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尽摄毫端绘就屈原“情结”
端午佳节,品思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永远是端午节节日中绕不开的话题。纵观屈原这一生,无论是他高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时,他心中思考最多的还是楚国的社稷安慰。
屈原的爱国精神也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加浓厚,普遍而深刻,对历朝历代的书画家的人格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山水画大师傅抱石笔下的“屈原情结”尤为表现突出。
易名“抱石”折服屈原高尚人格
1921年,十七岁的傅抱石为了贴补家用,课余帮人刻章赚钱,并易名为“抱石”,自号“抱石斋主人”。
这里的“抱石”两字可能是取自司马迁《史纪•屈原列 传》之“(屈原)抱石自投汩罗”,1935年5月,“傅抱石金石书画展”在日本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其中三枚印章的内容是取自屈原的诗句,一枚浅红芙蓉石白文印印文便是“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边款上更是刻屈原《渔父》全文,共210字;另一是豆绿青田石白文印,印文是“阳春白雪”边款刻了《楚辞•宋玉对 楚王问》全文,共246字;还有一枚鸡血石白文印,印面仅有3×4厘米,在其三面刻录屈原《离骚》全文,加上序、跋,共计2765字。这三枚印章更是印证了傅抱石对屈原作品的钟爱与迷恋。
尽摄毫端展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傅抱石开始了屈原像和《九歌》人物的创作的。傅抱石从四十年代开始,到五十年代直至1965年去世,在其一生的作品当中,以屈原或以屈原作品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数量相当可观,或啸吟或踟躇、或浪漫或沉郁,或唯我或唯众,或不羁或无为……万种情态,尽摄毫端。
其原因,一是他始终服膺屈原对国家的无限忠忱及其高尚的品格和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二是在抗战期间,他曾与老友郭沫若一同通过屈原这一伟大形象宣扬爱国精神,借此唤起国民的战斗情绪,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1942年,郭沬若在重庆撰写五幕剧《屈原》,他指出:“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 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表达了意欲通过屈原的爱国情怀鞭挞现实的黑暗以抒发义忿的写作目的。)
傅抱石以精细的线描用心勾画了屈原的形象,将大片画面让与江水,使得观者在聚焦屈原的同时,感受到一种孤独无助的悲凉。他给屈原一个具体和现代的形象的同时,也反映了自己跟诗人一样,赤胆忠心的爱国精神、心系苍生的忧患意识展现在中国人物画里面。
《屈原》创作于1942年,立轴,设色纸本,83x57cm
傅抱石先后至少创作了七帧《屈原像》,显示他对屈原的敬重。南京博物院藏有两帧作于40年代的《屈原像》;傅家也曾藏有一帧1953所作的《屈原行吟图》;50年代的另一作品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3件为私人收藏,其中一件曾为新加坡收藏家潘受所拥有,另一件《屈原像》是创作于1947年的扇面, 最后一帧是创作于1953年的横披《屈子行吟图》。
壬午《屈原》1942年
画面上屈原散发披头,身着素衣,独立江畔而失魂落魄,身后是芦苇丛生的江潭泽畔,前方是苍茫浩瀚的汨罗江水,江水茫茫几接云天,无边无际,十分映衬“屈子泽畔行吟”的意境,极为形象地刻画了屈原投江赴死前得神态。
整幅画用线高古,有六朝遗风,屈原的衣纹线条柔劲,毫无粗细轻重变化,一气呵成,圆转的线条颇显人物的风神。《屈原》图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屈原的眼睛,顾恺 之曾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此图屈原忧愤不已,饱含感情,将忧国忧民的情态写露无遗,很符合传统人物画所要求的“气韵生动”的标准。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1944年,镜心,设色纸本,84x113cm
此作写于1944年,正值日本侵华的黑暗时期,画中屈原身着长袍,蓄发长髯,腰佩宝剑,缓步行吟于泽畔,神情抑郁,但右手正欲握宝剑之状,又显出一种坚韧不屈。人物以圆润、纤细、绵长的线条绘出,面部精确而生动,衣纹飘逸,头发和胡须以散锋重墨画出。岸边散乱摇曳的杂草和水上波浪以“抱石皴”皴擦而成,一些杂草直接以中锋画出,力透纸背,充满动感。整体既反映出屈原在江边徘徊时的复杂情绪,亦折射出画家在战乱中的愤慨和忧虑。
傅抱石《屈原渔父图》1954年
傅抱石的《屈原渔父图》巧妙地运用反衬的手法,令屈原与渔父两个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画上题诗为《楚辞》中的《渔父》,屈原以一段虚构的对话来表达自己不欢的情绪。文中提及 悴不安的屈原于河边遇见渔父,渔父感好奇而问诗人为何在放流。屈原回答道:“因为世人都是混浊之辈,而单单只有我是清白的;因为众人皆醉了,而单单只有 我是清醒。所以我就被放逐到这里来。”渔父告诉屈原圣人不应受到外物的牵绊,而应能跟随世俗而作自我调整;但屈原坚决拒绝渔父的意见。最后渔父唱着歌,慢慢泛舟而去。
在画家精心描绘的细节下,人物的外貌和性格表露无遗。屈原整齐的头发和衣服,脸上体现着智慧及其反对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渔父满面皱纹、皮肤黝黑,是他辛劳工作的标志。傅抱石透过画中人物极深刻的眼神流露情感,令观者不禁猜测屈原及渔父之所想。
屈原 设色纸本 1963年作
这幅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原屈像》打破了以前的构图模式,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构思。在这幅画中,屈原坐在餐桌旁。餐桌上摆好了饭菜和餐具,但屈原并没有进食。他左手把着酒壶,右手伸向前方,像是正在表达某种思想。头部微微抬起,双眼似乎在凝视着什么,表情深沉而带有忧愤之色。一女子跪在旁边,双手合拢,低头转向屈原。
呕心沥血创《九歌》
屈原楚辞之九歌是傅抱石先生平生极尽心力之创作题材。
1953年夏天,在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出版后不久,仍沉浸于《屈子行吟图》创作激情中的傅抱石受到全国纪念屈原气氛的感染,拟根据《屈原赋今译》为次年“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酝酿创作。傅抱石认真研读《九歌今译》,时断时续地思索着、经营着,入冬以后开始涉笔。
1954年10月7日,傅抱石通过综合历代《九歌》图像,历数月艰辛,极有意识地以册页的形式分别将《九歌》文字加以图绘,创作构思了《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鬼、大司命、小司命、云中君、东皇太一等,用形象的绘画语言与郭沫若的文字遥相呼应。
傅抱石赋予各种人物不同的鲜明性格,或热烈奔放,或超然物外,或坚毅刚强,其表现手法变化多端,构思意象新颖独特,很好地契合了屈原的诗意。
他细心地绘制了每个图像,可以让观者仔细地、饶有兴味地欣赏,并进而完成从图像到文字、再从文字到图像的反刍式联想,体会《九歌今译》的要旨。这些书有白话文字的画作,配合民歌般的词意,傅抱石在人物形象、笔墨风格上都作了一定的调整,具有一定的世俗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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