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镂空技术一枝独秀

龙山文化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向商周青铜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它以精美绝伦的黑陶闻名于世，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以及部分长江流域地区。“龙山时期玉器”即为公元前2300年~2000年出土于各地龙山文化遗址的玉器统称，其形制规整、种类多样、造型繁复、工艺细致入微，不仅承袭、发展了新石器时代良渚玉器的特点及工艺水平，还对商周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到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山东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琨璋，二位专家带我们一探龙山时期玉器的真实面貌。

龙山文化谱系不一

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发掘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在该遗址发现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带有黑色光泽的薄胎陶片。随后在山东其他地区也发现了这种类似的黑陶文化，因此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1年，梁思永先生对河南安阳的后岗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在相互叠压的地层里，上层发现了属于殷商时期的白陶文化；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器物的龙山文化；下层则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从考古地层学来说，这充分证明了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从而奠定了仰韶、龙山、殷墟的编年基础。

1936年，梁思永在山东境内陆续发掘了日照两城镇、瓦屋村、大孤堆等龙山文化遗址，对其文化面貌有了进一步认识。梁思永在几次发掘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简明扼要叙述龙山文化的面貌，分析其特征，预见到龙山文化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联系。

1949年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发掘的不断扩展，考古学者陆续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全国遍布的文化面貌。尽管这些地区的龙山文化谱系不一，来源有别，但是却具有一定的共性，因而被统称为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为了区别这些文化的区域性特点，人们又把这些遗存分别称作‘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等。”杨晶如是说。

而于公元前2300年~2000年前后这一时段，出土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龙山文化分布区域的玉器，被统称为“龙山时期玉器”。

交流频繁 玉料多元

“龙山文化在全国分布很广，在不同地域有不同文化类型，在晋南叫陶寺类型；在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里也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钺，这是在山西即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的发现情况；再往上游去，陕西的神木、石峁一带也发现了很多龙山文化玉器，有大玉戈、玉璋等。而在黄河的下游有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吉琨璋介绍。其中出土玉器数量较多的包括日照两城镇、胶州三里河、郑州大河村、山西陶寺等遗址。

这类玉器通常出土于墓葬之中，“出土玉器的墓葬一般规模比较大，在整个墓地中的位置比较突出。而且越高级别的墓葬里面发现的玉器越多，玉质和造型也更好，更显精美。玉器在当时应该是高等级贵族专有，一般百姓很少能得到。”吉琨璋说。

龙山时期玉器的玉质多以青白色、青碧色及墨黑色居多，常伴有冰片纹和布丁纹理石现象，这应该跟其所取玉料有关。不过，关于龙山时期玉器的玉料来源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贫乏，对于不少玉料的来源，实际上还处于蠡测阶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某处遗址大量出土的玉料，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很大。另外，龙山文化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人口的流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往来，较前一时期更加频繁，玉料的来源逐渐趋于多元化。”杨晶认为。

龙山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较之红山、良渚具有明显的进步，这一点在制玉工具上尤为突出。镂空是龙山玉器雕琢的一大特色，在许多地区出土玉器上都有镂空痕迹。长期研究玉器的台湾学者吴棠海认为“龙山时期镂空是以砣具、桯具配合软性线具进行制作，器缘处透空多呈勾转状，器内透空则以短线状居多。”砣具是一种中厚边薄，状似圆盘的工具，必须安装在砣机上使用，专用于钻孔、镂空、切割等。砣具的广泛运用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代，毫无疑问，龙山时期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砣具的使用。

总的来说，各地龙山时期玉器具有明显的同质性特征：玉器形状较规范、形体较大、形制趋于扁薄；器形方面，各地区颇为流行璧、环、牙璋、钺（斧）、刀等器物；造型方面，人、鸟、蝉及兽面等象生类题材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型式，虽然制作手法各异，但在五官、肢体、冠帽及耳饰特征上，均呈现高度的同一性；纹饰方面，多采用突起阳文和单线阴刻两类图案表现手法，线条末端常作圆形的勾转，成为其纹饰最大特色。

同时，龙山时期玉器也存在着区域上的差异，“山东日照地区的玉锛（圭）和玉笄（簪）上，装饰有兽面纹样，而山西和陕西地区的玉锛和玉笄上，通常为素面；山西和陕西地区常见的素面琮、组合式（复合式）玉环，在山东地区也比较少见。”杨晶说。

玉礼器闪现“文明曙光”

龙山时期玉器种类丰富，而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等礼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龙山玉器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与这一时期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全国各地的龙山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的城址遗迹；从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数量和种类较之仰韶文化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快轮制陶技术已很普遍，制作的黑陶胎薄均匀，造型精美；此外，遗址中卜骨的出现，表明龙山时期很可能已开始使用文字，并且在宗教信仰上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神鬼观念。不少学者将文字、青铜器、城市的出现作为判断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三要素，从这一层面上来看，龙山文化所闪现的“文明曙光”已是显而易见了。

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针对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概念：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原山东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认为早在龙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财富的积聚和社会分化的深刻程度，已非原始社会所能承载，氏族社会已让位于国家社会”。而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龙山文化时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分化程度加深，推动着社会组织形式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认为，“龙山时代”是研究文明起源、国家产生等问题的重要时间段。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的龙山文化居民具有浓厚的“尚礼”意识，不仅玉礼器所占比例很大，而且在部分器物造型上能够体现出礼仪性的精神涵义，比如玉人首像大多头戴冠帽、巨字大眼、双耳挂环，造型庄重肃穆。关于“礼”字，《说文解字》是这样记载的：“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说，事神致福的行为，应当笃实践行。所谓“礼”，实际上指的是人的行为规范。《礼记·曲礼》中记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杨晶认为，“龙山文化的玉礼器应当是在特殊的场合中所使用的，主要是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龙山时期，除了玉琮、玉璧、玉圭等重器外，玉环一类的装饰品，玉璋、玉钺一类的武器，也具有明显的礼仪性质，玉器可谓这一时期识别身份的一种标识物。”

文献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吉琨璋认为，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更多地反映了龙山时期的用玉观念。战国时期的‘六器说’其实是儒家用玉观念的总结，其承袭比较杂，而不是西周时期用玉制度的一脉相承。因为西周时期已基本不用玉琮了，只有在良渚、龙山文化中，玉琮才尤为尊贵。”

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龙山文化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向商周青铜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因此，龙山时期玉器既继承了良渚、红山等前代玉文化的造型特点，也对后来的商周玉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杨晶认为，“龙山时期的玉器，在红山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中，不难找到祖型；商周时期的玉器，在龙山时期的玉器中，也不难觅到原型。以玉琮为例，这种外方内圆的筒状玉器，始见于良渚文化，一直流行至殷商时期。从良渚文化的玉琮，到龙山时期的玉琮，再到殷商时期的玉琮，经历了一系列较为复杂的扬弃过程。良渚文化的玉琮，一般为多节，其上饰阴线细刻加浅浮雕的兽面纹；龙山时期的玉琮，一般为单节，多数素面无纹，少数饰瓦棱纹；商代的玉琮，通常为单节，其上多饰瓦棱纹和浮雕兽面纹。可知，龙山时期玉琮在形态上虽然保留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造型，但在装饰上却抛弃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纹样；而商代的玉琮，不仅弘扬了龙山时期玉琮的瓦棱纹，还升华了良渚文化玉琮的兽面纹。”

我们可以说，在玉器的发展历程中，龙山时期玉器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