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

  摘要:晚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阴影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许多爱国爱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办学育人、振兴义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详细回顾了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年以来的曲折历程与卓异成果,展现了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为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清晰梳理了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典翻译及义学研究的嬗变脉络,尤为翔实地阐述了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文中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金陵刻经处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从博搜广弘大乘经典、重兴义学研究热潮到启迪社会革新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坚守到世界弘法的国际视野等多方面历史贡献,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关键词:金陵刻经处 佛教义学 杨仁山居士 太虚大师 欧阳竟无

 

  引言

 

  一个半世纪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国力衰弱、列强入侵、国内战争、社会动荡的内忧外患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第一主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文化出版社——金陵刻经处,刻经演教,育才研究,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弘法利生的光辉历程,直接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近代复兴,同时也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独特宝贵的精神资源,被公认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饮水思源,薪火相传,在我国正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伟大复兴,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佛教助力中国梦的今天,研究回顾金陵刻经处对于近现代佛教义学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对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启示,而且能够为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复兴带来思想灵感,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一、金陵刻经处一百五十年回眸


  1、金陵刻经处创立的背景和因缘

 

  十九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大肆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侵略势力逐步向我国延伸。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佛教由于自身积弊日深、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外来政治文化力量的挤压,也已衰败至极,处境艰难,命若悬丝。正如太虚大师曾经指出:“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

 

  面对民族与佛教的双重危机,大批爱国爱教的仁人志士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救亡图存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开始了刻印流通经典、研究佛教义理、培育佛教人才的弘法利生事业。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名文会,祖籍安徽石埭,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自幼颖悟,聪明能文,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并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亦有兴趣,在他身上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也融会着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精神,但他淡于名利,不愿为官。

 

  1864年,杨仁山居士在回乡料理父亲丧事时,感染时疫,于病中研读《大乘起信论》,连读数遍,爱不释手,遂启发宿慧,窥得其中奥旨,对佛教产生信仰。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并“凡亲朋往他省者,必央觅经典。见行脚僧,必询其从何处来,有何刹竿,有无经卷”,欲寻求佛经以深入研读。但当时江南久历兵燹,佛教典籍损毁殆尽,殊难觅得。1865年,时杨仁山居士初至金陵,管理工程建设,遍事搜求佛经,也仅“得经书数种”。感叹“末法有七千余年,初分时经论不昌,何能延此长久!”认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1866年,居士移居南京,在精于佛学的同事王梅叔家中发现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顿感“喜出望外”,遂与郑学川等学佛同道共同筹划刻经事业,联络社会各界捐资,于当年腊月初八佛成道日,刻出第一部经典——《净土四经》,并作《重刊净土四经跋》,标志金陵刻经处始创。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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