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怎样考古：精细化科技化合作化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内

东赵遗址发掘现场

　　2016年5月21日到23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召开。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是自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近年来，中国考古学飞速发展，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化合作日益广泛。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英、德、俄、日、韩、埃及、洪都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十余个国家的近400位中外考古学者以及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媒体代表等将围绕此次大会主题“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展开相关交流和讨论，本报记者奔赴郑州考古大会场，直击现场动态。

　　首届考古学盛会汇英才

　　人才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5月21日上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隆重开幕。在大会现场，记者看到了从五湖四海赶来的国内外著名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如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等。与会代表中，绝大多数都是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很多白发苍苍的权威考古学专家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会场。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梅鹏云告诉记者，之前的大会也是每年举办一次，规模在百人左右，这次改由多个专业委员会组织研讨、面向全世界公开办会，只要有通过大会审核的论文就可以参会。据工作人员介绍，大会收到400多篇论文，涉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各个时段的考古研究。“此次活动安排充实密集，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界发现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考古学合作交流的一次难得机会。”梅鹏云说。

　　中国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开幕式上表示，考古是文物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我国文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考古学自上世纪初兴起，从最初的证经补史到自成体系，迅速成为与传统文献史学并重的人文学科，为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工作在学科发展、基本建设考古、大遗址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斐然。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广东阳江南海I号等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高句丽遗迹、殷墟、元上都遗址、土司遗址等考古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江西新建墎墩汉墓经过5年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堪称考古工作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得田野考古技术不断提高，借助科技考古所获取的古代人类与社会的信息愈发综合全面;在这一基础上，文物保护与公共考古也蓬勃展开，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融合的学科不断换发新的魅力，已经在学术舞台上展现出了独特和动人的特色。

　　大会颁发了由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出的中国考古学终身成就奖、田野考古奖、金鼎奖、金樽奖、金爵奖等奖项颁奖。其中，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年逾九旬的学界泰斗、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荣获首个终身成就奖;河南省郑州市东赵遗址考古发掘在内的21个项目获田野考古奖;《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11项考古研究成果获金鼎奖;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等14个项目获金尊奖;吕红亮等11人获金爵奖;“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等12项活动或报道获金镈奖。

　　新世纪的考古学方向

　　走科技化公众化道路

　　21日下午开始，大会各个专业委员会进行关于“旧石器”“新石器”“夏商考古”“植物考古”“公共考古”“文化遗产考古”等13场分组讨论。在“文化遗产考古”专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杜金鹏发表的精彩演讲获得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会后，杜金鹏接受记者采访，结合讲座内容对于考古工作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方面，考古学应坚持考古学精细化理念。中国的考古资源十分丰富，但不可再生且日渐减少;中国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大速度快，但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偏低;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遗迹遗物等珍贵文物——尤其是脆弱文物，在发掘现场得不到保护，进入实验室保护也往往不够及时，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常脱节，造成一定程度的考古资料损失。因此，从考古学科永续发展角度看，走资源节约型的精细化道路势在必行。

　　在总结前辈经验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实验室考古”新概念。实验室考古是指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发掘清理，随时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发掘清理、分析检测、保护处理、研究复原为其基本要素。把文物保护工作前置于考古第一现场，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熔融一体，推动考古学向着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科技投入、信息提取、文物保护的方向前进，走科学化、精细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其基本理念。

　　另一方面“公众考古”是新世纪的新名词，但它其实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而今，我国的考古研究院所设立公众考古机构，向社会开放考古工地，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举办考古讲座，考古学家走进中小学，考古网站面向大众，设立公众考古微信平台，创办文物医院，一些大学的考古院系设立公众考古中心，举办考古夏令营，发行《公众考古》等专刊，许多考古学家撰写考古普及读物，世界考古论坛设置公众考古讲座等，都是考古公众化的体现。

　　但是“公众考古”还应该有更高要求，应该多关注学科和社会的关系，关注古代遗存的现代价值和积极作用，这不完全是考古知识普及、考古信息共享、考古配合基本建设等问题，还包括考古学与社会共同进步、融入乃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反过来为考古学提供更多可能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借此次大会，刘玉珠局长对新时期的考古工作提出几点意见，首先是增强大局意识，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做到守土尽责，提高考古工作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并达到双赢。其次要增强保护意识，促进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考古是做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要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作出应有贡献。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强调保护意识，就是要掌握遗址保护展示的基本方法，对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现象要不要保、怎么保心中有数，充分考虑到遗址后续保护和展示利用的需求;不光管挖，也要管“保”和“用”。从考古学科的发展来说，也要坚持问题导向，在理论研究和田野实践中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当前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实际问题。再次，增强合作意识，提高考古水平。充分吸纳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新技术，不断拓展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后，增强开放意识，推动国际合作共赢。在国际眼光和开放胸襟下增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积极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考古人的风采。

　　中国考古走向国际

　　涉外考古初见成效

　　本届大会国际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同时也受到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开幕式上，印度考古调查局考古所所长桑杰·库玛尔·曼纽尔、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睦（Mayke Wagner）等来自海外的考古学者也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我看到大会提交了很多有意思的论文，我非常有兴趣去听一听。”王睦用熟练的中文告诉记者。

　　在“海外学者演讲与座谈会”上，来自埃及、印度、洪都拉斯、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代表分享各自考古方面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中外学者讨论环节让人看到了更多中外考古学界合作的可能性。

　　“所谓国际化道路，不仅是人员的国际化往来交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考古的对象扩大到境外，把考古的眼光放大到世界。”杜金鹏解释道，尤其是，中国考古学要利用和服务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美洲、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涉足，就是国际化的具体表现。

　　目前，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已有初步成效，比如一系列境外项目的实施。此次大会论坛安排了五组参与过中外联合发掘项目的负责人进行演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所长陈永志讲述了长达十年的中蒙合作项目《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的150余处古代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面积达12000平方米，提高了我国游牧民族文化研究国际话语权，增强了相关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社会的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介绍了在美洲洪都拉斯玛雅文明城邦科潘遗址的发掘;研究员朱岩石介绍了在乌兹别克斯坦过费尔干纳盆地明铁佩古城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的新收获。

　　此外，杜金鹏补充道，湖南省考古所与孟加拉国考古机构合作，在Vikrampura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3746平方米，是孟加拉历史上最大考古发掘，成果巨大，为我们研究8-12世纪南亚次大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为研究中孟交流史以及藏传佛教文化等提供宝贵材料。与此同时，我国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很好地发挥了中国考古学的作用。这些工作，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创新，为抢占国际学术前沿和掌握国际话语权，为探索中华文明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所说，中国考古学国际化还在起步阶段，中国的“外国考古”还停留在以翻译外国考古著作、介绍外国考古成果为主的水平;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没有专门的教学部门;除了周边国家，我们的考古触角延伸得还不远更不多;我们对于世界范围的考古学重大问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假以时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时代终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