，他深感佛教乃救世之醐：“佛教济世之方，与世法相辅而行，非虚无寂灭之谈也。更有深妙道理，须久阅内典，潜心体究，方能领会，非一时所能演说。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尔格尔曾发此议，立佛教学会，从之者十余万人。然其所知仅佛教粗迹，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故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因此，1894年杨仁山与在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以为他日佛教西行之渐”。这种高远的立意、开阔的视野正是居士弘佛法于世界的思想基础。

　　在杨仁山的理想中，向世界弘扬佛法不仅能昌明佛教，而且能令国家兴盛、世界进步：“立身成己，治家齐国，世间法也。参禅学教，念佛往生，出世法也。地球各国于世间法，日求进益。出世法门，亦当讲求进步。”“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与经世之学互相辉映，岂非国家之盛事乎！”“如是则佛教渐兴，新学日盛，世出世法，相辅而行。僧道无虚縻之产，国家得补助之益。”这也是居士兴办佛教教育、培养国际弘法人才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