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辽金两代刻经概述

　　大金国天会十四年岁次丙辰五月戊辰朔十九日丙戌申时成造记。题记二百八十九个字，僧众二十八人，刻字工八人。可称详尽，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云居寺缁素大德的情况，为研究辽金时代寺庙的建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辽金刻经的最大特点是经末多刻有题记，举凡提点官吏、校勘僧众、施主姓名、刻造年月、写经人、刻经人、施金多少、刻石几片、几卷、几部均有记录，有的连每石刻字多少都有明确的记载。不过金代刻经已非最初静琬“以备法灭”之目的，而是为了个人祈福回向。因此，题记中除留有施主姓名，还有施经的意愿。在有关金代刻经的碑记极为稀少、文献记载资料不多的情况下，经末的这些题记无疑是研究金代镌造石经事业十分宝贵的资料。

　　（三）宋朝新译经

　　金天眷三年（1140）以后至皇统九年（1149）玄英和史君庆等续刻三十一帙，千字文编号是“刻、铭、磻、溪、伊、尹、佐、时、阿、衡、奄、宅、曲、阜、微、旦、孰、营、桓、公、匡、合、济、弱、扶、倾、绮、回、汉、惠、说”，共三十一字，均宋朝新译经，计有《大乘庄严宝王经》等一百八十三部、二百九十五卷。

　　宋建立政权后，与前代后周不同，在政策上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派遣沙门赴印求法，并使内官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开宝藏》，使佛教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宋代译经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年，设立译经院，逐年译出新经。当时入宋的著名译家有法天、天息灾（后改名法贤）、施护、法护等人，他们译经的年代先后在太平兴国至嘉祐年间（976—1063），所译经书以密教典籍居多，时在《开宝藏》雕印以后，故未入藏。《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官版大藏经。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共用了十二年时间雕印完成。这部藏经的印本成为以后我国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祖本。《高丽藏》初版主要是以《开宝藏》为底本雕印的，但不久《丽藏》版被焚毁，《丽藏》重雕时，高丽国已获得辽王朝颁赐的《契丹藏》，因此用“宋本”和“丹本”校勘，再雕《丽藏》，并由高丽沙门守其撰《新雕大藏校正别录》，将两藏异同予以注释。房山石经金代所刻宋新译密教经典和《高丽藏》自“杜”至“毅”三十帙的经目相同。因此房山石经中宋朝新译经是研究它与《高丽藏》、《契丹藏》入藏内容的重要材料。

　　在金代所刻石经中，年代最早的是天会十年（1132），最晚的是大定二十二年（1182）。但根据经末施主题名及史料考证，金代刻经事业实止于明昌二年（1191）或稍后。为提供了解这时期刻经的一些情况，现以皇统九年（1149）至明昌二年所刻《阿含经》部为例，可略见一斑。

　　（四）金代刻经年代

　　《长阿含经》二十二卷，其中刻有年代的有：

　　卷四：维皇统九年岁次已巳五月壬午朔十五日辰时造。

　　卷五：皇统九年五月十六日辰时造。

　　卷七：皇统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卷十：皇统九年岁次已巳五月壬子日未时造成。

　　按《长阿含经》二十二卷，千字文编号为履、薄二帙，共刻二百二十三石，拓片四百四十三张，其中九十五石刻有题记，而刻有年代的仅以上四石。

　　《中阿含经》六十卷，其中刻有年代的有：

　　卷十二：贞元元年五月十九日造。

　　卷五十七：贞元三年七月日记。

　　按《中阿含经》六十卷，千字文编号为夙、兴、温、清、似、兰六帙，共刻五百九十二石，拓片一千一百六十二张，其中刻有题记者四百三十石，而刻有年代者仅上述二石。

　　《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刻有年代的有：

　　卷一：正隆丁丑（二年）。

　　卷二：大定四年四月八日造。

　　按《增一阿含经》五十一卷，千字文编号为斯、馨、如、松、之五帙，共刻经版四百二十五石，拓片八百三十一张，其中刻施主题名者三百八十四石，而刻年代者仅二石。

　　这部经卷一至卷十三由“新城县花严寺赐紫妙严大德尼圆定等三十五人”施刻。自卷十四起，则为“皇伯赵王奉为先皇世宗圣明仁孝皇帝造”；至卷四十三的第三石又改为“皇伯汉王奉为先皇世宗圣明仁孝皇帝造”，至最后一卷止。不过其中卷十六有二石为“涿州不显名敬造此碑”。关于“皇伯赵王”“皇伯汉王”下文另述。

　　《杂阿含经》五十卷（石经现存四十七卷），其中刻有年代的有：

　　卷十：大定甲申（四年）岁为首。

　　按《杂阿含经》五十卷，石经中缺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九卷和第五十卷三卷。千字文编号为盛、川、流、不、息五帙。刻石现存五百一十一石，拓片一千另四张。其中刻有题记者四百九十六石，而刻有年代者仅一石。关于缺卷下文另述。

　　这部经的前十卷是“中都大兴府斋僧邑长杨圆足、圣果寺尼善圆、中都刘丞相夫人韩氏”等三十余人施刻。自卷十一起至卷四十七止其中除卷三十七有二石为“仰山栖隐禅寺嗣祖沙门法诠造”外，其余均为“皇伯汉王”施刻。而现存最后的卷四十八则为“中都宝集寺柔大德奉为法界亡灵见佛闻法造”。

　　关于施主出资造经，具有多种不同形式。现以此经前十卷的题记试择数则为例：

　　卷二：施主中都刘丞相夫人韩氏用已俸钱造此经一卷。

　　卷六：施主涿州西开张让为自身病患续造此经。

　　卷八：施主常村阎阿张男回儿赓造此经七板。

　　卷十：施主易县吏贾贞刘公一张瑛各为生身父母共造此碑一片。

　　施主易州坊市王贞母刘氏奉为生身父母每年造经碑一片。

　　施主奉信校尉行易县令骁骑尉张莹亡考重义亡妣刘氏妻赵氏次男供奉班侯士宁妻赵氏奉为法界父母同成涅槃因共证无为果每年施钱三十贯造经一十片尽至寿终满宅家眷成缘成办。大定甲申岁为首。

　　从上列四部经和一些题记可以看出，刻有题记的经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题记后同时刻有年代者寥寥无几。他们施刻的方式不同，刻经的目的各异，一部经或一卷经往往由许多施主共同施刻。

　　（五）皇伯赵王　皇伯汉王

　　按“皇伯赵王”、“皇伯汉王”乃一人也。他是金世宗完颜雍的长子永中，是一位很有权势的显贵。《金史》卷八十五云：

　　世宗昭德皇后生显宗赵王苏尼、越王萨唠勒。元氏生镐王永中，越王永功。元妃李氏生郑王永蹈、卫绍王永济、潞王永德。昭仪氏生豫王永成。才人石抹氏生夔王永生。苏尼、萨唠勒皆早卒。

　　镐王永中本名萨喇勒，又名万僧。大定元年封许王，五年判大兴尹，七年进封越王、十一年进封赵王，十三年拜枢密史。章宗即位（大定二十九年）起复判西京留守进封汉王。明昌二年四月进封并王，三年判平阳府进封镐王。明昌五年诏赐永中死。

　　又《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云：

　　十一年十二月辛酉进封越王永中赵王。

　　十三年八月丁卯判大兴尹赵王永中为枢密使。

　　二十一年七月丁酉枢密使赵王罢。

　　二十四三月癸卯赵王永中留辅太子。

　　二十六年五月甲申赵王永中复为枢密使。

　　又《金史》卷九　《章宗本纪》云：

　　二十九年闰五月丙子进封赵王永中汉王。

　　明昌二年四月甲午改封永中为并王。

　　综上述记载，世宗长子永中于大定十一年（1171）进封赵王，二十九年进封汉王，章宗明昌二年（1191）改封并王，三年（1192）进封镐王。《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两部经共计一百○一卷，其中永中施刻七十四卷，刻经七百余石，数量很多，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从题名的“封号”参照史书可以考证刻经的年代和一些情况。

　　《增一阿含经》始刻于正隆二年（1157），前十三卷为其他人施刻，自第十四卷起经末题记为“皇伯赵王”，应该是在大定十一年十二月以后，距卷一正隆二年，中间相隔十五年或更多。卷三十六的第十二纸题记为“皇伯赵王”而第十三纸则改为“皇伯汉王”，这时应该是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闰五月以后，但其中卷四十一和卷四十二又是“皇伯赵王”，自卷四十三至卷终则都是“皇伯汉王”。这部经从正隆二年开始刻造至大定二十九年（或稍后）终止，历时三十三年之久！？

　　《杂阿含经》卷十经末刻有大定甲申年（即四年，1164），前十卷都是其他施主所刻。自卷十一起才是“皇伯汉王”施刻，即大定二十九年闰五月至明昌二年四月以前这段时间，因为汉王永中于四月以后改封并王。这个“并王”的封号在题记中未发现过。这部经的后三十七卷的刻造只用了两年时间。此经始刻于大定四年或稍前，至卷四十七却相隔达二十八年（1164—1191）。这部经在现存经版中还缺少三卷，而缺卷中又有卷四十六的一石收入《陶斋藏石记》。该书卷四十二载：

　　皇伯汉王为世宗皇帝造佛经　计二石，各高一尺四寸六分，广二尺四寸，俱二十八行，行十七字，正书。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息　七纸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息　八纸　经文不录

　　皇伯汉王　奉为　先皇世宗圣明仁孝皇帝造

　　是刻无朝代年月，幸题款二行可考。世宗圣明仁孝皇帝金世宗也。汉王则世宗子永中也。世宗太子允恭，以大定二十五年薨，子即章宗。后以皇太孙嗣位传称，永中乃世宗长子，则实太子庶兄，故于章宗为皇伯。永中以大定二十九年五月进封汉王，至明昌二年四月改封并王。计为汉王时甫及二年，是经之刻必在此二年中矣。永中本名允中，以避显宗讳改，显宗即世宗太子，章宗时追尊者也。

　　按此并非二石，乃一石之正背两面，“七纸”之拓片现藏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八纸”原拓片现存北京图书馆金石部。

　　《杂阿含经》每卷刻造平均约十石，三卷即约三十石，何以迄今只流传一石在外？这部经是否未刻全？如果刻全为何有三卷经版未瘗藏地穴？地穴是否被盗掘过？这一系列疑问的提出是很自然的。

　　据1957年发掘情况分析，地穴是在释迦佛舍利塔废墟塔基以南一米，面层覆以方砖，边沿整齐。启开面层后，地穴分南北两部分可称之为二穴，中间隔有一米宽土墙。北部大于南部，瘗藏经版六层。北部藏经六千二百九十五石；南部藏经三千七百八十七石，共计一万○八十二石，除北部第二层夹有大经版一百六十三片外，其余南北两穴皆为小碑。北部每层平均一千余片；南部每层六百三十余石。《杂阿含经》现存五百一十一石。发掘编号自6353 号至7339号，是藏于南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石经。从当时发掘现场看，面层经版排列十分完整，并无被盗掘而缺损的迹象。因此可以证实当时这些缺卷没有瘗藏在地穴之内。一般来说，一部经总是要刻全的，不会余下两卷不刻。既然卷四十六未藏穴内又有一石流传在外，其它各石只是有待今后发现，才能作出结论。

　　（六）《谦公法师灵塔铭》

　　金代自天眷三年至泰和元年（1140—1201）在云居寺附近立有幢塔十余座，惜均损坏无存。1979年北京图书馆接受捐赠金石拓片中，有金泰和元年《谦公法师灵塔铭》拓片一件：

　　法师姓严氏，世居范阳，先贤人也。……自童雉间，不留髻发，天赋渊靖，性乐空门。父母察而异之，遂许出家于石经山云居寺，礼禅师坦上人为师，训法名义谦。……中年以来，参禅入道，遇柏山宝老，禅教双通，大众请为提举寺事，靡不推重。大定二十年，有兹院大众，本里坛信以施状请匡摄荒蓝。师至日，改律为禅，罄中锡衣，□兼化随心。施者重修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鼎新。皆参道力，特诱华严。经邑门徒，众仅数千，供给斋粮，未曾有缺，香厨饮膳丰余，安居二九载矣。……

　　铭曰：

　　谦公法师，范水先贤，出家云居，戒品周圆，升猊挥麈，度日生缘，诣斯古刹，更律为禅，别兴庵舍，廊宇重鲜。斋粮丰厚，门徒数千。如影如幻，世态非坚。右胁而卒，卧蜕如禅。清风朗月，七十三年，即相离相，非言可宣。

　　金泰和元年二月二十三日门人道成等建

　　□□法嗣，□禅沙门，具列如后：

　　道琳、道成、道璞、道玲、道琦、道瑀、道初、道直、道珣、道玉、道琛，道玘、道坚、道蟾、圆信、尼道真、尼道应（下略）

　　汉王永中施刻《增一阿含经》和《杂阿含经》时，云居寺正处于义谦法师主持之际。“经邑门徒，众仅数千”，“香厨饮膳丰余，安居二九载矣”可以想见当时云居寺香火之隆盛，而且有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安定生活。但铭文只字未提镌造石经的事。辽金两代刻经的特点不仅是经末题记极多，而且把书经人、刻经人的名字多刻在石上。但在这时期的石经版上，还没有发现上述铭文中建立幢塔僧众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