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佛教文化的渊源

  湖北有着悠久深厚的禅文化,特别是历史上素有“小天竺”、“蕲黄禅宗甲天下”美誉的黄梅,作为佛教禅宗文化的祖庭之地,是宗教文化方面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源。在历史上,湖北和武汉是中国佛教文化之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之区,这里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具有丰厚的文化土壤,有着佛教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吸引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文化高僧、名流居士和著名佛教文化学者。正是他们,在这里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佛法初传时期:七世纪中叶以前湖北佛教的发展佛教

  在中国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湖北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据明代《释文纪》载,佛经最早传入湖北是在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梵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为辞不雅。

  这段材料记载的是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印度梵僧维祗难来到武昌(今鄂州市),带有梵本《法句经》,并与同伴竺将炎译出二卷。维祗难因不工汉语,所译经书虽文辞朴实,但不够文雅,这是湖北首次见到佛教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盛行期。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活动是“整理佛经”,这一时期到湖北传教的僧人有竺法护、竺法慧和道安等人,他们先后到达湖北的江陵、襄阳等地,沿途宣讲教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道安及弟子惠远。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道安(时年53岁),率弟子惠远等400余人来到襄阳,住白马寺。道安因受南方义学影响,由所抱持的阐教思想而趋向于般若性空思想,年讲《般若经》二遍。宁康初年,他聚资建檀溪寺,当时凉州刺史杨弘忠赠铜万斤,用于制成凝露盘;前秦王苻坚也送来外国的金饰、绣象、结珠弥勒象等。东晋孝武帝下诏“宜日食王公禄所司以时资给安,固辞不受”道安在襄阳整理佛典、编纂经目,用“无在万代之前,空为众形之始”的论点扬弃格义;倡导以释为姓,确立戒规;派遣众教徒传教四方,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荆州是这一时期湖北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所在。一方面因为荆州为佛教传入湖北的最早地区;另一方面,自东汉延至东晋,北方长期战乱,荆州相较比较安定,而且具有经济、人文的地理优势。荆州作为这一时期的佛教中心,一时兴建、扩建、改建寺庙成风,“时江陵僧徒多有行业,或告法师曰:‘荆州法事大盛’。“道安遣弟子到荆州传教时,其弟子昙翼曾主持长沙寺,此后又主持新建上明寺,僧人近千人,规模十分宏伟。时道安的弟子惠远、惠持路经江陵南下时,都曾挂锡上明寺。后惠远从江陵东下浔阳(今九江)”,太元九年,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荆州将之罗浮抵浔阳见匡山爱之庐“登庐山建东林寺,倡净土,终为南方佛教领袖人物。

  东晋时国内外高僧云集荆州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宋、齐、梁、陈。著名的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回国后也曾于宋初来到荆州。根据其游历之地所撰《佛国记》成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法显西行求法,不仅促进了中、印、锡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开启了湖北荆州学问僧西行求法之风。法显于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卒于江陵辛寺。佛教在江陵的长期传播弘扬,使佛教的众多节日传播到荆州各地区。如七月十五为孟兰盆会等,这些传统节日,对我国的民俗影响深远。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高僧智顗“于当阳县玉泉山立精舍,敕给寺,额名曰‘一音’” ,一音寺就是后来的玉泉寺,玉泉寺与当时南京栖霞寺、山东长青灵岩寺、浙江天台国清寺(同为智顗所建)并成为“天下四绝”。智顗在此完成了他自成一家的佛学体系——创立了天台宗,以“五时八教”和“一心三观”为教义,弘于江浙,远传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玉泉立宗是佛教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又一直接硕果,从而把佛教中国化大大推进了一步。玉泉寺是湖北著名的历史古刹,不仅因为它为天台宗祖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此后的佛教发展史上,玉泉寺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唐仪凤三年(公元678年),神秀在此弘扬佛法,玉泉寺成为海内外佛教徒景仰的圣地,神秀之后历代皆有名僧在此讲经说法。北宋景德年间,真宗明肃皇后出资扩建玉泉寺,颇具规模,“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僧舍三千七百,星环云绕,为荆楚丛林之冠” ,元、明、清代对玉泉寺都有所修葺和扩建。

  二、佛法勃发鼎盛时期:禅宗的发展

  佛教禅宗兴于蕲州、黄梅,始于道信,而大盛于唐高宗年间(7世纪中叶)的禅师弘忍,后演变为中国禅宗一大派系而传于世。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道信回到蕲黄(今黄梅)地界的双峰山(也称破额山),建立四祖道场,名为正觉禅寺(现四祖寺)。贞观十三年(公元643年)“太宗闻其风,三诏”,三次请道信入京(长安),道信上表逊谢,第四次,“帝谓使臣曰,今复不从吾命,即取首”,道信得知消息,毫无惧色,面对使者“师引颈待刃”,使使者为其震惊,回奏太宗,“帝嘉叹,慰谕甚厚”,赐给道信袈裟一领,并赦令重修正觉寺,大兴四祖禅风。

  道信在正觉寺的改革举措得到中国佛界和老百姓的广泛推崇。道信修建正觉寺,广收门徒,倡导集众传法,并将“参禅”与“农耕”结合起来,实行“农禅双修”,强调“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的参究方法,领众参禅,这一禅风的开创使僧众身体强健,自给自足,寺庙对官府的赠赐和信徒供养依赖不再,道场地位日益独立。道信创立的“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唯识禅观,不仅直接为“东山法门”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开启了往后禅宗多向发展的端绪。四祖禅风迅速传播到东南亚各国,道信成为由传统禅学过渡到中国禅宗的转折性关键人物。

  道信示寂后,弘忍继承法席。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弘忍得道信付法传衣,是为禅宗第五祖。弘忍继承法席后,由于四祖、五祖法名远播,天下禅徒云集黄梅,四祖寺一时容纳不下众多僧人,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弘忍便到双峰山之东找冯茂老人借山建寺,开辟新的道场。弘忍继承和发扬了道信定居传法、农禅并重的禅风,对传统修禅方式做了大胆的改革,创造了更简明易学的更加人间化、中国化的禅学方法。他的禅法核心是“即心即佛,见性成佛”,修持观较之四祖更为简明:“守其本心”、“顿悟成佛”。弘忍进一步把游化乞食的传统戒行方法具体落实到实际禅修生活中,继续道信开创的“农禅双修”的禅修方法。在这些禅法与修持方法的基础上,禅宗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组织形式得到初步确立。弘忍在东山寺弘法期间探索出的这一套禅学思想体系便是后人所说的“东山法门”。全国各地的大批信徒涌向东山,使当时的东山成了禅学中心。

  弘忍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迹除了创立“东山法门”之外,另一件重要的事迹当属接受慧能为徒并确定慧能为传法之人。后来慧能于曹溪宝林寺创立了主张“顿悟”的禅宗南宗。南宗的影响由南及北方,最后几乎一统全国的佛教禅林,凡禅宗几乎就是南宗,是慧能将禅宗发扬广大。

  三、近现代佛教复兴时期:湖北人间佛教的发展

  晚晴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厉行改革佛教,整治僧伽。他研读了康、梁和孙中山、章太炎的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著作的译本,思想大开,遂坚定改革佛教之信念。太虚大师竭力推行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改革,人间佛教是太虚大师教理革命的具体体现。

  1921年,太虚大师来到武汉。1922年3月他在汉阳归元寺讲《园觉经》,并倡议在武汉等筹办佛学院、改革佛教等事宜。经筹备后,于7月初成立佛学院董事会,举梁启超为董事长(陈元白暂代),李隐尘为院护,太虚为院长,并聘请当时名僧任教。7月19日在武昌千家街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武昌佛学院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佛学修养的佛教人才以改革佛教。1922年至1926年是学院最隆盛时期。1928年8月太虚大师西游欧美,讲学于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等地,与世界各国佛教学者商议发起成立“世界佛学院”,并协议各国分头筹设。1929年太虚返回武汉,将武昌佛学院改建为世界佛学院。太虚大师在湖北的活动,为近代佛教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湖北走出的高僧灿若星辰,其中被誉为中国禅教泰斗的本焕,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中国佛协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昌明老法师等,都长期活跃在中国佛教的大舞台上。

  继承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之路,净慧长老最早于1991年提出了“生活禅”理念,1993年在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举办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时正式推出。他秉承赵州“平常心是道”的禅风,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能充分体现“人间佛教”精神的“生活禅”的理念,主张“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为宗旨的‘生活禅’修行理念,主张‘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把修行和生活打成一片’。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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