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正加紧布展 7月1日将亮相

2016-05-16 18:44:15 作者：朱珉迕洪俊杰来源：解放日报已浏览次

　　上海新天地，兴业路76号暂时关闭了大门。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的95岁生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正在加紧重新布展，7月1日将亮相。

　　从另一个角度说，自1921年夏天那个闷热的夜晚开始，这栋上海石库门房子的大门却再也没有关上过。那年7月23日，13个操着各地方言的年轻人和2个老外悄悄聚到这里——当年的望志路106号，在一个昏暗的客堂间开启持续数日的讨论。

　　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义进行的这次讨论，如愿建起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当事人未必想到的是，这个当年区区50人的政党，会在日后点亮中国。

　　秘密

　　直至1921年7月30日，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潜入之前，中共一大代表在望志路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离开一张长方形餐桌。

　　它和顶上的电灯一起，成了历史起点的特殊见证。

　　餐桌第一次变成“会议桌”，是1921年7月23日20时。各地中共早期组织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到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这间客堂。

　　他们中的9个人，就住在望志路相隔百米的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私立博文女校。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和李汉俊的张罗下，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这群年轻人历经舟车劳顿，陆陆续续秘密赶到这里，再秘密地走到望志路106号。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时年45岁的何叔衡是最年长的一大代表。这年6月，他和时年28岁的湖南老乡毛泽东从长沙登船时，甚至瞒过了同乡好友谢觉哉。选择望志路106号作为会场，并在晚上8时开会，同样是出于掩人耳目之需。而在当年，望志路周围方圆两三里，平静的表面下，已然狂飙突进。

　　“根本性的指针”

　　南昌路100弄，一个世纪前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20年暮春，陈独秀在这里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后者的帮助下，这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一批时代青年在此聚会讨论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出路。

　　这个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此前，《新青年》编辑部搬到了老渔阳里，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也交到了上海。8月，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维经斯基动用共产国际开设的“又新”秘密印刷所，印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宣言》。

　　而在11月7日，还是老渔阳里2号的亭子间里，《共产党》创刊。此刊秘密发行，却以“共产党月刊社”的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首次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

　　同样是11月，江南造船所的工人李中，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工会组织——机器工会，并与陈独秀起草了《上海机器工会简章》。依旧是11月，陈独秀草拟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翌年2月，他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寄给上海发起组。

　　风云际会的上海，这些发生在望志路周围的事件，构成了一大的滥觞。也正是这一年间，在各种新思潮涌动的上海，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群书生选择的信仰。他们同时意识到，工人阶级是其最可依靠的力量，而城市是一个政党实现抱负的主战场。

　　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代渴望拯救中国的热血青年意味着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曾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

　　后来的故事，显得顺理成章。

　　“作始也简”

　　1921年4月，李汉俊告诉来访的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

　　此时31岁、精通四国外语的李汉俊，已经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着芥川自问：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他说，“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三个月后，当李汉俊把一大代表们接到望志路时，陈独秀已经身在广州。与李大钊一样，这位中共创始阶段的“旗手”并没有出现在一大上。这在某种方面，倒令一大更多了几分交锋的成色。

　　7月23日，在张国焘主持下，13名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列席人员开始讨论制订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此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就党纲和政纲进行过几次商讨，但共识并不易达成。最大的分歧发生在李汉俊和刘仁静身上。前者主张，世界上既有俄国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革命。中共究竟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两国去考察，并从事精深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刘仁静则反对，称中共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

　　小李汉俊12岁的刘仁静，并不畏惧前者的理论家地位。两人在一大会场上的唇枪舌战，甚至整段整段引用马克思原著，一度令与会者瞠目结舌。

　　类似的分歧和争论，折射出草创期政党的真实状态。另一个佐证是，持续数日的讨论之后，一大最终形成的是今天看来粗糙得有些稚嫩的“行动纲领”。

　　“这显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调研然后得出来的直接目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告诉记者，“它更多地表明一种基本态度：我们是最革命的一群人，我们担当的责任是前无古人的，是其他人都无法承担的。这在当时是自视甚高的。”

　　而在1945年，毛泽东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起一大：“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但在说完这些后，毛泽东引了《庄子》中的那句名言：“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认同的意义

　　95年过去，无数人探寻过望志路106号的秘密。但时至今日，这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聚会，仍然留下许多待解之谜。

　　材料的稀缺，是一大留给历史研究者们最大的遗憾。但从另一个侧面，并不完整的回忆，恰恰代表了历史的真实。

　　“中共一大的意义，首先在会议召开本身”，吴景平反复对记者强调，“它远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它开起来了，并且明确了我们党的名称是什么，宗旨是什么，最高纲领是什么，主要负责人是谁……大家有了这样一种约定，这已经非常了不起。”

　　有了约定，即意味着有了认同。“没有开代表大会的时候，那只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思想。而要改造社会，只有依靠政党。”吴景平觉得，正是建党本身诠释了中共的伟大——同一个时期的上海，以类似聚会的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想法比中共创始人更激进的也不乏其人。“但中共建了党，意味着我们的主张不是孤立的，不是少数人头脑中的奇想。”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建党更早并矢志改变中国现状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却比中共晚了3年。

　　然而，也是因为初创期的稚嫩，中共一大点燃的星星火种，日后还需历经艰辛方可燎原。

　　考验之门

　　“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显得那样稚嫩。”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道，“这个队伍在前进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分化和重新组合。拿一大的13个代表来说，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党，有的成为党的叛徒。如大浪淘沙，党在这个进程中变得坚强有力。”

　　在吴景平看来，明确这样的史观，才称得上真正理解了中共一大的意义：党需要走过无数的荆棘，经受无数的考验。一大并不能像宿命论者认为的那样，先知般地预见后来的伟大道路，更不是“开完一大，就能等着上天安门”。身处历史之中，即便是一大代表也面临着重重考验和选择：“包括历史对你的选择，党对你的选择，也包括你对党的选择。”

　　人们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恰是中共从一大一路走来秉持的一个关键。“中国共产党能成就大事业，根本上在于没有本党的特殊利益，而是从一开始就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吴景平说。

　　从望志路106号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打开了的大门，就再不会关上。而对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这是一扇意味着永恒考验的大门。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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