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宫廷垄断的三个瓷窑(三)

  杭州修内司官窑

  北宋汴京官窑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终结,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新窑,这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最早见诸文献著录的是南宋叶真《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里明白指出修内司窑也称“内窑”。事业有内廷及大内的用意。也指出修内司官窑是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烧制的,用澄泥做坯,制做极其规整,由于釉色晶莹透澈而受到珍视。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泳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品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曹昭说修内司官窑特点是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特征;他概括的几点比《坦斋笔衡》具体,紫口铁足,蟹爪纹等一再为明清两代文献所引用,修内司窑的烧窑地点在凤凰山下。此说见于高濂《遵生八牋》,半个世纪以来中外研究修内司本倒为数不少,日人米内山庸夫有《南宋官窑の研究》一文,所列的标本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各类标本,青瓷标本种类繁多并有精粗之分。似乎可以肯定,米内山庸夫采集到的标本多数不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

  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说到修内司官窑烧过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内司官窑的标本。因此修内司官窑遗址究竞在凤凰山下什么地方到今还没有搞清楚。

  《坦斋笔衡》里提到的“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是南宋初期设立的第二痤官窑,也称“郊坛官窑”,它的窑址在今天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已经被人发现,瓷片零星流落到古董市场。由此引起中外大量陶瓷的人们的注意。1930年以后到乌龟山郊坛官窑遗址访古还大有人在。五十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了窑炉一座与瓷片、窑具等,历年郊坛官窑遗址出土的标本,胎土呈黑灰以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习见盘、碗、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微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用品而生产。郊坛官窑遗址中遗物比较丰富,其特征又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

  此外,《遵生八牋》中还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之说。按照高濂的说法,官窑与哥窑一样,无法区分,因此他只能把两窑并列在一起。

  但就目前传世的官窑和哥窑瓷器而言,应当说大体是可分的,不可分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高濂在书中把官、哥二窑瓷器分为四个等级,即妙品、上乘、中乘和下乘四种,每个等级都列举有器物名称;如上乘作品中的“方印色池、四入角印色池”;中乘作品中的“菱花壁瓶、提包茶壶、观音、弥勒、洞滨神象、螭虎镇纸”;下乘作品中的“径尺大盘、夹底盆、蟋蟀盆、佛前供水碗”等等器皿,绝大多数是元、明两代景德镇民窑仿宋代官哥二窑的作品,元后期兴起了一股仿宋名窑的风气,入明以后几乎代代都有仿制,高濂的书刻于明万历十九年,高濂所见传世中这类仿宋官、哥二窑瓷器的数量也确实不少,其中书六字官窑青花款的,属于明宣德、成化时期。高濂列举的既是仿造品,那么他所归纳的特征描述当然也把仿造品包括进去,而官窑、哥窑的真正面貌,反而不显。官、哥两窑既有宋代的,又有元、明及以后历代的仿制品,加上明后期以来的文献又误把仿品当真品而予以概括描述,给辨别真伪无疑增加了不少困难,这只有依赖考古发掘的资料,才能澄清陶瓷历史上的这类悬案。
责任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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