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瓷：北宋官窑形成的文献考察

　南宋叶宣《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政和年间朝廷在京师自置官窑，即后世所谓“北宋官窑”。因无其他可靠史料及遗迹、遗物佐证，对此学者问有三种解读：

　　南宋叶宣《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政和年间朝廷在京师自置官窑，即后世所谓“北宋官窑”。因无其他可靠史料及遗迹、遗物佐证，对此学者问有三种解读：

　　1·北宋官窑并不存在。

　　2·北宋官窑即汝窑。

　　3·北宋官窑是存在的，地点在汗京（1）。

　　笔者持第三种意见，现试以相关材料阐释之。

　　一

　　宋自开国至大观间承平日久。宋徽宗以为"功定治成，礼可以兴"，于大观元年(1107)置仪礼局（2）。，作为新修五礼的顾问机构，考订礼器形制即其职责之一。大观二年十一月，徽宗下诏访求古礼器，并敕命编撰《宣和博古图》备日后改造礼器稽考（3）。

　　政和三年(1113)七月，罢议礼局，置礼制局，标志礼器的改造已由准备阶段转入实际制作阶段。

　　（1）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修订本)页389，上诲古籍出版社，2001年。

　　（2）《宋史》卷一六一《志》第一面一十四：“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罢局。”

　　（3）《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六二“大观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兵部尚书、议礼局详议官薛昂奏”。中华书局，1957年11月。

　　（政和三年）七月己亥诏：……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器，载立于《图》，考其制而尚其象，与今荐天地、享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矣。祭以类求之，其失若此，其能有格乎？诏有司悉从改造，……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联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1）

　　诏书谓“凡五自余器，载立于《图》”，与《铁围山丛谈》所记“及大观初，乃效公磷之《考占》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几”（2）器数等，知“图”即为《宣和博古图》。改议礼局为礼制局，目的在于依照《博古图》改造祭器。礼制局除讨论祭器形制，还须"具画来上"，由徽宗“亲览”并“参酌其宜”，可谓郑重。两个月后，酋批祭器完成，并将其“修入祀仪”，备“郊庙禋祀”之用（3）。

　　政和三年及稍后制作的仿古礼器，时称“渐成礼器”。建炎三年（1129）仓促渡江，“尽皆散失”（4）。

　　二

　　宋代祭器，质地有铜、陶瓷、竹木之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新成礼器中有无陶瓷器，即政和年间朝廷是否曾大规模地生产陶瓷祭器。

　　南宋淳熙七年（1180），因颁赐韩世忠家庙祭器之争，太常寺条陈赐器制度沿革，对历朝祭器质地有所概述：

　　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5）

　　（1）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遮鉴长编拾补》卷三二“七月己亥诏”，中华书局，2004年1月。

　　（2）宋·蔡絛：《铁圈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9月。

　　（3）《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六六“政和三年十月十四日手诏：……裒集三代盘匜罍鼎，可以稽考取法，以作郊庙禋祀之器，焕然大备，无愧于古，可载之祀仪。先是臣僚言，陛下览观三代，一新祭器，肇造盘匜，增备罍鼎及礼料容受之数不无增损，欲乞报太常、光禄寺等处修入祀仪，故有是诏”。

　　（4）《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见李明举：《宋官窑论稿》注33，《文物》1994年第8期。

　　（5）《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

　　视此，政和六年（1116）以前祭器多用竹木，其后祭器则为铜器，绍兴十六年（1146）始“凝土”作陶器（1）。但需注意的是，此处太常寺的建言专就家庙祭器而论，家庙如同太庙，其祭器惯用铜器，与郊祀、明堂使用“陶匏之器”有别，从而忽略了历朝“陶器”的制作。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下列材料可以充分说明：

　　（甲）元丰六年（作者按，据校勘记当为元丰元年，1078）详定礼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shǐ)俎及鼎匕，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樽、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椫为杓。（2）

　　（乙）（大观四年（1110）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又言，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诸儒皆以谓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帝，祭地即北郊祭神州之神。历代崇奉以为天地大祠，故牲以茧栗，席以藁鞂，器以陶匏，其仪必与昊天上帝、皇地祇等。今太常祠感生帝、神州地仪注，牲用茧栗，席用藁鞂，巳合古礼，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则为非称。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地祇并用陶匏。……从之。（3）

　　（丙)……钦修特祀之尊，若昔大猷，尽正相沿之陋……大报于郊，对越昊穹，佑我烈祖，陶匏象性，牺牷贵诚，奠苍璧以礼神，秉元圭而拜祝，器协商周之旧，乐兼韶濩之纯。（4）

　　（丁）（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5）

　　（1）《周礼》卷——《冬官考工记》“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此皆圣人之作也。”“凝土”即制作陶器之谓。“范金”指铸造铜器。

　　（2）《宋史》卷九八《志第五十一·吉礼一》。

　　（3）《宋会要辑稿》礼十四之六四至六五。

　　（4）《宋大诏全集》卷一二二《政和三年南郊赦天下制》。

　　（5）《宋会要辑稿》礼十四之八一。

　　由（甲）知，元丰元年宋廷已批套生产陶瓷祭器，器型已有簠、簋、樽、豆等，祭祀天地使用陶器是“尚质贵诚”的需要；由（乙）知，大观四年仪礼局强调祭祀天地与宗庙有别，需用“陶匏之器”，得到徽宗批准，说明“器用陶匏”的制度自神宗后并未严格执行，大观间才再次确立；由（丙）知，政和三年南郊确曾使用“陶匏”之器；由（丁）知，徽宗朝重新确立的祭祀天地“须用陶器”的原则。为高宗所秉承。

　　总体而言，自神宗以降祭祀天地“器用陶匏”为当时君臣之共识，且徽宗之前已有制作“陶器”的先例。祭祀天地是朝廷最重大的典礼，新成礼器中含有“陶器”断无疑问。政和三年十月礼器甫成，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四年五月丙戌“祭地于方泽”，七年九月辛卯“大飨明堂”。（1）圜丘祭天，方泽祭地，明堂合祭天地，皆需大量“陶器”。（2）陶器的生产必需“自置窑烧造”，显然一处由礼制局负责的制作陶器的窑址是存在的，此即北宋官窑。

　　三

　　北宋官窑确凿存在，地点在京师，即汴京。礼制局除“讨论古今沿革”等内容外，其下设有具体的制作机构——礼制局制造所，政和六年朝廷赐臣僚的家庙铜器即由“礼制局制造所”制作（3）。礼制局制造所的设置，《宋史·职宫志》阙，但《宋史·黄葆光传》载：

　　自崇宁后，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阳请一切废罢，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作者按，当为“制造所”）至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4）

　　黄葆光以礼制局为例控诉冗宫之弊，所渭“制造局（所）至三十余员”固然是冗官，但也是礼制局制造所制作事务繁忙，所领作坊众多之故。礼制局的制作事务包括仪仗、冠服、礼器三类，广泛涉及各工艺门类，礼制局制造所领有众多作坊实为情理中事。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制造所是否参与“陶器”的制作，果若是，北宋官窑即可真相大白。《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载：

　　（1）《宋史》卷二一《世纪》第二一《徽宗三》。

　　（2）《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六至八七，载绍兴四年明堂大礼所需陶器，不含“准备”的器数，各种陶瓷祭器的数量至少有716件套。绍兴四年正值多事之秋，明堂大礼较徽宗时多有减杀，由此可以推知政和年间所需陶器数量之巨。

　　（3）《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O至一一：“政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臣僚家庙所用祭器。……诏礼制局制造所制造，取旨给赐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权领枢密院童贯，并以次给赐。”

　　（4）《宋史》卷三四八《黄葆光传》。

　　(政和四年四月)甲戌，礼制局制造所乞进呈所制造冬祀礼器。御笔令书艺局进呈。（1）

　　“冬祀”即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也即祭于“南郊”。（2）如前述，南郊“器用陶匏”是大观四年重新确立的原则，既然南郊礼器由礼制局制造所制作，就可推论礼制局制造所必然烧造大量陶器，那么“北宋官窑”就是隶属于礼制局制造所的某一作坊。

　　礼制局及礼制局制造所为临时机构，具体地望无考，但从其“置于编类御笔所”，详议宫又多以朝中重臣充任的情形看，其地望必在京师。《宋会要辑稿·舆服》六之一六载“重和元年（1118）二月辛卯，御笔左右街道录院差威仪、道士三百人，赴礼制局制造所迎导神飞云鼎，赴上清宝箓宫神霄殿奉安”，再辅以宋徽宗为制作新成礼器事必躬亲的事实，也可作为礼制局制造所及其所属作坊（包括北宋官窑）位于京师的旁证。

　　要言之，北宋官窑客观存在，地点在汴京，其性质属政和三年礼制局成立后，由礼制局制造所所辖的烧造陶瓷祭器（包括日用器）的机构，其产品是“新成礼器”的一部分。北宋官窑的隶属关系可简明图示为：

　　宋徽宗→礼制局→礼制局制造所→北宋官窑

　　（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三“四月甲戌”。

　　（2）《宋史》卷一O一《志》第五四《明堂》：“高宗绍兴元年，礼部尚书秦侩等言：“国朝冬祀大礼，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宫六百七十余员，今卤簿、仪仗、祭器、法物散失殆尽，不可悉行。宗庙行礼，又不可及天地。明堂之礼，可举而行，乞诏有司讨论以闻。”作者按，政和年间天地分祭，冬至日于圜丘（南郊）祭天，夏至日于方泽（北郊）祭地。南宋废方泽礼，于圈丘合祭天地。秦侩建言正值南渡初，尚无能力恢复郊祀，故建议只恢复明堂礼作为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