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改变了中国艺术品市场格局

祝君波：

20年前的第一次拍卖

我是1973年5月入朵云轩当学徒的，第一份工作是木版水印雕版工。后来转到社长室任社长秘书，又做了多年经营和管理工作，到1991年末，已任副社长五年了。正好这年前任蔡社长离休，上级就让我接替他任法人代表，负责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和朵云轩两大块的业务。

当社长后，我考虑比较多的是要做大规模，提高书画经营的能绩。恰巧想发展就来了机遇。1991年的冬季，香港九华堂堂主刘先生来上海找我。他告诉我，香港的文物经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佳士得、苏富比进入香港以后，引进了英国式拍卖，做得有声有色，吸引了高端的文物和客户。又告诉我，当地几位华人实业家已创办了一家华资拍卖公司永成，他们擅长古玩，对书画比较陌生，希望与朵云轩合作，强强联手，创出自己的品牌。

我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商机，就和刘老板进行了深谈。当时，感到对方要求并不高，只要提供几十张书画，就可以促成合作，很快就和香港永成公司签了合同。

当时，我们配发了一批书画，均是国家允许出口的，也是门口常卖的，发给了永成。包括吴昌硕、吴湖帆、溥儒、齐白石、任伯年等的作品。不久，收到了永成制作的拍卖图录，封面做得很气派。图录上，拍卖时间定在1992年4月26日(周日)，上报我等三人去香港却迟迟批不下来。当时，我已不抱希望，然而好像是4月23日，荣宝斋副总经理米景扬先生来电，说外交部通知荣宝斋，签证出来了，真是喜从天降！

我和薛锦清、张志成次日加办了通行证，订了机票，赶去香港。4月26日10点30分，拍卖在海港殿举行，这也是我生平参加的第一次拍卖。永成的拍卖场面不像我们朵云轩在内地的气氛那么热烈，但也拍出了一些高潮。最高价为318号拍品高奇峰《猴子图》，65cm×134cm，估价35万，成交82.5万港元，这在当时已是令人惊奇的天价了。

和永成的拍卖一直持续到1993年秋，前后共举办了四场。回沪以后，我们根据香港的行情，进一步调整了思路，9月27日秋季拍卖的货源更适销对路。所以取得了不凡的拍绩，总成交超过了1000万港元。在香港的拍卖，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国际最先进的艺术品经营方式，在国内同行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从这里我也懂得了艺术品的想象空间。

林一平：

初入艺海创上海文物艺术品首拍

1990年我们受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委托，处理一刑事案件案犯的贼物。该案犯喜好收藏，有几百件古玩及艺术品。于是，按当时的处理程序，剩下连文物商店都不要的、本归旧货商店处理的物品，按当时罚没物资送拍卖行的要求处理。等我们按程式登公告、做展示，将要拍卖前夕，有关部门以涉及超限文物为由，一纸通知要求取消拍卖。当时，我想我们程式合法加之年少气盛，决定不予理睬，准备拍卖。怎料，一级级压下来，于是我只好和同事们在1990年的11月24日拍卖当天站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小剧场向众多神情茫然、怒气冲冲的竞买人打招呼、发钞票。“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5元的拍卖门票，退还10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1992年4月25日那场全市轰动的BP机吉祥号码拍卖后，我们上海拍卖行声名鹊起，加之当时文物政策在邓小平通知南巡讲话之后，也出现了些许松动。于是我在公司业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迅速统一了思想，决定组织好这次拍卖会。

果然如是，拍卖前两天前来看样、咨询的人就已经络绎不绝。他们对于这首场“艺拍”充满热情、对于那些文物艺术品如数家珍。不过还是有不少收藏人士对于1990年的那次取消拍卖还心有余悸，著名书法家洪丕谟先生就问我：“你们不会又取消拍卖吧？”这一问既让我哭笑不得，又倍感欣喜，毕竟我们上拍还是让这些收藏人士印象深刻的。

1992年6月6日下午1时30分，我站在上海水晶宫娱乐总会三楼宴会厅的拍卖台上，望着台下两百多竞拍者，心潮澎湃。一时四十分，拍卖开始。场内号牌此起彼伏、竞价激烈。一幅朱屹瞻的扇面从四十元起拍，经过激烈争夺直至两千元方才落槌的景象，至今仍为当时在场的著名邮票收藏家唐无忌先生所称道。当时有位手持150号号牌的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广东小姐一人竞得了许多标的后，对媒体说：“第一场拍卖，肯定有专家来，他们竞争的东西，我就一定要拍下来。”其流露的投资收藏意识和竞买窍门着实令人难忘。

最后，整场拍卖会以成交率74%的结果落下了上海恢复拍卖后的首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的帷幕。

俞璟璐：

《艺术女神》开创装饰公共建筑先例

1997年，我担任丁绍光艺术发展公司副总裁。负责第一届上海艺术博览会的钱建群先生希望我们支持第一届上海艺术博览会。我和经理尤一平商量，决定以次契机到上海推广丁先生的艺术。在我们到达上海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的第二天，时任公司经理的尤一平先生谈到上海大剧院由于经费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画家制作壁画。我听后，立即敏感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据我对丁先生气度和对祖国感情的了解，我觉得此事有操作的可能。所以，我马上就与丁先生商量。

为了说服他，也为了了解大剧院，我们三人特地坐了辆车从延安路高架上缓缓驶过，远眺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大剧院。我们的心被打动了，这座建筑太美了，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记得丁先生在车上就说：“璟璐，你去联系一下，我愿意画。”后来在联系中，丁先生又再一次明确表示：“我成本费也不要，我一分钱也不要。”

丁绍光为大剧院创作和捐赠壁画的效应是空前的。《艺术女神》首先开创了上海公共建筑中以巨幅的作品装饰建筑物的先例。丁绍光拼搏了二十六个昼夜，以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精力与热情，创作了巨型壁画《艺术女神》，他对上海的感情、爱心和慷慨大度都呈现在这幅巨作精品中了。当时我特地赶到丁先生贝弗利山庄的住所和创作的大宅，拍摄了他创作时的资料。看到他冒着酷热，匍匐在地上创作，我十分感动。汗水渗透了他的T恤，他满脸都是汗水，累了，坐一会，抽一支烟，喝一口水。为了观看大画的效果，他还需不时地登上梯子。我真的有点心疼。我问丁先生：“累吧？”他回答：“璟璐，这张画，我拼了。”

当巨作终于完成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欢呼了。丁绍光的慷慨捐赠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风气：以艺术家的公益行为显示出他的社会责任心。从此，公共艺术的概念也借助《艺术女神》广泛地传播了出去，渐渐进入了政府官员、普通百姓和艺术家的意识中。

龚相慈：

一盒磁带换取关老一幅武剧图原作

我从小喜欢画画，有一天，我看到了关良的戏曲人物画，我好像尝到从未遇到的美味，其兴奋超出我孩童时代第一次尝到苹果和第一次尝到巧克力的感觉，那种美好的、永不忘却的记忆是因为其独到的、清新的和高雅的味道深入人心灵，我开始想，画这样画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从此我开始默默留意着关良的一切消息。过去没有网路，搜集资料只能从书架到阅览室。我关注到一个细节，说的是关良在迷上小提琴之后，最倾心的乐曲是萨拉萨蔕的《流浪者之歌》（又译《吉普赛之歌》），看到这一细节，我突然悟出，我所喜欢的关良画中的那些人物都有着乐曲中所描写的那个热情奔放又忧郁缠绵，华丽而煽情的流浪者形象的基因。同时，我似乎也找到了我喜欢关良艺术的原因。

有朋友送我一套中央乐团的内部参考资料录音磁带，我眼前一亮，其中有一盒小提琴曲，封底表示的曲目我看到了萨氏的《吉普赛之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把这盒磁带送给关良老画家。如果我向他提出换他一幅戏曲人物画也许他能同意？

迫不及待，找了一个去上海的机会，但到上海之后，听画界的朋友说关老因青光眼手术住院，我因此安慰自己，远道而来，争取机会去慰问一下，把音乐送给他，让他老人家高兴，其他就随缘了。选了一个天晴的日子，在番禺路，我们找到了关老的家。

不费劲门开了。刚刚坐下，我就直奔主题，我走到关老面前，双手把那盒磁带递给关老说：“这里有萨拉萨蔕的《吉普赛之歌》小提琴曲，中央乐团翻录的国外音乐资料，我知道您一直很喜欢这首乐曲……”关老眼睛瞪得大大的，左手开始来回捉捏左右两边的口袋。我说：“关老，您别急，我这盒磁带是专门带来送给您的，您留着慢慢听！”我一口气接着往下说：“我从少年时代，上初中时就很喜欢您的画……”

“你最喜欢我什么样的画啊？”老人非常善解人意，他没让我往下讲，似乎是怕把事情做俗了，他反而问起我来。”

“我最喜欢有花脸的那种！”我则顺着杆子爬上去。

“哦！武剧图，我就给你画一幅武剧图。”关老答应得很爽快，“但是你们要在上海住几天啊？”

“我们已经来了几天了，明天晚上的火车就回福建。但是不急，我带一本册页来，放在关老这里，什么时候方便你就画，我下回来上海再取。”

关老随手翻了一下册页，认真地对我说：“你明天中午来取，我年纪大了，答应你，就得马上做！”我深度感动，不知说什么好，周围的人也被感动，大家互看点头。这时候我注意到关家墙上所挂的画，都是放大的戏曲人物画的彩色照片，原作已经很难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