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和《护生画集》的多舛命运

在丰子恺数量繁多的作品中，《护生画集》虽然名声响亮，却一直都不算主流。由于是佛教题材，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甚至被认定为“封建糟粕”。如果不是去年香港艺术馆策划“有情世界—丰子恺的艺术”特展，在《护生画集》第一、二集中选了 100 幅展出，人们就只能在出版物中看到这些充满爱与善之教义的小画，连丰子恺的家人也没有机会见到原稿。

由于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吸引了大陆和台湾的许多观众专门前去香港参观，拥有全套真迹的浙江省博物馆决定在丰子恺 115 周年诞辰之际，将所有作品整体展出，展览预计在 5 月初开幕。《护生画集》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已 28 年，这将是第一次全部公开。

据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介绍，展览原本定于 4 月初开幕，但考虑到馆内原有展架在设计上不太符合此次展品的特点，所以决定全新制作永久性镀铬铁条实木展架，并对供应商进行公开招标。3 月 27 日，招标结果出炉，目前已经进入了制作阶段。

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儿子杨子耘最近也一直和浙江省博物馆沟通相关信息，聊起这件事时，他提到《护生画集》受到的关注，显得又高兴，又还没有完全从过去偏见的阴影中回过神来：“以前觉得宗教题材应该蛮小众的，不太有人要看，没想到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喜欢。”

为了了解《护生画集》的创作细节，记者拜访了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家里客厅有一大排书架，放的全是丰子恺的作品，卧室床边、衣橱下层的柜子里，则堆满了套着透明袋子、扎成一捆捆的老版本画册，包括丰子恺的第一本出版物《子恺漫画》，开明书店的初版。这些旧书上大多贴着标签，上面写着“文革”抄家抄走时的编号。杨子耘告诉她，这些书现在在网上能卖到好几千一本，她笑起来：“这么贵噢。”随后又叫他把它们放回柜子里，“随便放”。

可是关于《护生画集》的周边资料很少，仅有的也都放到了丰子恺位于陕西南路的旧居“日月楼”里，不过那里陈列的大部分也是印刷的照片和文字介绍。有意思的是，“日月楼”虽然一度被充公，后来由丰子恺的后人集资买回，走进那里却觉得易主的岁月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丰一吟对《护生画集》的了解也不多，也许是因为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反而没有刻意关注那些人物关系和时间节点，那些大概对外人来说才比较重要。很多事情她都“记不得了”。问她以前看过父亲画护生画吗，她回答：“应该是看到的，但是当时我忙着自己的俄文翻译，我们一个人一张桌子，也习惯了，没有特别站到他身边看。”父亲留下的很多物品她也都还没整理，关于弘一法师出家前送给丰子恺的照片的下落，她说她“不能确定是不是在我这里，但是如果在我这里，肯定也不会丢，不在我这里我也不去拿”。

不过丰一吟为父亲留下了大量照片，她拿出家里的老相册，大部分照片是她拍的。“爸爸的照片就是我帮他拍就有，我不拍就没有，”她说，“但是弘一法师和我父亲的合影，简直就没有，只有一张和刘质平一起三个人的，没有两个人的。”

　“护生者，护心也”

1927 年，弘一法师在丰子恺上海的家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提出要做护生画。也是这一年，丰子恺拜弘一法师为师，法名婴行，所以虽然丰子恺一生作画几千幅(算上重复的有上万幅)，但画《护生画集》，犹怀着一颗虔诚之心。

创作护生画第一集时，法师在温州，丰子恺在上海，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法师的信还得找人代领。但他来来回回频繁交流，对每一页画稿都仔细审视、一丝不苟。1928 年农历 8 月，法师写了一封长信给丰子恺和策划画集的李圆净居士，信里嘱咐，护生画应该以优美柔和的情调，让看画的人产生悲悯的情感，而且指出标题用《开棺》、《悬梁》、《示众》等粗暴的文字，会使人感到厌恶，而优美的作品才耐人寻味。所以第二集中，这一类的题目就取消了。

法师 60 岁时，丰子恺为避战火居于广西宜山，完成护生画续集 60 幅，并将画稿从宜山寄到泉州请法师题词。法师回信嘱咐他在自己 70 岁时作护生画70幅，此后每 10 年作一集，直至百岁时作第六集 100 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回信道：“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然而第三集未作，法师已圆寂。1949 年，丰子恺到福建泉州弘一法师圆寂处拜谒，一位居士在法师升西的床上拿出一封信，正是当年他应允完成护生画的那一封。于是他离开泉州后便在厦门南普陀寺法师修行处附近租了一间屋子，花 3 个月时间画完第三集。此后尽管时局动荡、境遇坎坷，丰子恺最终完成了对师父许下的诺言。只是弘一法师无法再为后四集题词，所以这一工作分别由叶公绰、朱幼兰、虞愚完成，其中朱幼兰分别题写了第四集和第六集。

　　F：他从来不像教条一样和我们讲道理的，从来没有好好跟我们说过，就是不知不觉中，以身作则么，大道理不讲的。要么我们就在他的文章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