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精神现场

咱们的教授是只信实用，只听好话。

“文人是人”是句正确的废话，但是，当下的文人却有着不同的文化身份。文人的造假者古已有之，但是，当下如此大规模、普遍、挡都挡不住的造假暴发事件可就不是“古已有之”说得过去的。如果古已有“个别”之，可说是“正常”的话，如今却不是个别，这涉及许多人、许多事。

为什么有人敢冒着如此大的风险热衷于造假、护假？我想是有一个重要的背景的。我们看到汪晖先生被王彬彬先生指出有抄袭之后，许多人又查出汪先生许多抄袭之处，汪先生长期沉默，后来汪先生有反应了，但是，在确凿证据面前，汪先生的反应不是理性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是不认错，辩解那只是瑕疵，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究其这个时代的文人抄袭事件及造假事件让我们想到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这些人打基础的青少年时代，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品性？

汪晖先生是1954年出生，他的青少年时代基本是在“文革”中度过。那位花10万元雇人行凶的肖传国教授，成长中最重要的中学时代也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再环顾一下整个的学术界、政界、商界等，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领域如今的“掌门人”“顶梁柱”们很多都是“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

我们不敢说所有从“文革”成长起来的人都受到“文革”的影响而缺乏一种文明的修养与理性精神。但是，我们更不敢说，从泥淖里爬出来的人，身上会一点儿污点都没有。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受到一点点影响，那他们就真的是天才与神仙了。果真如此，他们肯定比现在的状况好得多，完全不会去抄、去打、去骂、去疯了。

“文革”的精神影响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洗掉的。目前，那些说着漂亮话，干着荒唐事儿的文人们，只是换了套衣服。虽然他们语言系统被改造得无影无踪，但思想、逻辑，甚至他们的做派仍然有着极深的“文革”遗存。老子天下第一，看你能把我怎样。实在不行，我就说你这是炒作，你们是有“阴谋”的。另一方面，凡自己阵营的，就不算错，那是规则的问题，而不是品质，如此等等。

现在的一些教授嘴上说的崇尚理性精神等，那基本上是胡扯，他们只信实用，只听好话，他们的本领只能是大大的，国际知名的，世界超前的，全国第一的，光鲜照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