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通往一九一一年的动荡之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序言

刘香成：通往一九一一年的动荡之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

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

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

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

本书则用摄影来全面“视觉”描述，

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清朝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 S. 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该条约提出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曾留学美国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哪有帝国主义？”1尽管当时他为此饱受抨击，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邓小平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营养，胡适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大陆日渐复兴。真相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许长期以来都与西方通常叙述中的中国格格不入。将20世纪90年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理由归结为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或民族屈辱感，则失之简单2。

中国对《凡尔赛和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3。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S226;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4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影集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末代皇帝，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为了从当代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我邀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黄克武和张海鹏三位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1911年的革命。通过寻本溯源，他们的观点将帮助我们思考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以及对百年后中国人的意义。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影像档案。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5，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枭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6。 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7。

18世纪，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作出有利于多明我教会的裁决，否决了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教会提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实践是偶像崇拜，一切对圣贤或祖宗的虔敬行为与崇拜魔鬼无异。两个世纪前，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仁在有教养的儒者身上发现“共生”关系，提出对帝王或祖先的崇拜并非与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8。

法国汉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的观点很敏锐。他写道，从早期耶稣会士、伏尔泰式的法国哲学家或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等人著作的棱镜中看中国就如同见到海市蜃楼。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为法国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思考法国时局的理想模型。后者批评法国朝廷为古代政权，“效忠国王”（法国宫廷官员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们也将这一概念安放在中国头上，尽管大部分法国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熟悉那里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他们从耶稣会士的中国游记中提炼出一套先进的官僚体制，也是由宫廷官员侍奉皇帝，但这些中国官员忠诚且机敏。

于是，中国艺术风格在欧洲宫廷中流行开来9。关于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情况，利玛窦的著录10与最新一部赛珍珠传记中的描绘大相径庭11。据后者所述，赛珍珠之父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在江苏和安徽农村待了10年，“据他自己计算，共使10个人皈依”。利玛窦努力使精英官员改信基督教，而之后的外国传教士则在穷苦人中传教。

19世纪晚期，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经海路抵达中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苏伊士公司及其商业代表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为到1500年时欧洲的几大未来帝国握有全世界10%的领土，创造出40%多的财富；而到1913年帝国时代臻于顶峰时，西方控制了全世界60%的领土，共创造出全球80%的财富12。

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 Smith）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他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说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温说得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170多年来数代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羞。这是需要纠正的。”13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马噶尔尼勋爵（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那段历史的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一位英国记者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此举无疑是为了政治更正确14。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1904年，年轻的法国医生维克多-塞加朗（Victor Segalen）驶向远东，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度过了不寻常的14年，其间写下《论异国情调》（1951年）一书。在书中，他说“异国情调是差异性的证明”，人总是容易被所有“异国、意外、奇异、神秘等”的东西吸引，“一切都是‘另一个’”15。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介绍米奇&S226;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摄影作品（史泰德2006年出版）的书中说道，异国情调是无知的一种类型，因此带来莫名的震撼。进而，“摄影具有文本记录的真实功能，既承载了异国情调，也部分地将其瓦解”16。

在后现代世界，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州、上海、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的照片。

读者朋友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种风格化照片的范例。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中国艺术史学家巫鸿对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1839—1899，其作品见本书78—87页）的大量照片说明作了巧妙的解构。米勒在摄影棚里聘用一些中国人做“演员”，一会儿扮成满族人，一会儿扮成汉族人17。在这些男性旁边，还有一位女性一下扮演妻子，一下又成了妾。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注解，给人以满族人或汉族人正襟危坐拍照的错觉，其实很明显是同一中国人穿了不同官阶的清代朝服。

通过这些照片，本书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我也引用了其中一些作为资料，本书则用影像来全面“视觉”描述，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如今，在评价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仅限于谈论其消极方面18。诸如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849》等书中都提到“帝国主义”的积极影响，例如引入排水系统、城市规划、铁路网络和海关系统等民生成就19。

不论是在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还是在馆藏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尔图书馆，抑或是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蓝色影集供我观看，我都深深为之触动。特别是看到这些照片保存完好，还有了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处理掉。同样，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到了当成废品出售的中国著名摄影家的照片。这其中有些“废品”日后出现在中国的拍卖行，还引起过诉讼与反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边大兴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将其丢进垃圾箱中。

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中国文化遗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馆手中，急于买回文物的做法却似乎只是拖延并加重了国人尚很普遍的“受伤害感”，不论他们是否赞同官方定义的“爱国主义教育”。花费近九千万人民币在拍卖会上拍得圆明园宫殿装饰用的一批兽首便是一例20。每一件从中国“掠走”的文物出现在拍卖会上，都说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还握有难以计数的文物。心理学家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W. Schooler）认为人的大脑分割不同的信息给左右脑—左脑用图像思考，右脑用语言思考；还有一些本能记忆，起源是文化的而非全然科学的。21

本书希望通过展现1911年前后看得见的历史，让文字与图像都能出现在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素来对“东方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外交事务评论人理查德&S226;卡根（Richard Kagan），在新近一篇题为《多重的中国，多重的美国》（Multiple Chinas, Multiple Americas）的文章中写道：

作为教师，我们每天都面对不恰当的对比、套路化的描述、过度的恐惧、对事实有选择的雕琢以及泛泛之言所带来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发现”中国所用的范式仍然左右我们的观念。泾渭分明的是，一些人积极地看待其中国经验，愿意访问中国，帮助中国发展； 而另一些人则视中国为威胁。作为教师和公民，我们应当远离盲目憎恶和过度夸赞这两个极端。22

中美重新打开外交大门40周年之际，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中说道，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23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出版后记

摄影术是晚近科技发展的产物，因此视觉文献在历史研究中始终不曾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正如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雷颐先生所言，“自摄影术发明以来，影像就渐渐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以图证史，图文互证，相互阐释，历史越来越丰富、真实、生动”，视觉影像对还原、修复历史记忆的作用，经常是文字和实物所难以企及的，即使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作品——画册中亦收录有此类作品——也直观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中某些最真实的存在和念头。

这恰是出版者所孜孜以求的。我们倡导一种真诚低调的历史观，对历史秉持最基本的客观公正态度，不做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不充当历史的仲裁人，出版人的本分即在于以出版物为平台，真实呈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色人物和光谱，呈现不同人群之间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历史阐释。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版品能尽可能长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仅此足已。

首部反映晚清民初的大型历史画册《壹玖壹壹》是后浪出版公司继《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2010）后，与刘香成先生共同努力的又一次合作。此次，刘香成先生遍访全球，动用可观资源从散存于世界各公共展馆、私人藏品、大学研究所和通讯社等机构中的上万件弥足珍贵的影像作品中遴选出千余，对近代中国影像档案（即所谓“ 老照片”）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细致的综合整理、分类和研究，最终又从千余图片中精选出四百余张终汇聚成册。

《壹玖壹壹》取客观中立之立场，以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为线索，力图全方位真实重现1860—1928年这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新旧交替时期，不带私情却又饱含感情——不因党派、民族、宗教等的分野而做出道德评价，相反，对其努力抱持慷慨的认同，对其先天不足怀有克制的同情，对西方列强带来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的改观给予恰如其分的展现。尽力做到没有对哪个集团的特别偏爱，也尽量避免对哪股势力的简单贬低。于是，我们看到新式交通工具亮闪闪的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也看到传统运输工具——毛驴儿，依旧是旅人往来行走的重要交通媒介；我们看到身首异处的行刑场面，也看到沙俄占领下的大连市大兴土木，呈现出西方城市的面貌，看到教会为改变女子的社会地位所作出的努力……

与以往只是单镜头“老照片”的简单合集不同，本书更像是一部综合的纸上历史纪录片，依次呈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武昌起义、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细节，第一次以视觉影像的形式直观而立体地呈现了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刘香成先生所说，“我希望这本影像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后浪出版公司与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袂，面向全球华人读者同步推出中文简体、繁体版（分香港及台湾版）。本书从策划开始，就得到北京歌华集团及王建琪董事长的大力支持，歌华旗下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策划的同步展览更是在大陆及香港的十余个城市同步展开。一本书三个版本、两岸三地跨海合作，实为难得一见的出版界盛事，尤其是以此形式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同步展览，更是海内外媒体、出版、艺术和学术界的首度尝试，短期之内恐难有此机缘再促成这样的事。

如此巨大的一个出版项目凝聚了太多人的辛劳，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各方的支持和帮助。除了前面的致谢所提及外，出版者还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林道群先生，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郝明义先生、韩秀玫女士对本书给予的极大关注和重要建议；香港牡丹花版权代理公司尤小茜（Marysia Juszczakiewicz）女士对本书国际版所做的努力；还有很多很多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的同仁与朋友，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周锡瑞

一九一一：从大清帝国到一个世纪的革命

从20世纪开始，

进步的知识分子便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带来的失望与失败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

反而使他们相信革命还不够彻底。

因此，1911年标志着中国踏上革命之路……

中国伴随着这份遗产，挣扎前行。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开启了不断打破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革命。辛亥革命意义非凡，因为它结束了世界历史上最长久的帝国官僚体制。尽管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能永持“天命”，帝国制度却在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在过去数千年里，经科举选拔并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组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使得中国成为高效专制政府的典范。关外的满族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9世纪末期，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日显无能，汉人精英开始将中国的失败归咎于满人的统治。1911年间对满人公开的不满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他们成功地建立了革命同盟，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合二为一。

虽然从1911年看，清朝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面前，显得孱弱、腐败和低效；但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审视，清朝算得上是中国最伟大和最成功的王朝。清朝于1644年迅猛建立起全国性政权，接着又在1673—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此后给中国带来持续和平与繁荣近两个世纪之久。长期繁荣最明显的标志是，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增长2倍，达4.3亿。由于新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从美洲传入，勤劳的中国农民得以在贫瘠的山地上开荒种植。国家也建立起粮食储备系统，以应对旱涝带来的饥荒。精明强干的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要求全国各地定期向中央报告谷物价格，以便监控。他的儿子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采取重大的财政改革（摊丁入亩与火耗归公），使得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在长期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能维持较低的赋税，且有预算盈余。

康、雍、乾时代，清朝疆域在北方和西部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从此奠定了中国今日的大部分版图。最先融入的是蒙古地区。蒙古族很早就与满族结盟，骁勇的蒙古骑兵被编入八旗军，参与征服明朝的战争。清朝统治者与蒙古贵族通婚，扶持蒙古人崇信的藏传佛教，在承德避暑山庄仿建拉萨布达拉宫，还在北京修建了一座大型喇嘛寺雍和宫。清廷对藏传佛教的扶持也促进了西藏地区的融入，确立了清朝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向清政府纳贡。18世纪，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新疆地区也被纳入清朝治下。经过以上措施，清朝的领土面积翻了一番。

作为征服者，康、雍、乾有意保留满人独特的习俗和身份。八旗军及其家属占据了北京内城，并在各省战略要地修建了聚居区。他们不得与汉人通婚，也不允许女人缠足。皇帝对去满族化十分警惕，刻意保留满洲之道，包括讲满语、练习骑射以及保持传统的尚武精神和节俭的生活方式。在官僚体系的上层，中央各部建立起一套平衡满汉官员的双重领导制，而满族和蒙古族则在各自的边疆地区独揽大权。到清朝末年，由于久居内地，满族和汉族的文化界线已不那么明显。满人忘了满语，说着和城里邻人一样的汉语。他们的军事技能退化了，并在卫戍驻地的满城内修筑庙宇，尊三国大将关公为“武圣”。不过还是有一些特权保留下来，例如满人犯法可以不受肉刑或地方衙门的审判，更容易得到官职，即便在军事上毫无建树也可以旱涝保收地领饷。

保持满族的身份认同只不过是清朝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汉人的治理方式：保留了传统的科举制度，挑选有能力的汉族文人进入官僚系统；从唐朝中期延续下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度没有改变；从事地方管理的县官多由汉人担任，推行的律例则以《大明律》为蓝本。通过出资编修汉人的经史子集，清朝统治者的文化身份得以强化。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留下过数不胜数的汉语诗歌和书法。这就是清朝统治的两面性：对于满族八旗子弟，皇帝坚持要他们保持“满洲之道”；对于绝大多数汉人而言，这些统治者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另一个“中国帝王”而已。1

清朝的统治在两个世纪里运行得相当好。帝国上下一片和平，人口增长有条不紊，城市商业兴旺发达。耶稣会士是当时唯一在中国的欧洲人，对满清的统治赞不绝口，以至于伏尔泰看了他们的报告，对启蒙时代的学者说，“中华帝国的宪法乃世界最佳”2。西欧上流社会追捧中国风格的饰品，他们在架子上摆满了精美的中国瓷器，身上穿着中国丝绸。到19世纪，欧洲人得知中国市场广阔，就设法令其开放，以便将工业革命的产品卖到中国。英国人占了先机，试图通过鸦片来平衡进口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导致的贸易逆差，结果遭到中国人的阻拦，于是发动了鸦片战争。

这时的八旗士兵早已习惯驻防区内多年的安稳生活而战斗力退化。即便他们仍然像从前一样骁勇善战，骑马射箭也难以抵挡欧洲人的火炮长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引发了一连串军事灾难：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焚毁圆明园；接着便是1884—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因此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港口，将其中一部分土地作为租界置于外国领事管辖之下，并允许传教士在内地传教、享有治外法权且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藩属国越南和朝鲜的精英原先书写汉字，研读中国典籍，效仿中国的管理模式，因此两国形成了中国周围的缓冲地带。如今，越朝两国分别沦为法国和日本的殖民地。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之后，丧失了对时已设省的台湾岛的控制权。曾经强大的清王朝成了“东亚病夫”。

清朝一方面忙于抵御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一方面疲于应对一系列极具破坏力的内乱。其中最严重的当属由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除了基督教神学理论之外，这场运动还掺杂了汉族对满族统治的深仇大恨。太平天国盘踞南京和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达十年之久，直到1864年覆灭。其他一些内乱，如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捻军起义以及西部的回民起义，则一直持续到1877年。据估计，内乱造成50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死于两方屠杀之中。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村庄被焚毁和劫掠，人烟变得稀少。清朝最终依靠乡绅组织的团练和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力量才挺过难关，但这也使清政府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汉族地方官员。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日本的高等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佛教经典以及书面用字，大部分来自中国。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现了军事近代化、新产业发展、教育普及，并采用君主立宪制，使天皇的子民参与政治进程。日本的陆海军迅速击溃中国军队之后，形势变得明朗：中国若要生存，也必须改革。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获得修建铁路和采矿的特权，被很多人视为“瓜分中国”的前奏， 加速了中国改革的必要性。

然而，改革之路并不平坦，愈到终点愈发曲折。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身边一群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改革派提出了抱负远大的改革计划，涵盖教育、银行、工业、商业、军事和帝国政治体制各方面。但慈禧太后集结保守势力，阻碍改革。19世纪60年代以来，慈禧于同、光两朝垂帘听政，一直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1898年，慈禧又重掌大权，将光绪皇帝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此举得到最保守的满族亲贵拥护，尔后官方又支持了席卷中国北方的狂热排外运动—义和团。拳民将武术和民间信仰的“降神附体” 结合起来，许诺信众在现代武器面前能够刀枪不入。他们最初的攻击目标是中国教民，因为不少教民倚仗外国传教士的势力在民教争端中占了便宜。1900年的华北大旱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拳民向北京开进。此时，清廷保守的满族亲贵则希望借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洋人。由于清政府的介入，这场危机很快升级为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全面战争。

结果毋庸置疑是灾难性的。列强组织起八国联军，解救被围困的各国驻京使馆，镇压拳民，惩戒清廷。同时，拳民在北京攻击教民，也造成了可怕的间接损失。6月中旬，拳民开始焚烧教民的财产，但原本打算将火势限制在教民房屋的法术未能奏效，大火将北京前门一带的商业区焚毁殆尽。8月，联军抵达北京，实施报复，劫掠了紫禁城和亲王王府。他们还当众处死被指控的拳民，让观看死刑的民众排列整齐，以便外国摄影师取景。清廷“西狩”，逃至古都西安，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约定支付总计4.5亿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岁入的4倍。

尽管有许多人同情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但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却意识到，依靠拳民的所谓法术根本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清廷中支持拳民的主要是保守的满族亲王和朝臣；而拳民闹得最凶的北方省份，也无一例外是由满人担任总督或巡抚。相比之下，控制华南和华中的汉族督抚，则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在清朝政治体系内，满族与汉族的全面紧张关系此时初露端倪。华中一位英国外交官在谈到张之洞曾毫不掩饰对他透露自己的失望时说：“他和我认识的所有汉族官员一样憎恨满族人，因为后者对中国紧抓不放、坐吃山空，同时也因为他们不论是否胜任却都能被荒唐地擢升。”3

对满族统治者的憎恶在民众中传播得更为广泛，尤其是在南方，秘密会社的反满活动已有时日，且相当活跃。留日的学生中，反满刊物十分流行，清政府却无计可施。1905年，年轻激进派邹容死于上海的监狱，所著《革命军》成为青年学生广为诵读的小册子。他曾大声疾呼：“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为何而革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4这番话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成百上千的激进出版物中引起强烈反响。

清廷在最后十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改革，称为“新政”。这既是为了回应青年中广泛流传的激进思想，也是因为掌权的官员认识到中国的政体、经济、军事和社会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影响极坏的庚子事变敲响了警钟，慈禧太后开始呼吁各方提出改革建议。列强要求流放或处死朝中最保守分子作为惩戒，由于这些人的剔除，改革变得相对容易。之后的几年里，传统科举被废除，代之以现代学校的新式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模仿日本，教授更实用、更通行世界的课程—除了必要的汉语、典籍和历史基础课程之外，加入了数学、科学、世界历史、地理和军事技能。军事系统也得到彻底改革，每省都训练“新军”，装备以现代的制服和武器，并采用现代的操练和后勤。国难当头，出版界和学校均倡导“尚武”精神，精英家庭的子弟则投笔从戎。对于长期崇尚以儒家“温良恭俭让”为美德的国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转变。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年轻士兵在制服、姿势、体态各个方面与此前清朝官兵长袍阔袖、肩膀耷拉的形象反差巨大。

20世纪早期，这种变化随处可见，尤其在中国东部沿海或沿江城市中。城市道路铺了砖，人力车兴旺起来。不久之后有轨电车也出现了。穿着新式制服的警察维持治安，执行卫生监管，向商店收税。有了街灯之后，商业活动延长到夜间，百货商场成为新的商业街区中最吸引人的地方。政府扶植建立商会，对新式工业—特别是纺织、钢铁和采矿业—提供贷款和免税优惠。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建设铁路的时期。此前官员曾抗拒这种新式交通工具，担心它会让马车夫和船夫丢掉饭碗，便于外国军队侵入中国内地。从今日的标准看，上述成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铁路线毕竟将北京、上海和武汉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正拼命在东北修建铁路。

最关键而剧烈的变革发生在政治体制上。六部被现代意义的“部”取代，并增加了外交、交通和教育这三个极其重要的政府机构。日本取得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不仅是近代亚洲国家第一次战胜欧洲国家，更是宪政对专制的胜利。日俄战争后，新生而富有影响力的中国出版界立即大声疾呼要求进行宪政改革，他们力图启迪民智，推动开放政治体制以便让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清廷在派出的使团考察外国宪政归来后发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到1909年，已有地方参议会和省上谘议局选举。1910年，全国资政院在北京召开。这些议会虽然只备咨询，却是由受过良好教育、有名望的地方人士组成，他们积极号召加快转变到宪政政府，且颇有影响力。

正当新政改革显现进步成果之时，1908年11月，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和久居权力宝座的慈禧太后接连两天相继死去。光绪皇帝25岁的胞弟载沣接过大权，充当其子溥仪的摄政王。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无法领导改革的艰难历程。当朝廷需要有决断力的领袖时，他犹豫不决；当形势所迫需要灵活处理时，他又顽固不化。1907年，满族巡抚恩铭遭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之后，要求取消满汉分别的呼声如潮水般涌现。这些要求包括解散八旗军，取消对满族人担任官员的优待，改革婚姻习俗，鼓励满汉通婚，不再要求男性剃发梳辫。辫子是满族强加于汉族最明显的习俗，被外国人嘲笑为“猪尾”，身在国外的中国激进派常以欧式短发表示抗议。慈禧太后曾支持上述改革建议，但载沣掌权后却未能压制礼部的保守派以推进改革，而礼部正是负责制定满汉习俗融合细节的。5

载沣在消除满族特权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瞻前顾后，但他在把汉人排除权力核心时却不遗余力、战果累累。其中，最有力的挑战来自袁世凯。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领导军事改革，北洋军绝大部分军官都是他的部下。消除袁世凯及其他官员的威胁之后，清廷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来自谘议局和资政院，两者均是改革和立宪的产物。1909—1910年，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领袖组织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请愿得到新兴出版界、商界、教育界的广泛赞同，海外的华商也发来电报予以支持。然而，载沣拒绝所有的请愿要求，与这些实力派政治人群渐行渐远。

1911年春，清廷组织第一届内阁，取代了自18世纪以来给皇帝出谋划策的军机处。这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由载沣遴选的内阁成员中有8位满人、1位蒙古人和4位汉人。由于来自皇族成员甚多，人们将其称为“皇族内阁”。此举不仅让那些希望由皇族统治逐渐过渡到宪政制度的人大失所望，还将人们的不满不折不扣地集中在满人继续掌权之上。同时，载沣将若干省级铁路公司国有化，并和四国银行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由于各省绅商经营的商办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在修建铁路以推进内地运输事业和经济发展上进展不大，因此从经济角度看载沣的举动是说得过去的。但是，贷款之事激怒了民族主义者，反对贷款的抗议把四川推到公开斗争的边缘。

引燃革命之火的是一桩意外：在武汉三镇汉口租界内，革命党人接头地点的土炸弹爆炸了。俄国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将缴获的革命标语和宣传品交给中国当局。当地新军是清政府急于招募有文化的年轻人抵抗外国势力入侵的爱国武装力量，这一政策方便革命党人对新军的渗入。在武汉，革命党经过数年发展也不过几百人，但随着1911年人们对清政府希望的破灭，革命党人膨胀到数千人之多。爆炸发生后，几名革命党人被逮捕和枪决， 据说当时所有的革命党人—甚至包括所有剪辫的士兵—都会成为逮捕的目标。于是，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先发制人，兵变占领武昌，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

最初，武昌起义不过是在武汉三镇的一场兵变，由爱国青年士兵被迫发动，但却引发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模式和清晰内在逻辑的事件。在武汉，起义很快得到新军重要将领（如黎元洪）和包括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内的湖北立宪派精英的支持。这些民政军界的精英号召其他省的立宪人士加入他们的事业。随后数星期，南方诸省和北方少数省份的督抚、谘议局议长或新军军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所在省脱离清朝独立。1911年底，革命的各省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与清政府代表谈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本没有任何关系。他是1911年10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报纸上才得知消息的。但他长期以来担任同盟会在海外的领袖，从很多方面看是总统的不二人选。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逐后，孙中山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反满革命与共和政府。他曾求学于香港和檀香山，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穿西式衣服，留短发，代表着革命党人国际性的一面。不过，孙中山的同盟会面临很严重的内部分歧；他的留洋背景使他处于中国政治精英圈的边缘；最要命的是，他没有军队。事实上，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与清廷谈判退位问题，并能将总统的位置交给掌握实际权力中心的北京。

袁世凯是北京新的政治强人，他被载沣强迫以“足疾”为名“休致”，武昌起义后又被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训练最有素的军队—北洋军，并一直领导政治改革，崇尚宪政政府，所以是领导新民国的一致人选。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许诺，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他就让位。1912年2月，袁世凯迫使年幼的溥仪皇帝退位，将民国的首都迁往北京，并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民国的建立终结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这一变化的影响不应被低估。满族统治结束了，人们不再留辫子，有的自愿剪下，有的让城门口的士兵给剪下；西式服装、圆顶礼帽和皮鞋流行起来；人们打招呼时是握手而不是鞠躬。孙中山坚持在1月1日宣誓就职，为的是民国能从西历的元旦开始纪年。传统的节日虽然仍旧按照农历来过，但是城市中每周7天、周末为休息日的做法固定下来。基于职业和信仰的各种协会和新式社团大量涌现，充斥于社会公共领域，由律师、银行家、记者、学生、教师、工程师、中医师、西医师、佛教徒、基督徒、童子军、演员等组成。新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报纸，虽未必长久但充满活力。至少就民国元年来看，对新国家未来的乐观情绪和积极投入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变革的气息。6

然而，乐观的气氛没有持续多久。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普遍的反满情绪。反满将各个革命派别和立宪派联合在一起。但当清朝统治被推翻后，各派对于该如何治理中国几乎没有统一的意见。政治精英致力于宪政，认为受过教育的男性应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但巨大的分歧依然存在：新的共和国是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袁世凯一派），还是由议会领导并赋予总理大权？如何平衡中央的权威与联邦体系下的地方权力？孙中山及其同仁倾向于议会制和联邦制，于是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加了1913年的全国选举。虽然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袁世凯的支持者却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很可能成为政府总理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不久，袁世凯将国民党驱逐出议会，并在短暂的“二次革命”中击败国民党，将共和制变为总统制。

然而，袁世凯的势力并不足以真正团结全国上下。正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的多方面弱点。在革命中，一系列的省份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省级自治成为民国建立的重要政治动力。“湖南人的湖南”、“四川人的四川”不止是口号，也是真正的政治诉求。自治可以让地方政治人物担当要职，保证税收用于满足地方的需要或支持地方的发展。袁世凯虽有一套更为全国性的现代化议程，却从未能获取足够的收入来支持这个计划。最后，他希望通过恢复君主制，以便中央政府有足够大的权力从地方政府手里抽税。但由于袁世凯意在自己称帝，因此即便是在北洋军内部也缺少支持。虽然人们对民国失望不小，但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帝制时代。1916年6月6日，称帝不足三个月的袁世凯郁郁而终。

随后的军阀混战一直延续到1928年由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统一全国。这些年里，军阀政府走马灯般更换，政治动荡。同时，文化也非常活跃，期间发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白话文、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德先生与赛先生”（即科学与民主）。五四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军阀政府为获得军事贷款而将德国位于山东的租界让与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人归还山东的请求（在“一战”中，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曾向法国派遣劳工以支持协约国军队）。在爱国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眼中，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合谋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五四运动中的思想激动和爱国情绪，导致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全新的民族主义革命力量。孙中山向苏联寻求军事和财政帮助，并与政治舞台上的新星—中国共产党—结盟。这些遵循列宁主义组成的新兴政党联合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打倒北洋军阀，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1927年，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残杀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国共联合阵线因此破裂。接下来的20年里，蒋介石和毛泽东率领各自的政党和军队展开了对中国控制权的争夺，最终以1949年共产党人胜利而告终。两党和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但这并未动摇他们用革命手段复兴中国的决心。从20世纪开始，进步的知识分子便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带来的失望与失败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相信革命还不够彻底。因此，1911年标志着中国踏上革命之路，先后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以及毛泽东在1966—1976年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伴随着这份遗产，挣扎前行。

黄克武辛亥革命是怎样成功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最简单地说就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探讨辛亥年所发生的变化，必须要回到晚清的历史情境，我们如果不了解晚清七十年间对民主共和思想的引介，以及立宪派在革命爆发后对安定社会、寻求和解等方面的贡献，而只是将辛亥革命简单地看成由革命党领导的一次政治变革的话，将是非常浮面的。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输入。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传教士等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民权、自主权等观念。例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启发。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它们分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6），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选编，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论，《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狮子吼》（1905），《民报》介绍法国大革命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等宣扬女权思想著作，废科举、兴学堂各种论述，以及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等。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亡国灭种。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可以说，清末民初人们所写的日记、自传等，大概共有几百部，几乎没有人不提到阅读《天演论》的经验。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讲得很清楚，他改名为“适”就是因为严复提倡“适者生存”。当时，《天演论》带来两种不同的发展，一方面它鼓励人们积极应变图强，一部分人因而走上了激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主张“渐进”，因为天的演化是逐步变化的，这一想法与改革派的保守主张较符合。当时的立宪派，就撷取《天演论》之中的“渐进”主张，认为历史的演变必须逐渐地变，不能把老房子推翻，重新再盖，而必须慢慢调整。他们提出，应该先实施君主立宪，再实施民主共和，这和康有为所说的“春秋三世论”也是一致的。其实，康氏便是以“春秋三世论”配合西方天演的观念而提出三阶段的发展。相对来说，革命党觉得应该推翻专制，马上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以顺应世界潮流。

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嗣同是戊戌政变里被斩首的“六君子”之一，他有机会逃出北京而不走，因为他要为革命而流血，好为历史留下见证。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情操，使他所写的《仁学》传递着一种“烈士精神”。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都有影响。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要破除名教纲常。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压迫性的。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谭嗣同的想法，在清末民初引起很大反响。如清末刘师培主张“毁家”，认为：“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后来傅斯年、李大钊与熊十力都有相同的看法）；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去美国访问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他认为新国民必须要有公德、进步、自由、权利、义务、冒险、进取等观念；他又提出了尚武的思想，这些都围绕着新国民的改造。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讲的“国民性改造”。1903年，梁任公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新之义有二：一曰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任公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任公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的重要基础。黄遵宪说梁任公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以梁任公为首的立宪派主张中国应仿效英国与日本，从君主专制改变为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转变为民主共和。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与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把满洲人赶回东北或彻底消灭；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的则是君主立宪的政体，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1902—1907年间，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革命党则在1905年于东京办《民报》与之抗衡。当时的人们在阅读上述书刊之后，受其启发，而在1905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革命。一位从湖南长沙官派到日本学政治的留学生黄尊三写下了《三十年日记》。他讲述留学的过程：到东京以后，开始进入语言学校；除了读英、日文，闲暇的时候就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民报》。1905年之前，他比较同情康、梁，他说：“《新民丛报》……文字流畅，议论闳通，诚佳品也”；1905年之后，因为看了这些辩论，尤其是《民报》上的很多文章后，转而支持革命。1905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上写道：“《民报》为宋遁初、汪精卫等所创办，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此一个案具有实际上的指标性意义。亦即1905年之后和黄尊三一样，从支持改革转向肯定革命的留日学生，为数不少。

总之，在晚清革命与立宪的各种书刊宣传之下，人们鼓起勇气参加革命，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中国引入了新的时代。就辛亥革命的事件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这些书刊所发挥思想动员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宰制，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围绕着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却忽略了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如湖南的华兴会与浙江的光复会及立宪派的角色。国民党透过教育与宣传机制强调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兴中会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历十一次革命，前仆后继终于建立民国。

共产党的史观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接续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带来了民主与科学，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认继承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遗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国共双方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都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

过去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意识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张朋园先生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兴中会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参与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转折点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支持。

张朋园先生指出梁任公笔端常带感情的那支笔，尤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梁任公的鼓吹，立宪思想的影响由海外回向国内，连清廷都准备开国会，预备九年后实施立宪，后遭抗议而改为五年。这些晚清官员立宪思想的渊源，主要是康、梁等人的著作。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中指出，梁任公在三十一岁之后转而推动立宪，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梁氏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更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证之于中国百年来革命之历史，梁氏无异一先知。”

其后，张朋园先生又出版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在此之前少有人仔细研究立宪派，以及辛亥革命与立宪派之间的关系。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先生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该书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

汪荣祖先生对于江苏地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立宪派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苏省是第一个响应且宣布独立的省份。谁宣布独立的？不是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而是张謇这一批立宪派人士。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为什么要宣布独立？不是因为他们支持革命党的革命理念，相反，这些人非常怕革命党。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保。因为辛亥革命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其根源要追溯到晚清的一些重要变化：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中国东南一带人口锐减，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环，就是地方士绅为了维护治安而慢慢地掌握了地方上的权力。由于晚清有相当多的赔款，特别是《辛丑条约》，赔了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几乎是一人赔一两。这样的巨额赔款直接就摊派到各省，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很大负担。民间生活因此更形困顿，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流民。换言之，清末财政困境使许多人生活极不稳定。这些人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不自觉成为革命军的基础，而有的就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通过江苏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这些士绅宣布独立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可以依赖自己的力量保障身家性命，这才是他们宣布独立最根本的原因。至于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宣布独立，是因为自太平天国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地方上长期经营。他们不但有经济上的实力，甚至握有武力。以张謇为例，他在清末所做的建设工作相当不得了。他有一整套地方建设的构想，包括实业、教育、慈善、政治等方面，还请荷兰专家协助开发海埔新生地，盖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等。夸张一点说，张謇可谓当地的“土皇帝”。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就已是地方实力人物，透过参与政治进入谘议局、资政院，成为地方议会的领袖。由于这些立宪派人士担心革命后的社会动荡，起而自保，革命才会成功。因此，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士绅支持之后，各地响应所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努力下才获得成功的。

辛亥革命并不像国民党所说的完全由革命党所主导；也不像有些中共史家所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有长期的思想酝酿过程，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参与进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话表示：革命成功乃汇集各种势力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了成功。民国之后，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与挫折，亦部分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体制受到的第一次挑战是袁世凯的帝制，他邀约支持者组织筹安会，宣扬“君宪救国”。此举遭到国内强力的反对，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反袁力量是云南组织的护国军。此一讨袁行动结合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云贵军人，以梁启超、蔡锷为首的进步党人与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反袁势力逐步扩大，得到各地的响应，列强亦对袁提出警告。袁世凯此时迫于内外压力，只好结束帝制，从此一病不起。之后，虽陆续有溥仪复辟、国民党拟推行法西斯主义等历史逆流，然民国理想已稳固确立，专制一去不返，民主共和成为国人至今仍努力追寻的目标。