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鲁生平看《石鲁自画像》

石鲁(1919——1982)，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家。出生于四川富庶家族的石鲁，原名冯亚珩。从“冯门九子”到“冯门逆子”，石鲁在少年时代即显露了他狷狂而真诚的性情。早年从成都“东方美专”接受基础的绘画训练后，石鲁跟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石鲁的艺术创作从革命题材入手。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领悟社会和人民的艺术需求，创作了大量颇受世人认可的大众艺术作品。50年代初，石鲁任西北美协副主任，兼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至1954年，他当选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副主席。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石鲁早期确立的艺术观发生了改变，其绘画创作目的由“为人民服务”转向了对艺术本体的探索思考，并展开了对传统绘画的研究。

特立独行的个性和高超的艺术禀赋，使得石鲁对绘画的“创新性”尤为关注。在石鲁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中，对形式美感和意境的追求被放到第一位。石鲁是一个时代的开路人，他率先发现了绘画“政治宣传功能”可以适当被削弱的时机，而提出了“审美的趣味”的新话题，此后，他创造了一系列面貌出新的中国画，被推誉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虽然石鲁的艺术创举一直伴随着批判的声音，当时有批评家以“野、怪、乱、黑”攻击石鲁新画风格，艺术家一面巧妙回应，一面进一步强化其创作观念，并撰写了中国画理论著作《学画录》。

然而，石鲁——这位领先于时代艺术潮流的画家——最具传奇性的是：在1964年呕心沥血创作《东渡》广遭公众质疑批判之后，他疯了。石鲁被确诊脑蛋白中毒，为严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东渡》原作已不知所踪，我们从现存的《东渡》草稿和写生稿中可以看到艺术家对画面构成的突破，人物形象塑造的创新，笔墨和赋色的实验等，应是一件杰作。

艺术家所预期的与外界的反映悬殊太大是致使其精神分裂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石鲁实则已面临政治与艺术无从选择；中学与西学矛盾不可调和；创新和传统无法兼顾的困境，“癫狂”是石鲁的艺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出口。治疗期间，石鲁被允许回家养病，他翻出50年代在埃及和印度画的写生稿，在半癫狂的状态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画”行为。现在看来，这批作品癫狂之余，尤为自由和神秘。石鲁潜意识的绘画是其脑海中残存的深刻记忆的输出，这些不完整的碎片表现在画面中常被归纳为“怪画”，“天书”和“奇谈”三个元素。或许，艺术家的精神寄托、绘画理想正潜藏在这些难以辨识的图形、文字当中。

70年代，石鲁精神状况逐渐好转，此时，“癫狂”的精神气质转化为其书画作品中耐人寻味的质量。《石鲁自画像》，让我们得以认识石鲁“癫狂”精神状态下的艺术创作。画作的整个画面，首先被一种混沌秩序所控制，各个部分有如互相撞击般地被嵌合在一个画面里。画面的显要位置为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头像，光头和满脸的络腮胡须与石鲁的日常样貌有所差异，而这也许正是石鲁在“半疯癫”状态下，心目中自我的形象。而我们从画面右上角，艺术家模仿碑刻用笔书写的“酒神颂”字样中，可以想见艺术家以“酒神”自比的心态动机，体会艺术家对自由癫狂的极力崇拜。从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标志石鲁“癫狂绘画”的几个要素：以字母“天书”构成的山体；左上方带有印度或埃及装饰纹样的器皿；右下“石格而鲁”(石鲁为自己取得印度名字)的画印；以及大量的颤笔和短皴等。这些“癫狂”的表现手法是艺术家记忆、幻觉和妄想的宣泄。精神的极端状况，使被理性所控制的意识消隐；在这种临界状态下的创造，是人的内心的动向，更是一种难得的艺术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