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个人性

　　公共艺术不是公众的艺术，正如公共意志不等于公众的意志一样。

　　大多数人喜爱的艺术，不一定就有公共性。在人还没有超越自然人成为社会公民之前，所谓公共艺术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学术名词而已，它最多只是公共权力（即使这种权力在起源上没有公众的普遍授权）的拥有者如官员、有钱人、学者、艺术家、市民代表等，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创作留存下来的一批作品的总称。八五新潮美术20年以来，批评界没有自觉地把城市雕塑纳入学术领域来探讨，或许，其潜在的原因在于它不是公共艺术。客观上，现实生活中能够让我们自然地联想起来的公共艺术作品，实在少之又少；何况，放置在公共环境中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公共艺术品，因为，公共艺术作品，必须和它们的环境发生内在的关联，必须从过程到结果都需要呈现出城市生活的公共意志和公共精神。城市生活的公共意志，不是长官意志、不是有钱人的意志、更不只是社会精英们的意志。城市的公共艺术，首先是这个城市的社会性的精神生命的承载者；其次是它的历史性的文化生命的昭示者。因此，在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在公共权力未能体现出公共意志的时代，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共艺术作品呢？在讨论公共艺术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与其说去谈论当代艺术中的公共艺术这种正在发生的形态，不如说探究当代艺术形成公共艺术的一个必要学术前提，即它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问题。公共艺术这种艺术形态，在图式语言上必须是个人性的，在观念语言上需要指向一种公共性的精神主题。在一件公共艺术作品的诞生过程中，公众（无论他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他是出资方还是作品的收购方）的意志对于艺术家而言只不过是创作前的参考。目前在大量的城市雕塑中，我们很少见到具有个人性图式语言的公共艺术作品，这和艺术家的非自由（受到自己欲望的主宰或甲方意志的干涉）创作状态相关。这里，作为一种批评性的言说，我们需要深入艺术家的实践个案中。我们选择邓乐创作的《工业时代》系列（2002——05）为切入点，我们从中获得了展开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问题言说的一个直观视域。

　　1. 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中的历史记忆

　　20世纪90年代后期，邓乐进入了观念实践与文化介入的时期。此后，他创作了《工业时代》系列。其主题关怀，表面上是人这个主体隐去后机器的自在，其实质涉及人人关系的社会性问题以及人与文明关系的历史性问题。

　　邓乐选择红砂岩作为创作《工业时代》的材质，因为它正好承载着工业文明的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和艺术家本人过去的个体人生经验息息相关。当在红砂岩的内部空间置入红色的光的时候，作者发现的是生命活力的涌动。这种记忆，来自于作者个人的历史经验。他写道：“从红砂岩孕含着的红色中我读到了记忆的年代，小钢炉里燃烧的是为了做一个不受凌辱的强国梦想，江河般涌动的红旗，刻下稚气的青春热浪，一颗红心，一片赤诚，使美好的年华在红色年代激荡，使生活伴随着稻田里的机器鸣响。透过红砂岩引擎内的光，读到了大工业时代的内心。红色，一个沸腾的时代，炽热与火红是那个年代的独特的符号，发光发热是几代人生命的燃烧。工业，一种改朝换代的革命，几代人兴邦强国的梦想。中国的历史总是以毁灭的方式更替向前，数字技术，虚拟的图像，拆城的运动要覆盖一切。工业，一个时代的文明，即将在集体无意识中消亡。红砂岩俯瞰着（成都——引者注）东郊的一片废墟，默默地把即将消失的文明纳入怀中，内存一个时代的经历，情感，憧憬，理想与辉煌，不至于让时尚者连生命的历程一起遗忘。古老的红砂石以雄辩的语言，空间体积的才华，为艺术，更为文明鼓与呼，思与想。”[[1]]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在一个相对的时段为什么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原初艺术语言图式的奥秘：艺术媒材的文化意义的深度开掘和个体生命的文化意义的物质表达的互动联想。

　　据说红砂岩由陨石撞击成都平原高温形成，换言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红砂岩这种自然材质就同某种炼狱般的文化意象相联系，象征着火红的生命激情，象征着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定的时代。艺术家偶在的生命体验，促使他不时地思考人与工业文明的深度关系。1976——1977年，艺术家本人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炼钢炉前看到坚硬的钢铁转瞬熔化的情景；一次修车过程中突然发现汽车发动机的美。其实，每个艺术家，都会在一生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材质，但不是每个艺术家在创作中都知道为什么要使用某种独特的材质，除非他能够从这种自然材质联想到他体验的生活的象征意象，除非他在自己的生活中随时注意到某种自然材质的艺术表达力，除非他把握了材料语言的性能（如红砂岩、大理石、花岗石的物理性能）并利用这种材料呈现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从红砂岩中，邓乐不仅寻求到一种文化意义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他在当代艺术的众多主题关怀中主动切中了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本身。

　　公共艺术和其他形态的艺术的差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即使这种社会性需要艺术家个人性的图式语言的呈现。因此，“公共艺术与其说是一个艺术的问题，审美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公共艺术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人对于广大公众的一种给定、一种赋予、一种灌输；是一部分社会精英秉承权力意志，制造了趣味，强行推出趣味，这种趣味被公众所接受的过程。公共艺术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社会权力演变的历史。”[[2]]但是，仅仅有社会精英权力意志的介入，并不必然会产生公共艺术，正如中国的当代艺术史所证明的那样。公共艺术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性意志的表达，而且，连这种表达本身也必须具有社会性，或者说社会精神。就目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即使有对公共艺术的研究，也只能是对其中存在的否定性限制问题——即为什么千篇一律的“动物风”、“少女风”、“母子风”、“历史人物风”等等不具有公共艺术的特性——的研究。这样，我们自然将公共艺术的问题转换为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来言说。

　　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意味着艺术作品的主题关怀指向历史的、社会的而不是心理的、自然的内容。对于纯粹的个人心理和对于物质自然而言，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