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左转：左翼理想如何影响艺术创作

2014-09-24 17:07:19 作者：朱洁树来源：东方早报已浏览次

1960年代意大利贫穷运动艺术家米开朗琪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的现场创作

“左”/“右”之分始于法国大革命，《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呈现的这组专稿无意为艺术家划分派别立场，只想探究左翼理想主义的意象如何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在机构体制、市场规律的纵横交错间，极少数的全球精英主导着当代艺术领域，然而左派艺术依然具有非凡的繁殖能力，或许证明了社会的改变是人心持久的渴望。

“我们这些与国王、教廷相关的人士选择坐在主持者右边，尽量避开来自另一边的吵嚷声和污言秽语……有几次我试着坐在其他方位，以便可以自由选择立场和意见，但我绝不会坐在左边。如果坐在那里，我就会成为唯一的与众不同的投票者，会受到周遭人的嘲弄。”

戈维尔男爵记录了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的场景—保守的贵族坐在右边，寻求革命的平民坐在左边。自那以后，“左”和“右”的空间坐标成为一种区分政治立场的概念。

左派艺术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乎同一时刻。当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同意复制其作品《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1793-1794）用以支持革命活动的政治宣传，他永远改变了图像的意义和力量。

《马拉之死》表现了马拉被刺身亡的场景：死者胸口的伤口清晰可见，鲜血染红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药液，握着鹅毛笔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只手上还握着凶手—女刺客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递给他的字条。马拉因为皮肤疾病不得不坐在浴缸中工作，但大卫的绘画对其做了唯美化的处理，并未表现其皮肤病的症状，相反，马拉尸体摆出的“优美”姿态令不少艺术评论家联想到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像》，而画面中对于光的处理有卡拉瓦乔《耶稣下葬》的风格。

马拉是山岳党的领袖，该党派以其成员在国民议会时都坐在议厅最左侧的高台上得名。与其站在同一阵营的画家希望这幅作品讲述的故事能够传达给更多人。《马拉之死》的归宿并不仅仅是博物馆，艺术家希望它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传播。他让自己的工作室复制这幅画像，使其随着游行的队伍抵达整个法国，并将革命的讯息传播开来。

《马拉之死》成为了左派艺术奠定基准的经典图像。自那以后，与左翼思潮相关的艺术作品，就如同左派的理念一样，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表述中，形成了参差多态的面貌和形式。这类作品的创作者也许是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或者是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罗钦可），也可能是女性主义者（“游击队女孩”）。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关于左派的经典意象—平等、大众、集体，以及对于经济体制的反思—是他们共同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不同的左翼思想对于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泰特利物浦美术馆艺术总监弗朗西斯科·马纳柯达（Francesco Manacorda）如是说。泰特利物浦举办的展览“艺术左转：价值观如何改变了创作1789-2013”（Art Turning Left: How Values Changed Making 1789-2013）于今年2月落下帷幕，展览通过“艺术能渗透日常生活吗？”“我们需要知道谁在创作艺术吗？”“艺术如何以集体的嗓音发声？”“追求平等会改变艺术创作方式吗？”“参与艺术会自动分配平等吗？”等一系列问题为线索交织出左派的艺术图景。

7月开始，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V&A）博物馆，另一场名为“不听话的对象”（Disobedient ts）的展览亦将探讨上世纪80年代至今推进社会变革的草根运动中涌现出的艺术和设计作品。紧接着的11月，美国旧金山的德容（de young）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基思·哈林：政治线条”（Keith Haring: The Political Line）将会呈现艺术家对种族问题、核问题、资本主义问题、环境问题，同性恋及艾滋病问题的关切。

艺术如何介入社会？艺术家的价值观和立场如何影响了艺术创作？“艺术左转”到“不听话的对象”，艺术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始终是艺术领域关心的问题，左派思想中颠覆现状的渴望对于艺术的创作、分配和消费有什么影响也是很多策展人关心的话题。

在机构体制、市场规律的纵横交错间，极少数的全球精英主导着当代艺术领域，即便如此，左派艺术依然具有非凡的繁殖能力，或许证明了社会的改变是人心持久的渴望。

让艺术进入千家万户

将艺术带给大众、让大众参与艺术的理念始终是左派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你看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壁纸，未必能一眼看出它的“社会主义”内涵，而今在家中装饰这类壁纸的人也许并非工人阶级，但它确实是在社会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生产出来的。

英国人莫里斯是工艺美术运动（Art Craft Movement）的主导者。他决意复兴在他看来几近被工业革命摧毁的手工业传统，大力宣扬手工劳作，在其中，普通工匠也可以为自己的杰作而愉悦。莫里斯同时希望精美的陈设不止囿于富人，还应当进入寻常百姓家。为了实现这两个理想，1861年，莫里斯成立了“莫里斯、马歇尔与福克纳公司”（MMF），通过彩色玻璃、金属制品、壁纸、织物、地毯等产品，试图将艺术之美送入千家万户。然而这两个看似从普罗大众出发的理想化的目标却又是互相矛盾的。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大型工厂的规模化发展，手工制品的成本远远超出了机制品，莫里斯的产品通常是市面上最昂贵的。

然而，打破艺术和工艺之间的壁垒本身就具有其政治姿态。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包豪斯也有类似理想。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艺术家在1919年创立的“艺术公会”（Arbeitsrat für Kunst）在某种程度上与威廉·莫里斯的理念有相似之处，却又采取了迥异的途径。他们拥抱现代生产理念。但他们同样有破坏既有美术和工艺分隔的理想，并在各种领域为所有的人生产产品。

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和德国的包豪斯都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艺术家领导并试图让劳动者参与其中实践他们的理想。更具有革命性的实践，则是完全摒弃艺术的个人标签，创作一种平等主义、风格统一的艺术。

在20世纪初期，俄罗斯成为最令人激动的试验场。在那个充满新希望、新理想的时代，大量艺术家投身于革命热潮。根据“集体主义”的理念，个体只不过是更伟大集体利益的一个部分，艺术家抛弃了署名，摒除了个人化的创造，取而代之的是根据科学原则的美学创作。

责任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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