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中国美术与苏联影响

　　斯大林时期创造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美术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源流，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这一时期内中苏关系的现状。后来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逐渐地被“革命的现实主义”所替代，尽管这两个词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则更具有中国特色，因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党性”和“阶级性”，而添加了“革命性”。这一发展正好诠释了1949年以后的17年到“文革”这一时期美术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上图刘开渠《斯大林像》（雕塑）1954年）

　　苏联和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影响始于30年代。鲁迅在推广和介绍俄罗斯美术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后从法国毕业的徐悲鸿也对苏联的现实主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为1936年出版的《苏联美术史》作序，为引进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延安时期，许多美术工作者也吸收了苏联美术的经验，其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美术工作者争相借鉴的唯一范本。

　　武德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年画），1951年

　　1949年后，基于延安美术的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美术对中国美术有着广泛的影响。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是当时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新生的中国政权的立足和发展。因此全国美协为配合这一政治事件而发出通知，号召全国美术工作者广泛地宣传中苏友好的重大意义。28日，东北文联美术工作委员会立即召开“苏联美术作品欣赏座谈会”，一批革命美术的先躯人物王曼硕、古元、高莽、夏风、张望、刘迅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意见。8月，《人民美术》第4期重点介绍了苏联美术。从1951年4 月《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开始，各种类型的苏联美术展览相继到中国来展出，每次展览都得到了媒体的配合宣传。仅上述的展览，《人民日报》就多次作过介绍。195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向苏联艺术家学习》。1954年5月1日，江丰、王朝闻、蔡若虹、王式廓、米谷作为中国文化部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他们回国后，全国美协召集在京的理事和美术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了座谈会，请他们介绍苏联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江丰也向美院的师生作了汇报。这一年的9月， 苏联美术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盖拉西莫夫致函全国美协，表示支持全国美协制定的进一步工作计划，至此苏联的美术援助工作开始启动。1954年，准备已久的《美术》杂志创刊，创刊号用了主要的篇幅刊登了苏联的美术作品，而与这一期同时介绍的则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经典作品——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可见苏联美术在当时的重要性——成了现代洋艺术的经典。从创刊号起，《美术》每一期都发表了有关苏联美术理论或技法的翻译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普及苏联美术理论，指导当时的美术创作，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连载的《业余画家素描与绘画教材》，曾经是许多学画者必读的文字，影响了中

　　国的几代画家。

　　沙更世《春暖花开迎贵宾，中苏情谊似海深》（年画），1958年

　　苏联美术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总结为3个人和1个体系——盖拉西莫夫、扎莫施金、马克西莫夫，以及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

　　1954年9月30日，苏联人民美术家、 苏联美术院院长盖拉西莫夫作为中苏美术交流的先行者先期来我国访问。他1944年创作的《画家群像》，于1946年获得斯大林奖金。《美术》第4期发表文章《欢迎苏联卓越的艺术家盖拉西莫夫》。10月30日， 盖拉西莫夫在离开中国前，发表了《致中国美术家们的友谊赠言》。11月30日，全国美协在京举办《苏联人民艺术家盖拉西莫夫旅行中国水彩写生观摩会》，其间盖拉西莫夫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的报告。

　　10月2日，北京苏联展览馆开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同时开幕。 这个展览中的造型艺术展览馆共展出苏联各类美术作品280件。 苏联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院院长扎莫施金主持了造型艺术馆的展出，他在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我国的美术工作者介绍苏联造型艺术的创作经验和成就。在展览会上，扎莫施金每天利用开馆前的一二小时的时间向我国的美术工作者作分析介绍，“通过这些作品，深入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苏联造型艺术的成就。”仅在北京展出的3 个月的时间内，他的讲解就多达40余次，听讲者中有远从云南、四川以及全国各地来的美术工作者2千余人。他在上海也向各地来的美术工作者1500 余人作了15次现场讲解。扎莫施金还在北京做了多次专题讲演和小型报告会，还和中央美院的教授举行了座谈。《美术》第11期对这个展览作了专题报道，编者的文章称这个展览“给予我国美术家们一个很好的，对社会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机会，通过这次学习，将会促进我们的美术创作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而这个展览“已成为我国美术家学习的中心，许多美术部门和美术学校都相继组织美术家前往参观，并举行了专题研究和座谈会。”这个展览对当时中国的许多油画家来说，都是第一次目睹了苏联油画的风彩，他们于激动之余从中体会到了那迷人的灰调子的魅力。

　　伴随着经济建设中各个专业的苏联专家相继来到中国，1955年2月19日， 苏联著名油画家、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苏里柯夫美术学院教授康斯坦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美术方面的专家来到北京，出任中央美院顾问。江丰在欢迎会上说：“马克西莫夫同志来到中国，使我们有机会直接的、有系统的学习苏联的先进艺术经验。我们相信在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指导下，不论在我们的美术教育事业上，或在油画师资的培养上，将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宝贵的贡献。”马克西莫夫不仅是一位油画家，其作品《拖拉机手》曾获全苏美展奖，同时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教育家，并且热爱中国艺术。马克西莫夫来到中国后具有很高的地位，在许多重要的场合都请他发表讲话。5月12日，他在美协全国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非常具体地谈到了什么是油画的技巧？需要描绘什么样的生活的真实？题材和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还谈了肖像画、风景画的问题，特别提到了在创作中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提醒中国的艺术家们防止对苏联艺术家机械的模仿，防止在处理一幅画的时候重复构图上的公式。”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院举办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油画进修班”，参加进修班的都是受过高等美术院校的专业训练、已有一

　　定创作成就的青年教师和油画家，他们是侯一民、詹建俊、靳尚谊、任梦璋、王流秋、俞云阶、秦征、王德威、高虹、何孔德、谌北新、魏传义、武德祖、汪诚仪、袁浩、王恤珠等。7月1日，文化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全国22个院校、9个师范学院素描教研组、2个戏剧学院素描教研组和4个工学院建筑系美术教研组的教员5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马克西莫夫在会上作了关于素描原理及教学问题的报告。继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之后，文化部又于1956年9月1日在北京举办了“油画教学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吕斯百、倪贻德、李宗津、卫天霖等著名的中国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油画技法和教学问题的报告。“油画进修班”于1957年结束，当学员的毕业作品展出的时候，受过马克西莫夫指导的中国年轻的油画家们在创作上出现了新的气象，王流秋的《转移》、王德威的《英雄的姐妹们》、秦征的《家》、 詹建俊的《起家》、 谌北新的《晨》、任梦璋的《收获季节》、侯一民的《青年地下工作者》、高虹的《孤儿》、袁浩的《长江的黎明》、王恤朱的《待渡》等，都表现出一种更加扎实的绘画功底，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而这一批学员在后来美术创作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油画继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等老辈画家之后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通过“油画进修班”，马克西莫夫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通过这个进修班的学员，苏式教育体系很快在中国形成，而与之相关的苏联油画创作模式也成为中国油画的一种必然要求。1957年5月 19日至6月9日，中央美院和全国美协联合举办了《苏联油画家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习作展览》，展出了他的油画、水彩、素描、速写84件，又进一步扩大了马克西莫夫在中国油画界的影响。

　　从50年代初学习苏联开始，美术是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这两种方式，全面引进苏联的美术。1952年派出了第一批留苏学美术的学生，到1962年共有罗工柳、李天祥、林岗、萧锋、全山石、邓澍、郭绍纲、冯真、张华清、徐明华、苏高礼、李骏等，他们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其中的许多人在此前的美术创作中已有获得声名的重要作品，如林岗曾经获得新年画创作评奖的一等奖。他们就学于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列宾美术学院，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杭州、南京、广州的几所美术院校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传播了苏联油画的技巧和方法，是建立苏式教育体系的主要骨干。而他们在后来的美术创作中也都有一些现代油画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中，还有一批学习文艺（美术）理论的学生，他们在学成归国后，程永江（1953——1959）、邵大箴（1955——1960）分配到中央美院，奚静之（1955——1960）分配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李玉兰（1955——1960）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谭永森（1956——1961）分配到浙江美术学院。他们基本上都在教学和研究岗位上，对苏联美术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有关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1957年3月， 全国美协举办了最近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造型艺术家代表团的油画家、版画家保加斯基、雕塑家谢里汉诺夫、工艺美术家柯杠西娜和风景画家扎已斯达在我国各地参观中所作的写生作品观摩会，并组织中国美术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1957年4月3日，全国美协召集在京的理事和著名美术家40余人举行报告会，请出席“苏联第一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的刘开渠、王朝闻报告参加大会的经过和感想，以及参观展览会和与苏联美术家接触后的印象。这一年的10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美术通过各种展览在中国得到

　　了广泛的传播。首先是全国许多省市的美协都举办了苏联美术作品（图片）展览会和各类专题展览以及座谈会。11月5日，根据中苏友好协定， 由对外文化联络局举办的《十八—二十世纪俄罗斯绘画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共展出了列宁格勒俄罗斯美术馆收藏的45位油画家的63幅作品。6日，由中苏友好协会、 全国美协和中央美院联合举办的《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苏联版画展览会》也在北京开幕。而由全国美协举办的《十月革命历史画复制品展》也同时开幕。这个月的《美术》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向先进的苏联美术学习》，指出：“苏联美术对中国美术的积极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全国解放之后，两国美术家有了广泛的接触，工作上有了亲密的合作，苏联美术的复制品以至原作来到中国，许多有关创作的苏联美术理论也大量翻译出来，为中国美术家向苏联学习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中国美术家分明懂得，为了前进，必须向先进的苏联学习。”与此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盖拉西莫夫的著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斗争》。

　　全山石《前赴后继》（油画），180×152厘米，1959年，中国美术馆藏

　　根据中苏文化协定，1958年7月8 日《1955—1957 苏联美术家作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共展出各类美术作品540余件。此后，因为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 有关的展览逐渐减少，但是在油画教学和创作中苏联模式并没有因此而减弱。需要指出的是，自50年代以来，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相关国家间的美术交流，对中国油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在60年代初，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行的为期2 年的“油画训练班”，对于中国油画中强调结构和表现这一流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苏联模式作了一些有益的补充。

　　苏联美术对50年代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而中苏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贯穿于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之中，而那些脍炙人口的苏联画家和作品曾经被中国画家竞相临摹，特别是那些用国画的宣纸、笔墨、色彩临摹的作品成了这一时期苏联影响的最好例证。虽然1963年中苏关系破裂，但是苏联油画对中国油画的影响却没有因此而中断。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普及的苏式教育模式尽管有一定的副作用，在创作中也出现了单一化的倾向，但是作为中国体系建立初期的过渡，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引进苏联体系而逐渐消化吸收、融合发展，特别是对一代画家造型能力的提高，绘画技巧的加强，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当这一代画家中的许多人成为20世纪末期中国油画界的大师时，当我们用美术史的眼光审视他们在美术史上留下的一系列重要作品时，这种积极的意义就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