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使命

      对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应有不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内容及其特征，对艺术、历史类博物馆和人物纪念馆应重点保护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全面、系统、互补地形成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博物馆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舞台，还应依靠社会和社区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各种服务。我们还要进行博物馆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科学方法论等跨学科的研究，积极采取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先进手段，进一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新的理论思考，积累新的实践经验。

      长期以来，博物馆在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一旦把这方面的经验移植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来，必将促成两者之间在管理上的有机结合。当然，博物馆的工作者首先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博物馆得到系统化的管理和保存，在人类学博物馆及与人文历史相关的博物馆中，这种应用更为广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这种应用的深入，将推动在未来博物馆中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一体关系的建立，进而在博物馆领域开始一个新的里程。

      现在的博物馆普遍承担着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管理职能，而如何承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责任，对大多数博物馆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首先必须建立起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保护、研究、整理、建档、交流的方法，制定相应的规划，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力、物力的投入，密切与国家保护机构和国际保护组织的联系，逐步建设较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有效机制。同时还要认识到，要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博物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协助并促进有关部门加强相关的立法工作，这是当务之急。

      上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是和它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过程相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从最重要的单个有形文物或古迹的保护逐渐扩大到对历史街区、城镇和自然遗产的保护。1950年7月，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即着手调查本市的古文物建筑，实施了对点春堂等49个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的工程，从此开始了新上海保护物质文化遗存的历程。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拥有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130余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虽然有个认识过程，但确实也一直在践行，其表现主要是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如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组织对民间文学艺术诸如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剪纸、皮影、刺绣、编织等等，进行抢救、挖掘和整理，采取笔记、图画、记谱、录音、照相等方式对传统技术进行整理，成功地抢救了许多已濒临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来，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被称为“百戏之祖”的中国昆曲名列其中，这更是提高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的认识。同时，以博物馆及相关文化单位为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网络开始逐步建立，这将为以后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上海的博物馆建设发展很快，许多博物馆在发展中也充分注意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这其中有些是博物馆工作本身的需要，如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水平在全国享有盛誉。上海博物馆采取了“人才培养、人事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使研究鉴定和文物修复等方面的人才正不断得到发展。同样，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上海民俗风尚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有些博物馆本身的建立，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保护、研究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如上海乐器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等等。随着博物馆高科技，特别是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博物馆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保护方法、保护手段也都有了明显的多样化趋势。比如采用多媒体的音视信息采集、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得到良好的、长期的保存。当然从根本上说，由于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因此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涉及到人，加强人员培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艺术类的博物馆应努力保护和开发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帖传迁的探究是研读晋唐宋元法书名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内容。上海博物馆入藏王羲之《行书上虞帖卷》就有曲折而生动的过程。上一世纪70年代，上博专家在清理古代书画时发现了此帖，但当时并未“识宝”，又被冷落了三年。后来有关领导和专家重提此事，请谢稚柳先生鉴定。谢先生对此帖与唐宋其他法书名作进行比较研究，充分肯定此帖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一时尚难断定此帖是哪一朝代的摹本。正在他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此帖右上角的南唐的“集贤院御书印”映入眼帘，又见下面一印，但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晚上，他在灯光下又琢磨良久，忽然记起清末有一收藏者曾在逃难时把《上虞帖》缝入棉衣，由北方带到南方，以后便杳无音信。此帖会不会就是当年“消失”于南方的国之瑰宝。再过了几日，谢先生在展开此帖研究时，又突然想到这方无法辨认的印章可能是南唐的“内合同印”。于是，上海博物馆借来了先进设备，拍摄了软X光片，奇迹出现了，果然显现出“内合同印”。“内含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印在宋代被称为金印，而历史记载《上虞帖》正有此两印。这一证据，基本确定了《上虞帖》是唐摹本的说法。后来，上海博物馆的裱画师再创奇迹，把这两个印章清晰地予以再现。国宝确定，正式入藏！在千年遗珍的传迁过程中，物质文化遗产演化、积淀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揭示与研究，显然增添了物质文化遗产的确定性、历史感、传奇性和文化含量、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