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汉玉凳是真是假？

2011年1月9日，一套“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被拍出2.2亿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时隔一年，关于这套玉器到底是“国宝”还是“赝品”的争论突然爆发，质疑的声音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汉代尚没有出现“凳子”，这两件玉器造假造得太没水平；支持的声音则认为，“玉凳”确系汉代物件，究竟是不是“凳子”并不重要。一时间，关于文物鉴定权威性的辩论成为春节期间的最热门话题。

时隔一年，“天价汉玉凳”突遭质疑。

2012年1月27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五，绝大多数国人仍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恰在这一天，一篇题为《汉代“造”玉凳，拍出2.2亿》的新闻见于报端，然后迅速被网络媒体转发。文中的核心观点为：这只“汉玉凳”实为赝品，之所以拍出2.2亿的天价，其实是拍卖公司和鉴定专家联手操作的结果。

在拍卖公司中嘉国际提供的资料中，这只玉凳的正式名称为“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其中，化妆台尺寸为 127.3×81×47.8cm，重265.2斤；坐凳尺寸为 45×45×32cm，重 72.2斤”。这两件拍品起价为1.8亿，最终以2.2亿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也使其成为2011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

这篇报道中，记者分别采访了南京和湖北两位大学教授的反对意见，并通过“网友”及“一位不愿具名的服装设计师”之口印证两位教授的观点。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邵晓峰在文中称，在看到照片后，他根据自己对古代家具的研究认为，“汉代不可能有这样的梳妆台和凳子”；湖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黄清敏则表示，汉代的礼节以跪坐为基础，“胡床”直到隋唐才开始普及，并最终演变出凳子和椅子，因此，汉代“不可能有凳子”。

此外，“一名不愿具名的服装设计师”从服装沿袭的角度表示，汉代上等人只穿“开裆裤”，如果在凳子上“高坐”则为不雅，所以直到隋唐时连裆裤普及后，才有了“坐”的可能。作者同时引用了“网友”的观点，认为汉玉凳被鉴定为真品为一次乌龙事件，鉴定专家“缺乏历史常识”。

一天之后，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迅速跟进，播出了一段时长8分钟的新闻。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王敬之表示，“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东西，因为它假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根本就是造假造得太不专业（的东西）……”

一篇文字，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中嘉国际拍卖公司遭遇了“知假拍假”的嫌疑，而为这两只玉器出具鉴定证书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也遭到“乌龙鉴定”、“联手操作”的质疑。

鉴定专家自辩：鉴定结论无误，用途仍可探讨。

网络的质疑疯传之时，这套“汉玉凳”的鉴定专家周南泉本人正在广东老家与家人团聚。2月5日，周南泉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上传到网络。声明中称，自己作为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聘请专家”之一，负责中嘉拍卖公司提供送拍的古玉鉴定工作，并曾对2011年中嘉拍卖《古玉雅集》中的“汉代青黄玉龙凤梳妆台、坐凳”进行过正常的鉴定工作。

对本次鉴定，周南泉表示了3点意见：“1、此器鉴定结论是从玉质、沁色、包浆、工艺、纹饰和用途造型等方面得出的；2、对该拍品鉴定过程不存在任何经济方面的违规操作；3、就此器的用途等学术问题，欢迎各界继续探讨。”

2月6日，身陷旋涡中心的周南泉赶回北京，正式就此事接受采访。说起自己对这两件玉器的判断，周南泉仍然显得信心十足。在正式谈到汉玉凳之前，周南泉特地花了十多分钟来介绍自己的从业经历。

当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周南泉分配到故宫工作，师从青铜器专家乔有声学习文物鉴定，数十年中经手的玉器不下数万件，故宫馆藏的所有国宝玉器也都经他研究揣摩。周南泉表示，解放前的文物鉴定专家，主要是一些世家子弟和在琉璃厂替资本家打工的专家，虽然具备很高的水平，但普遍存在文化较低的缺点，而自己是在大学毕业后进入这个行业，在实践中研究了大量古籍，再加上故宫专家的特殊身份，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实物，可以算是摸清楚了各个朝代的玉器。如果说“从科学的角度搞玉器”，自己还真是“第一个”。

针对外界对自己和拍卖公司“联合操作”的质疑，周南泉强调，“顾问的身份一定要讲清楚，我们是为文物说话、也是在为买家说话。”周南泉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规定，拍卖公司在成立之初，至少要聘请5个以上副研究员以上的专家作为顾问。专家以公务员身份参与拍品鉴定，相当于代表政府来为拍品的真伪把关，所以这个规定既是为拍卖公司负责，更是为顾客负责。至于专家从拍卖公司拿到的报酬，无论鉴定次数多少，都只有每月600元人民币。

周南泉同时表示，对报道中提到的“洗钱”、“联合操作”等质疑，自己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我们这批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这些说法对我们简直就是一种污辱。”

业内观点：只要是真品，是不是凳子并不重要。

汉玉凳到底是不是赝品？面对这个问题，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征坚定地站在周南泉一边。姚征表示：“如果这套汉玉凳是赝品，那么可以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古玉。”

2月3日，姚征在中藏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2亿的汉代黄玉梳妆台凳是撼世国宝》的长文。姚征认为，此次对汉玉凳的质疑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长期以来对民间收藏家打压的又一次典型表现。在这篇文章中，姚征称，“只要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精湛工艺水平的古代艺术品出现在民间收藏家手中就备受打压，逼着国宝流失海外。”

客观而言，虽然对汉玉凳的真伪尚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但至少在目前看来，力证玉凳为赝品的阵营明显底气不足——姑且不论是否为玉器专家、是否有资格发表评论，这几位发出质疑的教授也好、专家也好，甚至没有一个人曾经亲自看过这两件玉器。

从玉器本身的特点来看，姚征认为，这两件梳妆台和玉凳不可能作假，原因不仅在于其原料过于昂贵，而且现在的工艺也无法做出这样两件所谓“高仿品”。

据姚征介绍，梳妆台和玉凳加起来的重量将近340斤，按照玉器加工的正常消耗，原材料至少需要1000斤以上黄玉。以现在的市场行情，仅是原料的成本就已经不是个小数目。更何况，如果要以这件玉器的工艺来进行“仿制”，人力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样难以计算。

姚征说，懂玉的人都知道，小的东西好仿，薄片的好仿，平面的、不用掏来掏去的好仿。像这两件玉器这么大的器物，造假的难度可想而知。就在这两件玉器去年拍卖后不久，还真有人曾找到姚征，想请他帮忙联系厂家制作“仿品”，价格出到一个亿。但姚征在江浙走访了很多玉器厂，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法做”。有的玉器厂老板直接告诉他：先别说买这个料要花多少钱，就算拿到料，你看我们这些人能做得了这样的工艺吗？

姚征曾和2011年中国文物保护金奖得主、上海收藏家张正荣等人一起对这两件玉器进行过近距离观察，大家一致认为，两件玉器确系出自汉代。“一幅现代的画作都能拍出4.5个亿，相比之下，如此罕见的玉器能值多少？保守估计，这件汉代黄玉梳妆台及玉凳的价值起码要翻十倍！”姚征表示。

天价汉玉凳

仅靠一句“汉代没凳子”就认为玉凳为赝品，对文物鉴定太不严肃。

对汉玉凳的质疑意见，对玉凳本身的材质并无异议，却几乎全部集中在“汉代没凳子”。而周南泉也在声明中已经坦言“就此器的用途等学术问题，欢迎各界继续探讨”。于是，双方争论的焦点自然也就落在了两件玉器的用途上。周南泉和姚征均表示，关于这两件玉器到底是不是“梳妆台”和“玉凳”，外界有不同看法也属正常，可以继续探讨，毕竟大家都不曾生活在汉代。

姚征表示，之所以有人会得出“汉代无凳子”的结论，理由是“没有记载”；但换个角度来看，像凳子这样的普通生活用品，仅仅是出于人类舒适的需要而出现，基本上没有技术含量可言，其“发明”时间没有记载是极其正常的。但“没有记载”并不等于“不可能存在”，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比如吃饭用的碗、走路用的拐杖、睡觉用的枕头，都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难道就能说这些东西没有存在过吗？”姚征反问。

至于“汉代人席地而坐，不需要凳子”以及“高坐不符合汉代礼仪”的观点，姚征也进行了驳斥：“‘席地而坐’这个成语，最初是形容士兵出征后的情形，当然不可能随身带个凳子；所谓‘礼仪’，则是特定时间特定场所的行为，也不可能是常态。”

姚征同时表示，南京的邵晓峰教授如果对家具有研究，那么对这件玉凳产生怀疑也是很正常的。但怀疑之余，邵教授至少应该亲自看一下实物。从研究的态度出发，是先有实物、后有书本，怎么能反过来只根据书本就否定实物？

而在最近几天中，姚征向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们征集汉凳的图片资料，已经陆续收到十多张照片。其中一具战国古琴的照片显示，琴架距离地面的高度为45厘米。姚征表示，这具古琴虽然没有配套的凳子，但简单推理可知，弹奏者既非站着，也非坐在地上，必然是坐在椅子或凳子上，才是适合弹奏的高度。

再比如汉代玉制立体象棋中的“将”、“帅”以及用黄玉雕刻的《鸿门宴》中，也均出现了椅子的形象。在姚征收集的照片中，甚至还有一幅来自埃及博物馆的法老坐椅的仿制品。姚征一边点着鼠标一边叹气：“这把椅子是3500年前的。历史上还记载，外国在6000年以前就有了椅子，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认为中国直到宋朝才有了凳子？”

对文物的质疑应该“谁主张谁举证”，“专家”身份不能随便安。

周南泉表示，玉器鉴定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知识。除了玉器本身的硬度、比重、颜色、纹饰等特点外，还需要掌握大量综合知识，比如文献记载、各朝各代甚至每个皇帝的特点等。总的来说，玉器的鉴定和钻石、宝石的鉴定不同，主要的手段不是仪器，而是靠专家本身的经验，因此不是“科学的鉴定”。周南泉坦承，由于玉器种类繁多，专家偶尔看走眼也在所难免，但对于这两件梳妆台和玉凳，他坚持表示，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题。

几位专家均表示，汉玉凳被指为赝品，在收藏界引起了极大轰动。之所以要认真回应此事，不只是为了某个专家的声誉，更是为了保护这两件玉器不致流失。

上海收藏家张正荣告诉记者，他们曾经向海关人士特地问起过“严格把关”的问题。对方表示，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会积极联系文物专家进行鉴定，但如果遇到海关认为是“真品”而专家认为是“赝品”的情况，当然要以专家的意见为准。

“如果是国宝，海关就会严格把关；但如果连专家都说是假的，就会误导海关。”周南泉表示。他尤其对电视台的草率表示不满：“这样的新闻，连当事人都没有采访就在国际频道播出，让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专家在造假，太不严肃了。”

在姚征看来，汉玉凳事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有可能还关系到某些人的话语权。“很多所谓的专家，自己就是卖东西的，所以都想尽可能多地控制话语权。而要控制话语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压别人抬高自己。”

客观而言，国内文物鉴定乱象丛生，有关部门的监管空白显然难脱其咎。姚征表示，从文物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无为可治”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文物的种类、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厉害的专家也不可能保证绝对准确。但他表示，具体到这次的汉玉凳事件，至少应该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不能任由没有文物鉴定资质的人对一件文物进行评定，“大家要搞清楚，大学教授和鉴定专家完全不搭界。”

说到“鉴定资质”，姚征忍不住说起接受央视采访的王敬之，“他那个‘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就是假的。这个机构早就撤销了，哪还有什么‘委员’？”

“收藏界95%都是假货”是个误区，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近年来各种鉴宝节目在电视台大行其道，周南泉表示，有时也会看这类节目，“指真为假”和“指假为真”的情况都看到过，自己想想，其实只是个娱乐节目，何必认真？

但不可否认，类似节目给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是：玩收藏，假的多真的少。姚征对近十年来文物类节目进行了如下总结：“鉴宝”，烘抬了文物的价格；“寻宝”，没有寻到真正的宝；“砸宝”，砸掉了真正的好东西。

除了电视节目，文学作品也对收藏界的形象造成不小的伤害。以畅销书《中国文物黑皮书》为例，描写的几乎全部是收藏界的阴暗面。“我要是个搞收藏的，看了这本书以后，会认为文物没什么可保护的，爱谁谁吧！”姚征表示。“民间类似张伯驹这样的大收藏家太多了，这些人他怎么一个都不写？有人起初可能会有赚钱之类的想法，但文化这个东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让你从‘热爱’变成‘酷爱’传统文化。”

目前外界普遍认为，文物界是“真货少假货多”，甚至“绝大多数是假的”。但姚征认为，文物制假只是近十年的事，和5000多年来产生的文物总量相比，毕竟是个极小的数目。另一方面，很多文物虽然是“真东西”，但“普品”和“精品”毕竟有所区别，大多数只能称为“古物”，而不能算是“古董”。换句话说，东西是真的，但价值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高。

除了文物本身的价值有所差异，“伪专家”的打压、电视节目的长年“打假”，也让民间收藏遭到很多打压，很多人甚至因此对收藏敬而远之。姚征表示，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将对文物保护带来巨大难度。而对民间收藏的真实情况，姚征认为，可能和外界的感觉恰恰相反，“95%的东西都是真的”。

姚征表示，近两年来因为要评选“中国十大收藏家”，自己走访了大量民间收藏家，总体的感觉是，收到的东西绝大多数是真的，“真正搞收藏的人一点都不傻，可能一次两次买到假的，但不可能一直买到假的。”

而文物被“指真为假”，最大的损失还是流失海外。“老外把皮包和洋酒当成奢侈品卖到中国，却低价收购中国的文物作为资产配置的重要部分。多少年以后，如果中国很强大了，他们又会忽悠你把这些文物买回来。”姚征说。“如果现在鉴定是假的，等流失到海外后又鉴定是真的，谁来这为事负责？”

（供图/姚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