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

　　相对于青花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18世纪中国彩绘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种类更丰富，题材更广泛，并充分发挥了色彩在瓷器装饰中的优势。无论是明代出现的五彩、斗彩、素三彩、矾红彩，还是清代出现的珐琅彩、粉彩、墨彩等新品种，都展现出色彩绚丽而繁盛的18世纪西洋人物图景。

　　早在16世纪中叶，为宣传教义，欧洲传教士就开始在景德镇订购一些宗教用瓷器。此类瓷器装饰题材多描绘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画样来自《圣经》插图和版画。18世纪初年，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产品中，有一种“其底心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十字架两旁侍立着圣母和圣约翰”。“耶稣瓷”的生产和艺术表现上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18世纪初期墨彩瓷的产生与发展。墨彩是釉上彩瓷器品种之一，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釉料，在瓷器上绘画，经彩绘烘烤而成。宗教题材人物多用墨彩描绘，以墨彩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像造型并敷彩，不仅符合宗教氛围，更能再现版画原作的色调，有时加入金彩和矾红彩，增添画面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墨彩不仅用来描绘“耶稣瓷”，更多地用来表现欧洲时尚人物和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浓黑的彩料在似雪的白釉或仿石、豆青、米黄等釉上装饰绘画，既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又能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因此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接纳，在18世纪中国瓷绘西洋人物图像装饰上得以普遍应用。故宫（微博）博物院藏米色地墨彩西洋人物故事图杯是乾隆时期一件典型的墨彩西洋人物装饰瓷器，高6厘米。中国瓷绘画工在杯上以墨彩描绘了一位18世纪欧洲盛装骑士的形象，宽大的外套、精致的花边和时尚的礼帽尽显凡·戴克（Van Dyke）笔下欧洲贵族的典型气质。整幅画面以墨线勾勒人物形象，并以平涂法为外套大面积设色，骑士身后的古树、山石、栏杆和天空的大面积留白都是中国画的表现方式，率真而自然的写意笔法，凸显出画面张弛有度的笔墨意境。以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为代表的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为清朝皇室服务，直接促进了这一时期宫廷珐琅彩瓷的制作和粉彩瓷的产生和发展。康熙皇帝晚年对法国里摩日珐琅工艺品非常喜爱，并尝试将这种华丽缤纷的装饰手法移植到瓷器上去。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在雍正元年（1723年）写回法国的报告中提到：“我们亲爱的郎世宁在宫廷里整天埋头于他的艺术……他先是在瓷器上彩绘着色，然后以普通的画技作些油画和水彩画。”珐琅彩瓷器在宫廷内部得以流行以及西洋画师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制，不但为当时的瓷器装饰增添了别样的趣味，促进了粉彩的出现和清代彩瓷的发展，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了西洋绘画技法，并且研制出了多种新的珐琅彩颜料，融合中西画法，为珐琅彩寻求新的艺术突破。

　　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清乾隆粉彩西洋人物双联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场景。双联瓶中心以巴洛克风格的缠枝花规划出主体开光，开光内部描绘的是多位古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形象。头戴钢盔手拿长矛的士兵与宽衣敞怀的众神及天使组成一幅人物群像。画面中无论是人物五官、四肢还是衣纹的刻画都细致到位，其精细程度完全达到了18世纪西方油画的高超水准。中国瓷绘画工能以粉彩在瓷器上摹绘西方油画的艺术效果，充分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瓷绘画工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当然，宫廷和民间瓷绘技艺并非截然分开的，上层士大夫、商人、工匠等各层次间的接触，使官、民窑瓷器的交流不可避免。由于粉彩瓷的兴盛及需求量的不断增大，清廷采取了官搭民烧的措施。据有关史料称景德镇民窑工匠与御窑厂合作者“目数千人”，因而具有西洋绘画风格的粉彩瓷装饰技法在民间瓷器生产中得到广泛传播。包含西洋人物图像在内的西洋装饰题材走出了皇家趣味和画珐琅彩绘的束缚，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触和认识，加之乾隆七年（1742年），清廷诏令“御器厂烧造之脚货瓷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彩绘瓷“由是日渐著”。

　　民窑中运用西洋装饰元素应该早于官窑。据记载，自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就不断有广东瓷商带外商到景德镇订购彩瓷，销往欧洲的彩绘瓷器被赋予“玫瑰族瓷器”的美誉，以致18世纪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4倍。高额利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彩绘瓷技艺的发展和产品的出口，雍正年间，广州出现了附属于洋行的彩绘瓷作坊，将来自景德镇的白瓷加工成适应外销的彩绘瓷，被称作广彩。

　　广彩瓷的装饰题材亦中亦西，设色明快艳丽，画工细腻，融合了西洋绘画的表现技法，画面整体具有西方艺术效果。广彩瓷绝大部分产品销往海外，出口数量庞大。广彩瓷的蓬勃发展，既避免了景德镇瓷器在成品运往港口途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不仅丰富了以西洋人物图像为主的装饰题材的种类和样式，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18世纪中后期景德镇彩绘瓷在外销瓷中的地位。从这一方面说，广州在中外艺术与文化交流中无疑起到了先锋作用。一位美国旅行者威廉（William Hickey）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后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三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足见当时广彩瓷生产加工的庞大规模和兴盛景象。

　　彩绘瓷的发展丰富了外销瓷品种，并充分发挥了色彩在西洋人物图像装饰的重要作用，满足了西方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不仅如此，18世纪的西洋人物瓷塑更成为中国瓷器外销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康熙五彩、素三彩以及乾隆粉彩西洋人物瓷塑，还包括一直深受西方人喜爱的福建德化窑白釉人物瓷塑，让我们从立体的角度了解到小到服饰大到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等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趣的是，多数瓷塑西洋人物形象，虽然身着西式服饰，发金脸白，但是一望五官便觉得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完全不见西方人高鼻深目的五官特征。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瓷绘画工很少有人真正见过西洋人，也并不熟悉人体解剖知识及西洋艺术表现技法，使得多数18世纪瓷器上装饰的西洋人物图像，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中国传统艺术表现的烙印。中国外销西洋彩绘瓷的另一个特点是传统的俯瞰法与西洋透视法既融合又矛盾地处在同一画面中，中国传统的以线造型和西方以光影与体积塑造形体的方法共同塑造了人物的形象。从这些瓷绘西洋人物作品中，可具体地看出画工理解与接受西洋绘画技法的困境与出路，也反映了中西艺术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双方有选择地借鉴和吸纳的事实。

　　在18世纪中西方艺术与文化交流中，以西洋人物作为瓷器装饰的主题成为显著的中西融合的典范。无论是幽静淡雅的青花瓷还是艳丽多姿的彩绘瓷，都在以西洋人物这一特殊的装饰题材，表达着特定文化背景下，中西融合所体现出来的多样化艺术形态。这些西洋人物图像拓宽了中国美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视野，凸显了瓷器在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