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艺术 怎么了?

对谈亚洲文献库创会董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庆基

编者按：据资料显示，香港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的艺术交易场所。但这个地方的本土艺术发展却没有得益于这个兴盛发展的势头，它依然是静静地独立生长着。无论是高校的艺术教育方面，还是本地画廊的支持，政府的支持都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解决。雅昌艺术网记者独家对谈见证了香港艺术圈发展的亚洲文献库创会董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庆基，共同“把脉”香港本土艺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才能“好起来”?

何庆基，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及宗教系的文化管理硕士课程主任。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创办人，英国文化月刊《AfterAl》顾问，《文化现场》杂志董事局主席。曾任香港艺术中心展览总监及上海当代艺术馆创馆馆长自1980 年代后期开始，策划逾百个本地及海外展览，包括担任第二及第三届澳洲《亚太艺术三年展》的客席策展人，哥本哈根《货柜箱96》大展的亚洲区策展人。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顾问小组成员，负责构思西九的M+博物馆、亚洲文献库创会董事，并任第十三届《文献展》国际委员会成员，负责甄选大展的艺术总监。从事文化评论工作多年，分别为香港及海外报刊杂志如《艺术新闻》、《信报》等撰写文章。

从西九这根藤牵出的一堆问题

西九文化区，这个从回归以来就成为香港艺术文化发展一个不得不提的名词。西九文化区就像一根藤，将香港本土艺术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都一并拉出：艺术项目如何与地产项目共处?政府在艺术发展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西九文化区=地产项目?

记者：从今年开始，西九艺术区计划开始重新启动了。您作为最早参与这个项目的一员，能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扰攘了十几年的计划的发展始末吗?

何：西九文化计划起源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有一个名为《歌声魅影》的歌剧到港演出，十分成功。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主办方决定加场表演，但是全香港居然没能找到场地，因为全部的场地都已经有了预约。因此在这个事件的推动下，香港人要求本地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歌剧院。然后等到97年回归后，香港遭遇了金融风暴，然后大家才发现发展文化事业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于是就构思了一个西九文化区的项目。

在2006年，香港政府拿出了第一个方案，当时的社区反应就很强。因为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文化区的项目，而是一个穿着文化外衣的地产项目。其中最荒谬的是，文化区里面的博物馆居然是由地厂商来设计和管理。因为这样的争议，政府宣布收回这个方案，重新设计。在这个阶段，一些真正专业的人士开始进入这个项目。政府的构思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区，里面会有一个面积堪比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的美术馆。然后还有不同形式的大小剧场，总共有19个。此外还会包括住宅和商场。而文化区全部的建设将由政府出资完成，但日后的整体运营资金，将由住宅和商场的收益来提供。

行不通的博物馆公司化?

记者：香港的博物馆其实大部分都是公营机构，在去年，有16家博物馆和艺术馆向政府申请“公司化”但被否决了。这项否决会不会影响了以后在西九里面开设的那些博物馆和艺术馆呢?

何：其实你刚说的香港博物馆等都是公营机构，也就意味着里面的是公务员，会是非专业人士。而且公务员制度是非常讲求规矩的，不追求个人特色。公务员文化其实是和博物馆的文化是矛盾的。所以香港文化界一直要求博物馆要“公司化”。“公司化”不代表政府能不拨款，只是表示博物馆的运作模式必须是独立的。在2003年，香港政府的一份文化政策报告推荐了“公司化”这种运营模式。然后为此政府成立了一个博物馆委员会花了四年的时间来推销公司化。但是后来，政府却主动取消了这个模式。这表明了政府根本就是不敢去尝试公司化这个模式。

因此在西九艺术区的计划里，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政府不可以插手博物馆及美术馆的管理，这些机构不能用公务员的机制去运作。但是这些始终都是政府拨款的，政府有一个监测角色在这里。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到底政府的参与性会是多大呢?管辖有多大?这个暂时而言还是未知之数。好像政府说他会委托一个委员会来监管，但是里面可能全部都是政府的人，或者这些人都不懂艺术的。这样一样是行不通的。

像现在西九已经成立了一个管理局，里面能够说事的，都不是艺术界人士。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但这个不单是香港的问题，其实外国也在面对这样的问题。

香港艺术发展中政府的角色?

记者：可能从外界的报道中看，香港政府对艺术发展尚算扶持。但是在您的描述中，政府反而有阻碍艺术发展之嫌。您觉得在香港的艺术发展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何：艺术发展在今天而言必须要政府撑腰，资助。就像是欧洲的政府操作模式一样，应该是远距离地操控。何谓远距离操控呢?就是我给你钱，然后我会监控你的运作，好像你的开支、整体发展思路等，但在实际的专业运作层面上是不干涉的。这个模式在欧洲是非常成功的。但在香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不相信艺术家和民间力量。所以政府会委托一下他觉得舒服的人去监测，但这些人都不可能是最专业的。

我也曾在上海工作过，我觉得相较于香港，内地其实是有较香港有优势的。虽然也是有很多的监管，但是内地的官员权力较大，可能只要他相信你，你就能获得机会。香港不是的。可能是一个政府官员觉得你OK，但是还要经过很多咨询会，委员会来审核。可能一些真正有才华有创意的人，是受不了这样官僚的模式。他觉得他的时间不应该花在这些咨询会委员会上面。当然这两个机制都不是完美的，内地那套机制很有可能会因为官员信错了一个人，就会搞到整件事黄了。香港的这套机制呢，不会出现很大的错误，但同样也不会出现很优秀的东西。

香港艺术土壤如何?

许多人叫香港为“文化沙漠”，觉得这个地方并没有适合艺术文化发展。何庆基认为，香港的高物价高地价，让艺术家生存艰难，竞争机制缺失。加上政府虽然在艺术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是在政策制定上缺乏远见性和长期性，让香港本土艺术发展土壤“先天营养不足，后天发育不良”。

本土艺术缺乏竞争

记：在香港进行艺术创作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是文化氛围?还是让艺术家进行创作的空间不足?

何：这要分开两方面去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介怀你身处的环境的都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的。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关于艺术家的扶持机制上，这个香港相较而言是比较弱的。第一，空间贵，很少艺术家能有画室。第二，展出机会比较少。整个艺术圈的生态很弱，有很多缺失。好像香港的艺术评论是很弱的。这也是政府在制订政策上的缺失。政府较为重视赞助展览、表演，但是在评论和教育上却不大重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许多人在制作艺术，但是没有人看得懂，没人有兴趣。这样你说艺术要怎样发展呢?

这个说到底还是因为制度问题。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是采用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它训练出来的人要求是通识的，按规定大概三年就要更换一个职位。他不想因你太专业而垄断一个位置。但这个在处理艺术问题上就会有问题。因为艺术是非常专门的一个学问。因此政府官员就不会帮艺术去解决一些很持久性的问题。因为改善艺术圈生态是需要10年及更长时间的工作。所以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是每次都得不到正面的效果。

另一个是在香港隔壁，是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艺术圈。因此在内地艺术圈，艺术人口众多。但是在香港，最顶尖的艺术家占全港艺术人口的比例，可能就只是两三人。因此整个艺术竞争机制较内地而言是比较弱的。加上内地崛起，让香港发展更加边缘化。

缺乏沟通的政府与民间

记者：如今香港的高地价令到许多年轻艺术家都面临困境，之前政府的“活化工厦”计划更加让艺术家感觉生存艰难。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何：其实“活化工厦”并不是打算去帮文化界的。他主要是考虑商业方面的，多些发展物业多有税收。许多本土艺术家在2003年“非典”期间，趁着楼价低迷开始租用一些较大的空间作为工作室。其实活化工厦，是赶绝了这些艺术家的。因此艺术家抗议，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石硖尾将一些工厦翻新租给艺术家，将这里变成一个艺术区。但是经过翻新后的空间价格依旧高昂。不仅吓退了艺术家，而且因为石硖尾是一个较为平民的社区，居民看到这样的地方反而不敢走进去。好像将这个地方变成了动物园一样，大众看艺术家就是“看，这个是画家”“这个是雕塑家”，十分怪异。

政府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的，例如对艺术家进行资助，在这些大厦内租用一块场地给艺术家做展览等。这样才是对一个文化区有机的培育。可惜如今政府的逻辑是，一定要全部重建。这是一个对资源的浪费。一个西九龙文化区花费218亿港元，其实只要政府拿出2800万去火炭，扶持艺术家发展，香港的艺术发展就能很好地发展了。其实这体现了，政府不愿意跟民间去协商，不了解民间需要。这个问题其实在国内也是十分突出的。

出走与留守，都是问题

记者：据您所知，有没有香港艺术家选择北上神州找新的发展?香港艺术家北上的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何：有，还挺多的。因为你在北京租用一个画室都会比香港便宜很多，甚至你还可以请一些人帮你做作品。而且北京现在是当代艺术发展中心，机会也会比较多。但其实如果你从一个到令一个地方生活，总会有种精神分裂的经验的。首先是文化氛围很难有所认同，其次是语言，还有当地生活圈子也很难打进去。你在北京要画什么呢?总不能在北京画香港吧。然后在北上的经验中找到创作题材，这是每一个香港艺术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记者：综观历届ART HK，越办越红火，但是都对香港本土艺术家的推荐不足，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的?

何：香港作为第三大艺术交易市场，其实是有许多客观的因素决定的。人家看中香港搞博览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香港艺术，而是喜欢这里的税制和组织能力。在这个平台上没有香港艺术的身影，似乎变成了香港艺术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